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文本量化研究_李沐妍.pdf

档案学基础理论ARCHIVAL BASIC THEORY-55-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李沐妍 谢鹏鑫 李欣欣（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摘 要：数字档案馆建设是我国档案信息化和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开展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政策研究，能发现当前相关政策工具的应用问题，进而助力数字档案馆高质量发展。选取 170 份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文件为样本，通过搭建政策分析框架，对样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工具更加偏好管理业务优化、利用服务升级这两方面，同时存在政策体系结构失衡的问题。根据分析结果，就促进政策工具结构的合理优化、强化档案安全体系的政策部署、加强技术应用创新的政策支持、完善利用服务的配套政策等方面提出建议。关键词：数字档案馆；政策工具；量化分析；档案事业发展中图分类号：G27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5-9652(2022)04-0055-0090 引言数字档案馆建设，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中加快推进档案信息化和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目前，中央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针对数字档案馆建设已出台众多相关政策。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档案数据化态势愈发明显，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档案馆的建设要求也在不断更新。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档案资源数字转型，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数字档案馆建设中的应用，推动数字档案馆建设优化升级。1 2021 年 12 月全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推进会召开，会上部署了“十四五”时期全国数字档案馆建设的重点任务，提出在基础设施、应用系统、档案数字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利用服务等方面加大建设和实施力度。2当前学界对数字档案馆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档案馆及相关概念、数字档案馆建设方法与发展模式、数字档案馆利用服务、数字档案馆与相关技术应用、数字档案馆实践案例等方面，重点关注档案利用服务中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与数字档案馆的融合发展。相较而言，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对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进行定量系统分析的研究极少。然而，政策工具的应用和对政策体系的分析在档案学研究领域已是较为常见的研究思路，例如在档案事业政策演变3、民生档案管理4、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5等方面，均有学者对相关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基于此，为了解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的现状，对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进行量化研究，本文以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相关的政策文本为研究依据，从政策工具视角，利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对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政策文本进行定量研究，以期总结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的特点，提出完善政策的针对性*【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档案资源建设及平台研发”（项目编号：2021-X-60）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简介】李沐妍（1995-）,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档案与现代技术；谢鹏鑫（2000-），男，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档案馆建设；李欣欣（1998-），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智慧档案馆。2022 年第 4 期 总第 264 期-56-SHANXI ARCHIVES建议，助力于全方位、高质量地加速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1 研究设计1.1 数据来源本研究以“数字档案馆”为检索词，在北大法宝、法信等数据库平台进行全文检索，并从国家档案局网站补充采集未被数据库收录的政策文本，共采集到政策文本 539 篇。为确保样本数据的准确性、代表性和针对性，按照以下原则对政策文献进行筛选：一是选取中央、省级、直辖市现行有效的政策文本，删除由中央或省级的政策文本内容修改而来的地方政策文件；二是依据本文研究主题与政策文本具体内容，选择与本文研究内容有直接关联性的政策文件；三是剔除服务清单目录、公布项目或成果审核结果等程序性文件。经过筛选，截止到 2022 年 4 月 13 日，最终保留有效政策文本共 170 份。1.2 分析框架政策工具是政策制定主体为达成既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一系列方法、技术和手段6，对政策目标的实现与公共服务能力的建设而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工具，即数字档案馆建设过程中出台的相关政策，因此本文对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工具的研究，就是对数字档案馆建设相关政策的研究。本文拟从 X 维度（基本政策工具）和 Y 维度（数字档案馆建设方向）构建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内对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的政策聚焦程度等进行量化分析。1.2.1 X 维度：基本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研究的基础是根据研究问题合理分类政策工具，并据此设计政策内容量化分析的框架7。本研究采取 Rothwell 等人的观点，根据政策工具影响层面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三种类型8。不同的政策工具起到不同的作用，供给型政策工具推动数字档案馆建设，环境型政策工具引导数字档案馆建设，需求型政策工具拉动数字档案馆建设，这些政策工具最终都促进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1）供给型政策工具一般是指政府通过改善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推动数字档案馆建设发展。根据要素的不同可以细分为资金投入、人力组织、技术支撑、基础设施。（2）环境型政策工具一般是指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制度标准等方式，影响数字档案馆的外在环境，引导数字档案馆建设发展。根据要素的不同可以细分为目标规划、制度标准、方案策略、社会监管。（3）需求型政策工具一般是指政府通过吸纳社会力量与其他政府部门，减少数字档案馆建设工作的不确定性，并拉动数字档案馆建设发展。根据要素的不同可以细分为社会参与、政府协作。1.2.2 Y 维度：数字档案馆建设方向X 维度以政策工具类别划分为落脚点，聚焦数字档案馆建设发展的政策结构，尚未深入研究具体的政策文本内容。为了深入了解现有政策文献背后的深层规律，需要围绕数字档案馆建设方向设计 Y 维度，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详细分析。本研究根据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9与 2021 年全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推进会所明确的加大数字档案馆建设和实施力度的几个方面，即“基础设施、应用系统、档案数字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利用服务”10，将数字档案馆建设方向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管理业务优化，主要指优化电子文件接收采集、分类组织、归档储存等业务活动。（2）利用服务升级，主要指研究并实施数字档案馆利用服务方案、提高数字档案利用服务效能等业务活动。（3）馆藏资源建设，主要指进一步开展传统载体数字化、电子文件归档、专题数据库建设等业务活动。（4）档案安全保障，主要指制定数字档案馆安全保密体系、完善安全保障设施等业务活动。1.2.3 基于 X-Y 维度的分析框架综合上述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的 X 维度和 Y 维度，构建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分析的二维框架，档案学基础理论ARCHIVAL BASIC THEORY-57-如图 1 所示。图 1 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分析二维框架1.3 政策文本编码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分析以政策条款为最小分析单元，按照“文本编号-政策条款”的编码方式，对 170 份有效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共得到 290 个分析单元，当单一条款对应多个分析内容时，使用同一分析单元编号，具体编码过程如表 1 所示。根据条款具体内容，各分析单元分别对应一个或多个主题。表 1 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编码表政策编号政策名称政策文本分析单元分析单元编号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2020 修订)第四十条 档案馆负责档案数字资源的收集、保存和提供利用。有条件的档案馆应当建设数字档案馆。1-1.6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关于发布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的通知1.总体要求1.4 建设内容（6）配套建设数字档案馆保障体系，确保数字档案馆系统安全和数字档案信息安全6-6.2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三、主要任务（五）加快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引领档案管理现代化18.加速数字档案馆（室）建设。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数字档案馆（室）建设中的应用，推动数字档案馆（室）建设优化升级。28-3.35上海市档案条例(2021修订)第四十八条 档案馆应当按照数字档案馆建设标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档案数字资源进行收集、整理、保存和提供利用，加强数字档案馆建设。35-1.99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和气象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三、主要任务（五）建设现代气象业务体系。4增强资料应用和信息支撑能力。建设数字档案馆，加快历史气象资料拯救与数字化工作。99-1.2022 年第 4 期 总第 264 期-58-SHANXI ARCHIVES2 政策文本量化分析为基本掌握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发文整体情况，首先对 170 份政策文本的发文机构和发文时间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 和图 2 所示。然后根据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分析二维框架，对上述表 1 中的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的分布进行统计，最终结果如表 3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在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的归纳编码过程中，若该分析单元包含的重点内容不止一项，则该分析单元编号可重复归入所属政策工具或建设内容范围，后续则对出现频数进行统计。具体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结果如下。2.1 总体统计分析首先，在 170 份政策样本中，对发文机构的发文数量进行统计，如表 2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发文机构存在以下特点：（1）排名前五的机构分别是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和三个省级档案局。各级档案局作为档案工作的指导和实施单位，是数字档案馆建设的主力军，发文数量较多符合档案工作的开展规律，其中国家档案局是负责全国档案工作统筹规划、宏观管理的部门，为数字档案馆建设指明方向，发文数量远高于其他机构；浙江省档案馆是国家一级档案馆、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11，数字档案馆建设水平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发文数量较多；中央档案馆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档案馆，内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视档案数字化工作和数字档案馆建设，发文数量也较多；再次是黑龙江省档案管理局和江西省档案局，两局（馆）作为国家一级档案馆，始终以“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为目标全力推动数字档案馆建设工作，因此发文数量也位居前列。（2）发文机构涉及范围广泛，既包含了各级档案局，还包括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水利部、科学技术部、交通运输部等涉及生产生活不同领域的部门。一方面，体现了数字档案馆在各行业领域工作开展中的利用服务价值，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各领域对数字转型的重视，以及对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大力支持。表 2 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发文机构统计序号发文机构发文数量序号发文机构发文数量1国家档案局2820湖北省人民政府22浙江省档案局721江苏省人民政府23中央档案馆622广东省人民政府24黑龙江省档案管理局623中共浙江省委员会25江西省档案局524上海市人民政府26河南省人民政府425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27山西省档案局426吉林省人民政府28重庆市档案局427浙江省人民政府29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328江西省人民政府210四川省档案局329湖南省档案局211河北省人民政府330安徽省人民政府212天津市档案局331江苏省建设厅213最高人民法院232上海市档案局214中国中央办公厅233黑龙江省档案局办公室215国务院办公厅234工业和信息化部216云南省人民政府235教育部117四川省人民政府236水利部118重庆市人民政府237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11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238.档案学基础理论ARCHIVAL BASIC THEORY-59-其次，根据170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的发文时间，以年为统计单位，得出20032021年的频数统计，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看出，关于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政策文献集中在 2011 年以后，占发文总数的 77%。其中，2011 年的发文数最多，达到了 23 份，出现这一情况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2010 年 6 月，国家档案局发布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对我国各级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具体实施提供了全面的参考指导；第二，2011 年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将数字档案馆建设作为了主要目标之一，提出“各级国家档案馆加快数字档案馆建设步伐，有条件的要完成数字档案馆建设，并提供网络信息服务”的相关要求。12在宏观政策的支撑与推动下，数字档案馆建设成为各省级和直辖市级档案部门的工作重点，纷纷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和数字档案馆建设实践，因此 2011 年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发文量达到高峰。图 2 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发文时间频数统计2.2 基本政策工具维度分析表 3 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 X-Y 维度分布统计表通过表 3 可看出，当前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相关政策工具包括了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其中71.2%为环境型政策工具，其次是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 23.4%。整体来看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最少，仅占比 5.4%。由此可得，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政策体系是较为全面的，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应用侧重，建设内容 政策工具管理业务优化利用服务升级馆藏资源建设档案安全保障政策工具应用比例百分比1（%）百分比 2（%）供给型资金投入186847.223.4人力组织175536.0技术支撑75323.4基础设施228136.8环境型目标规划3842361125.371.2制度标准4919161519.8方案策略5135291425.7社会监管11000.4需求型社会参与20000.45.4政府协作109605.0政策聚焦程度（%）42.925.920.810.41002022 年第 4 期 总第 264 期-60-SHANXI ARCHIVES大量应用环境型政策工具，通过顶层设计和规划构建良好的建设环境。相较于此，在数字档案馆建设保障支撑和需求拉动方面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在供给型政策工具方面，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制定主要集中在“资金投入”（7.2%）、“基础设施”（6.8%）和“人力组织”（6.0%）三项内容，这说明国家充分重视数字档案馆建设中财力、物力、人力这三项重要且基本的“硬”投入。相较而言，“技术支撑”相关的“软支撑”政策工具使用极少，仅占 3.4%。从时间上来看，技术的应用创新是在近些年逐步受到各界的强烈重视，技术支撑相关政策工具使用确实会少一些，数字档案馆建设领域已经顺应发展需求，引导新型技术的融合应用，但是与现有的财力、物力、人力供给型政策工具相比，技术支撑的政策工具应用还远远不够。在环境型政策工具方面，政策制定主体对“目标规划”和“方案策略”两类政策工具更加关注。其中“目标规划”政策工具占比 25.3%，体现了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制定主体的宏观发展诉求，通过顶层设计和规划明确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整体方向和最终目标，反映了档案事业发展中数字档案馆建设的重要程度，以及其受重视的程度。同时“方案策略”政策工具占比达 25.7%，略高于“目标规划”，也说明政策制定主体不仅重视宏观规划，同样会在微观层面为建设实践提供具体可参考的工作指南。相较而言，“制度标准”（19.8%）政策工具应用较少，说明在整体规范，制度保障方面还不够重视，而“社会监管”应用占比仅 0.4%，说明现阶段法律监管还存在较大缺口。在需求型政策工具方面，主要是“政府协作”和“社会参与”两个方面的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中“政府协作”方面的政策工具占比 5%，相对更受关注，说明政策制定主体对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政府支撑需求有一定认知，从政务层面促进和激发数字档案馆建设需求。而“社会参与”类需求型政策工具仅占 0.4%，则说明引导社会参与需求的政策路径还尚未明确。从整体来看，这两类政策工具使用比例都很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制定主体对于数字档案馆建设中多主体的参与协同、需求开发等的引导意识还不够清晰，还未能设计出有效的需求挖掘和激励机制。2.3 数字档案馆建设维度分析从数字档案馆建设的维度来看，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文本主要涉及管理业务优化、利用服务升级、馆藏资源建设和档案安全保障四个方面，也是数字档案馆建设实践中四个重要的建设方向，与档案事业发展的档案治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档案利用体系以及档案安全体系息息相关。不同建设方面的政策聚焦程度也不尽相同，其中政策聚焦程度最高的是管理业务优化，占比 42.9%，其次是利用服务升级（25.9%）和馆藏资源建设（20.8%），相较之下档案安全保障的相关政策聚焦程度稍显不足，仅占比10.4%。作为档案事业发展的主责主业，档案管理业务优化一直是数字档案馆建设的重点方向之一。从表 3可得，管理业务优化方面的政策工具应用较其他三个方面都更为全面，在资金投入、人力组织、技术支撑和基础设施方面都给予了全力的政策供给，同时构建了包含目标规划、制度标准、方案策略和社会监管等在内的完善的指导环境，并重视业务优化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参与作用，尤其是与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和公共信息服务相结合的需求引导。利用服务升级是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最终目的，在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中利用服务方面应用的各类型政策工具占比仅次于管理业务优化，同时在进行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的归纳统计中也发现，涉及管理业务的内容大多同时涉及到利用服务，说明了管理和服务是政策制定主体在数字档案馆建设中最为关注的两个方面。此外，在具有划定未来工作方向功能的“目标规划”类政策工具应用上，利用服务方面的政策工具数量也略高于管理业务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来的建设趋向，揭示了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因此利用服务方面“目标规划”政策较多，间接说明了数字档案馆建设中利用服务是当前也是今后的发展热点。馆藏资源建设是管理业务的重点内容，是利用服务的重要前提。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设置为馆藏资源数字化工作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政策支撑，但是其在“基础设施”供给型政策工具方面应用最少，重视档案学基础理论ARCHIVAL BASIC THEORY-61-度不高。同时在资源建设的制度标准和方案策略等具体实施层面的规范和指导上政策工具也应用较少。可能原因在于数字化工作大多包含在管理业务之中，政策文本较少单独或专门涉及资源建设，导致在政策工具体系表现上的失衡，但其依旧是数字档案馆建设的重要方面。在档案安全保障方面，政策工具使用情况与馆藏资源建设相类似，都具备较为全面的资金投入、人力组织、技术支撑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供给型政策支撑，同时提供目标规划、制度标准和方案策略层面的指导，且从已应用的政策工具比例来看，安全保障层面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相对均衡。但是也存在与管理业务和利用服务政策工具应用差距太大，相对脱节的问题。从档案安全保障的角度来看，制度规范约束和需求挖掘引导方面的政策应用远远不够，虽然安全是档案工作的一直以来强调的防线重点，但从应用分析来看，还缺乏系统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政策体系。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3.1 研究结论从政策工具应用和数字档案馆建设方面两个维度对 170 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体系结构失衡。根据量化分析结果可得，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过多，占比 71.2%，远高于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同时相较而言，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占比仅 5.4%，存在较大的缺失，导致整个政策体系结构失衡严重。这说明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的制定非常重视目标规划和实践指导，但是在供给支撑和需求引导方面政策运用不够熟练，政策推动力和拉动力难以匹配。具体而言，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技术应用方面的政策支撑过少，虽然具备顺应数字转型要求的意识，但还无法满足实践需求；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社会监管类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2020 年修订）一项文件，虽涉及到管理和利用两个重要方面，但是对数字档案馆建设整体而言，资源建设和安全保障还缺少严格监管；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政府协作相对更加受重视，但是在社会参与层面的需求引导上，政策工具应用还不够充分。（2）管理业务优化一直是数字档案馆建设的焦点。在最近一次全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推进会上，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解津伟就强调，数字档案馆对于提高档案收、管、存、用各项业务的精细化、规范化、科学化、高效化起着关键作用13。换言之，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关键任务就是要持续优化档案管理业务。在对相关政策体系进行分析时也发现，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在管理业务优化上的部署确实比其他方面都要更加全面和系统，纵向上看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个维度上的政策工具使用都较为均衡，横向上看管理业务优化层面的政策聚焦程度最高，政策工具应用占比 42.9%。这也充分说明了，数字档案馆建设中管理业务优化的重要地位。（3）利用服务升级是数字档案馆建设的热点方向。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中，可以看到目标规划类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方面，利用服务升级的政策文本单元频数高于了其他三个方面。从“目标规划”作为战略思考和发展方向的角度来看，利用服务升级就是政策制定主体对数字档案馆建设未来需求的具体指向，表明在数字档案馆建设中利用服务升级将是聚焦的热点。与此同时，在当前政策体系中可以看到，利用服务方面资金投入、技术支撑等供给型政策工具和制度标准等规范性较强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频数都较低，甚至还缺少社会参与层面的需求引导，说明在数字档案馆建设中利用服务升级方面的配套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3.2 政策建议结合数字档案馆政策体系特点和量化分析结论，针对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2020 年修订）“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和全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推进会会议精神等的相关建设要求，本文从以下方面对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提出完善建议。（1）促进数字档案馆建设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化、均衡化。政策工具体系中供给型政策提供推动力，2022 年第 4 期 总第 264 期-62-SHANXI ARCHIVES环境型政策提供保障力，需求型政策提供拉动力，三者共同作用才能更加有效发挥政策工具对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政策支撑作用。促进政策工具应用的合理化，加强政策部署的科学性，首先要增强环境型政策的落实力度，针对目标规划的方向，健全配套规范标准、方案策略和社会监管等管理机制，加强实践可操作性；其次合理安排利用服务、资源建设和安全保障三方面的供给型政策分配，加大支持力度，均衡数字档案馆建设中资金、人才、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供给支撑；再者，重视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电子政务主动衔接的同时，也要善于引导企事业单位、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支持的需求挖掘，深化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创新数字档案馆建设优化升级的共建共享模式。（2）强化数字档案馆建设中档案安全体系相关政策部署。随着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的推行，档案数据化态势明显，档案安全底线也面临着相较于传统管理而言更多的挑战，因此数字档案馆建设要进一步强化档案安全保障相关的政策工具的应用。当前在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中，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档案安全工作主要参照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档案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基本要求等制度标准执行，这类文件发布时间都较早，还需要深入结合新型技术环境，针对档案信息安全完善和更新管理要求和技术要求。同时增强目标规划和方案策略层面的政策工具使用，提供更多可操作性的参考指引。此外，在人才输入、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强政策供给，加大对数字档案馆建设安全工作的支持力度。（3）加强技术应用创新方面对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政策支持。在数智赋能时代，技术应用创新是数字档案馆向“智慧档案馆”目标优化升级，满足国家社会智慧化需求的重要手段，从“十三五”规划到“十四五”规划，始终强调了新型技术供给支持的重要性。因此在政策体系结构中，应当加大目标规划和方案策略的落实力度，增加技术支撑型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应用，指导和规范管理业务、利用服务、资源建设和安全保障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融合，与资金、人力和基础设施政策相协调，大力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步伐。（4）推动完善数字档案馆建设中利用服务方面的配套政策。“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是中国特色档案利用服务体系的核心内涵，为我国档案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业务方向和服务方向，其中数字档案馆是档案利用服务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14除了在目标规划中明确建设方向外，还要强化制度标准和方案策略的规范引导，增加政策落实的可操作性。此外，随着规划重心的转移，配套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力也要调整到位，增加利用服务层面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并加大与政府公共服务的结合，引导利用服务模式创新，强化推动力和拉动力的合力影响，加快顶层重视向服务能力的现实转化，健全数字档案馆利用服务政策体系。注释与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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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rchives informatiz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in China.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policies can find out the problem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licy tools at present,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rchives.This research selects 170 national or local digital archives construction policy as the sample,and carries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the sample content,through setting up the policy analysis frame.It is found that the policy too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prefer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and to upgrade the services,and there is an imbalance problem in the policy architecture.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policy tools:strengthen the policy deployment of archive security system,increase the policy support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novation,and improve the supporting policy of service utilization.Keywords:digital archives;policy tools;quantitative analysis;Archives work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