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与重建——欧阳予倩与魏明伦的剧作《潘金莲》之比较_侯梦汐.pdf

88艺术研究中国古代的封建意识形态赋予男性掌控话语的权力，由男性叙述的历史彰显男权的立场与价值观，身为被叙述者的女性长久以来被男性话语体系中的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面临集体“失语”的境地，女性的价值完全根据男性的利益来判定。历史语境中的潘金莲被冠以“淫妇”的头衔，恶评和丑化的交织导致潘金莲阐释空间的僵化。直至进入 20 世纪，现代剧作家欧阳予倩与当代剧作家魏明伦先后为这位饱受争议的女性翻案，在剧坛掀起巨大争议，时至今日仍能引发思索。两部剧作在具备某些共通性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差异性，反映出“五四”时期与 80 年代各自时代语境的相似性与独特性，也蕴含了在中国现代戏剧“两度西潮”的影响下剧作家对于潘金莲的刻画所采取的不同艺术手法。基于此，伴随着潘金莲形象的流变，欧剧的“突围”与魏剧的“重建”既呈现出迥异的审美风貌，又共同熔铸了 20 世纪中国戏剧的启蒙精神。一、两部潘金莲剧作之共通性欧阳予倩与魏明伦是我国 20 世纪不同时期的剧作家，先后创作了同名话剧与戏曲 潘金莲，两部剧作所拥有的共通性表现在保留源文本中潘金莲故事的基本脉络、剧作家的性别身份与女性解放主题三个方面，通过梳理共性既可以对历史流变中的潘金莲母题进行回溯，也能够对两部剧作中潘金莲形象内涵的“突围”与“重建”做出 突围与重建 欧阳予倩与魏明伦的剧作潘金莲之比较 侯梦汐 摘 要：剧作家欧阳予倩创作于“五四”时期的话剧潘金莲和魏明伦创作于 80 年代的荒诞戏曲潘金莲均对历史语境中的潘金莲母题进行了新的发掘，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以男性同盟者的身份呈示了女性解放的主题思想。由于所处时代背景以及受西方戏剧思潮影响的不同，两部剧作在情节重心、创作视角与矛盾冲突等方面存在部分差异，欧剧的“突围”重在凸显冲出男权藩篱与两性对立的矛盾局面，而魏剧的“重建”在援引各方评说的多元层面通过潘金莲这一历史符号指向了当代社会两性关系发展的现实意义。关键词：潘金莲；戏剧；欧阳予倩；魏明伦DOI:10.15947/ki.dwt.2022.011489 2022 年第 6 期艺术研究整体把握。（一）历史流变中的潘金莲母题两部潘金莲都是根据源文本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故事进行改写，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女性之一，潘金莲在历史流变中发展为一个母题，被盖棺定论为贪婪、淫荡、狠毒、阴险的恶女象征。梁山好汉的事迹早在水浒传成书以前便于宋元民间流传，作者遵循“忠孝节义”的价值标准融入教化内容，在涉及朝廷官吏与百姓造反的问题上同官方立场并不一致，但对女性的评判却与之相互缝合。时值封建理学的日益兴盛，使“存天理，灭人欲”上升为至尊法则，“万恶淫为首”被奉为千古真理，人的个体情欲被强调社会性与伦理性的传统婚姻关系所曲解，女子对异性哪怕是丈夫表达爱意和思念都是有失体统的，更遑论主动的性勾引，严重违背传统礼教针对女性的道德准则和审美规范。英雄豪杰的头等大事是“替天行道”，女色与祸害被等同视之，武松杀嫂便成为捍卫纲常伦理的正义之举。如果说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被淹没于由粗线条勾勒的传奇事迹，那么金瓶梅对潘金莲的塑造则以细致著称，旺盛的情欲既是叙述核心，又是她所有行为的内驱力和取悦男人以改变命运的手段。明代嘉靖和万历年间上层统治者荒淫奢靡的生活作风漫延至市井之中，使受金钱和权势猛烈冲击的市民阶层逐渐舒张物质欲望并与伦理道德形成激烈冲突，潘金莲因而成为世情暴露旨归下的情色符号。而风月情色关乎男女双方，男性痴迷于感官享受被认同，女性情欲受抑而极度痛苦的表达却被忽视，究其本质要归罪于男权统治下的社会环境针对性别定位的评判标准。此后以潘金莲为母题的作品仍囿于封建伦理道德观，潘金莲的形象延续着程式化的套路。（二）异性书写与女性解放主题“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戏剧是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欧阳予倩与魏明伦身为男性剧作者，站在 20 世纪中的前后两个破旧立新的历史节点，均着眼于身处封建礼教禁锢之中的古代女性潘金莲，回溯其历史命运，由同情这一基点出发，为潘金莲母题注入反封建的色彩，是婚恋自由与女性解放主题的写照。创作于 1927 年的五幕话剧潘金莲聚焦潘金莲的凄惨遭遇，书写了这位弱小无助、势单力薄的少女如何步步走向毁灭他人与自我毁灭的罪恶深渊。“男人家每每一步一步的逼着女子犯罪，或是逼着女子堕落，到临了他们非但不负责任，并且从旁边冷嘲热骂，以为得意，还有许多男子唯恐女子不堕落，唯恐女子不无耻，不然哪里显得男子的庄严？更何从得许多玩物来供他们消遣？周公之礼是无上的技巧，女人家几千年来跳不出这个圈子。”2基于对女性命运的严肃思考，欧阳予倩深刻揭示封建宗法制度和陈旧的伦理道德观对女性的压抑和戕害。五四运动吹响号角，女性解放列入议事日程，潘金莲角色发生根本转变，由作恶多端者转变为受侮辱受迫害的一方，潘金莲形象的内涵被灌注了争取个性解放、争取妇女权利地位的全新血液。魏明伦认同前辈欧阳予倩对潘金莲的重新评价，他将同为反封建的古代女性祝英台与潘金莲进行比较，指出祝英台之类的女性被作为“千秋美谈”的原因，在于祝英台式的反抗行动还没有触犯封建婚姻制度的根基，尚在封建社会容许的范围内，而潘金莲式的女性已被封建婚姻与畸形社会所扭曲以至异化，因此潘金莲式的女性命运更复杂与不幸，也更值得深思。完成于 1985 年的荒诞戏曲潘金莲以强烈的当代意识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在妇女地位与婚姻伦理问题中残留的传统观念，以辩证的思维理性评判潘金莲从单纯到复杂、从挣扎到沉沦、从无辜到有罪90艺术研究的心路历程，披露了在潘金莲的沉沦史中“每一步都有男权文化的参与和凌逼的踪迹”3，呼唤重建女性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此外，从剧作家的性别身份来看，欧阳予倩与魏明伦均为与新女性处于同一思想解放阵营的男性同盟者，除改编潘金莲故事之外，他们都塑造了一批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对女性拥有独特的情怀。欧阳予倩的前期红楼剧刻画黛玉、智能、晴雯等反叛女性，中期婚恋剧 泼妇 回家以后潘金莲关注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后期历史剧颂扬李香君、梁红玉、花木兰等平民女性与女兵女将的爱国情怀。欧阳予倩还以戏剧演员闻名，在长达十二年的舞台实践中专演女角，深入体察女性现实境遇。魏明伦幼时曾参与潘金莲一剧的演出，从台下读到少年郭沫若单恋嫂子而联想到台上潘金莲单恋武松，不禁思索若潘金莲遇上郭沫若，叔嫂关系又会如何。在魏明伦的女性剧作中，女性解放是古老又年轻的问题，岁岁重阳与四姑娘将女性婚姻置于复杂的政治漩涡与不同经济基础的影响下，进一步揭示女性受害者残存的封建意识是造成悲剧命运的内在因素，女性解放取决于能否主动走出男权阴霾。两位男剧作家都由同情关心到自觉自省地探索女性解放问题，在他们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潘金莲无疑是最具颠覆性的一个。二、两部潘金莲剧作之差异性两部潘金莲剧作产生于我国 20 世纪不同的时代背景，在改写潘金莲形象与宣扬女性解放主题方面内含了普遍共有的思想观念，而就剧本内容与艺术特征而言，两相对比，仍以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性表现得更为丰富，这种差异性具体可分为情节重心、创作视角与矛盾冲突三方面。（一）情节重心调整：杀嫂与杀夫在情节结构方面，源文本仅用极少的笔触交代潘金莲不幸的出身和婚姻，却详细铺展她的谋杀行径以突出其穷奢极欲与恶毒凶狠。欧阳予倩与魏明伦的改编注重阐发潘金莲出轨的多重原因，还原她的心理动机，而两者侧重点各不相同，欧剧着重为武松杀嫂做前情铺垫，而魏剧则泼墨于潘金莲杀夫之前的内心纠葛。欧剧以张大户和众姬妾的开场对话来叙述潘金莲私通西门庆、谋死武大的事实，对于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勾结及潘金莲毒杀武大的详情予以略写。武松认为哥哥的死因疑点重重，逼问验尸官才获知中毒而死的真相，郓哥讲述先前同武大捉奸的过程又层层递进，步步推演至矛盾的焦点。虽然武大没有直接露面，但作为“缺席”的在场，以其他角色回溯的方式串联了故事脉络，这一切都在为最后武松为兄长报仇雪恨积蓄力量。剧情跟进到第五幕，临死前潘金莲向武松道出痛苦的过往，也确证了自己在煎熬与无望之下毒害武大的罪行，“死是人人有的。与其寸寸节节被人磨折死，倒不如犯一个罪，闯一个祸，就死也死一个痛快！能够死在心爱的人手里，就死也心甘情愿！”4武松对杀兄之人的愤恨与潘金莲对所爱之人的赤诚，共同促成了武松杀嫂这一高潮的爆发。魏剧以武松杀嫂为楔子，将潘金莲与四个男人的关系组成四折戏，详述了潘金莲通奸与杀夫的内心细节。武大的懦弱无能既消蚀了夫妻生活的灵犀与风情，更根本的则在于他逆来顺受的性格，使潘金莲红杏出墙情有可原，为杀夫埋下隐患。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的情节被设置为由误而始，当西门庆得知潘金莲爱慕武松那样路见不平见义勇为的英雄好汉，便投其所好与阿飞合伙上演一场英雄救美的戏，骗取潘金莲的好感与信任，随后装作受伤卧床，在潘金莲捧茶侍候时试探撩拨，而潘金莲错把西门庆当武松，抵不住“做一对长久夫妻”的哄骗，借端茶送水之手将武大送91 2022 年第 6 期艺术研究上天堂。在杀夫前，潘金莲想过服毒自尽，遭到剧外人阻拦，于是近乎疯癫的她向武大乞求休书却被拒绝。最终的杀夫与其说是潘金莲变态无情与心狠手辣，不如说是她经受不住西门庆的百般引诱而导致的失足，以及在张大户的等级制、武大的夫权、武松的礼法三方合力的压迫下被逼无奈而走上的一条不归路。（二）创作视角变化：仰视与俯仰之间两位剧作家的书写对象同为潘金莲，在创作视角方面，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用仰视的目光将潘金莲的叛逆之美抬升至一定高度，赞颂其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后辈魏明伦的潘金莲则在俯仰之间，将她置于当代多元语境下，观照其命运走向的不同阶段，或同情，或赞扬，或惋惜，或谴责。欧阳予倩以“始于同情，终于歌颂”的态度刻画潘金莲。首先，虽与西门庆厮混一处，但潘金莲从未付出真情，不仅对于西门庆玩弄女人以自娱的本性看得透彻，而且显露出将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从容与自信，将与西门庆的来往视为报复男人的手段，借此转移对武松爱而无望的痛苦。其次，身处封建男权压迫的潘金莲对周遭万象保有清醒认知，接连对苟且存活表示厌恶，一语道破要害：“一个男人要磨折一个女人，许多男人都帮忙，乖乖儿让男人磨折死的，才都是贞节烈女。受磨折不死的，就是淫妇。不愿意受男人磨折的女人就是罪人。”5正是因为对自己的生存际遇倍感绝望，潘金莲才无畏地寻求死亡的解脱，坚决捍卫女性作为生命个体的独立与尊严。而最能够突出潘金莲抗争力度的是她大胆向武松示爱，即便面对死亡的威胁，仍以大段独白满腔激愤地倾诉嫁给武大的委屈和痛苦，厉声谴责封建男权葬送了自己的一生，一句撕心裂肺的“你杀我，我还是爱你”6尽情宣泄了对爱情与幸福的永恒追求，令近在咫尺的武松瞬时哑然失色。欧阳予倩的这部潘金莲在诸多翻案剧中拔得头筹，以对潘金莲的仰拍镜头惊世骇俗地道出历史语境中女性生存的真相，对严酷的封建道德拘囿下国民普遍共有的以抗争而死为恶、以忍辱而苟活为荣的奴性人格掀起冲击。相较而言，魏明伦以俯仰之间的视角与“始于同情，终于惋惜”的复杂感情，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剖视潘金莲由单纯到沉沦的心路历程。首先，他为潘金莲添设了母性与妻性，由于婚后无子，武大给潘金莲买回一个木脑壳娃娃，潘金莲不由得自嘲而认命；作为妻子，潘金莲无时无刻不在牵挂武大，鼓励他做人要争口气，做事要有男儿志气，而武大的一再妥协使潘金莲愈发感到可耻可悲。其次，潘金莲对武松的感情较为克制，竭力压抑自己的情欲，即便向武松表露爱意，也是她酒后失言所为。而西门庆的诱骗使早已空虚失落的潘金莲无力反抗，因此魏明伦惋惜于她的愚昧无知。向往情欲、追求幸福本没有错，但如若自我没有顽强抗争，没有看清那虚假的本质，就难免沦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亦不自觉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维护者。（三）矛盾冲突处理：集中与消解情节重心的设置与创作视角的变化使两部剧作的矛盾冲突处理也有不同选择，欧剧在情节结构上更加紧凑，矛盾冲突集中尖锐，契合由西方舶来的话剧的艺术章法；而魏剧亦有矛盾发生，只是被剧外人的介入评说消解。欧剧中伴随着情节张弛有度的发展，人物关系共出现了潘金莲与张大户、武大、西门庆、武松这四组矛盾，潘金莲与武大的夫妻矛盾作为暗线始终潜伏其中，尤以潘金莲与其余三男的纠葛最为明显。首先是戏份颇多的张大户被推向前台，得知潘金莲杀夫后的他执意要管教这种“不守本分，不受抬举，不守妇道”的行为，“像金莲儿那种人，我总有一天办得她心服口服，要不然，92艺术研究女人家这样猖狂，那还了得！”7张大户打着伦常风化的幌子，实则不过是为了满足私欲。潘金莲清楚地识破其目的，一气之下与王婆携手将前来讨回信的仆人暴打一顿。其次是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奸情，虽然委身于西门庆，但潘金莲知道彼此都是各取所需，“他仗着有钱有势到这儿来买笑寻欢，他哪儿有什么真情真义？我也不过是拿他解闷儿消遣，一声厌了，马上就散。”8在与西门庆的言辞对阵中，潘金莲犀利地使他落于下风以削弱他作为男性的尊严。最激烈的戏剧冲突爆发于潘金莲与武松之间，并直接推动潘金莲毅然走上死亡之路。面对武松的步步紧逼，她不仅如泣如诉地向他表露了自己的赤诚之爱，更是铿锵有力地据理力争，指出武大的死与包括武松在内的一众男性脱不了干系。剧中一触即发的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而印证了潘金莲的悲剧命运是男性集体戕害的恶果。相较于欧剧高潮迭起，魏剧则以间离的方式将屡次浮现的外在波澜做淡化处理，综合中外人物的评点，客观审视潘金莲内心的沉沦。魏明伦首先安排张大户出场以追溯潘金莲悲剧的源头，随后贾宝玉与吕莎莎闪现，据此讨论施耐庵与曹雪芹对女性的不同态度，联想巴金笔下的冯乐山与鸣凤等类似角色。其次，正当潘金莲为武大钻裆而可耻可悲之时，俄国贵妇安娜卡列尼娜现身，以咏叹调感慨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第三折戏焦点在于酒后吐真言的潘金莲被武松强硬拒绝后推倒并昏厥，此时跨朝降临的女皇武则天要替民女做主，芝麻官唐成越代迎接，翻遍法典却只查得潘金莲敢向小叔调情求爱实属大逆不道的内容，遂不得不叹息“凡是王朝清官，只能医点伤风咳嗽，治不了大毛病，更医不好妇女病”9。到了第四折潘金莲在西门庆软硬兼施的逼迫之下犹豫不决，安娜再次出场劝说潘金莲放弃杀夫计划，选择自尽以了却人生痛苦，而武则天当即制止了她的服毒。纵观这群剧外人，每每在一女四男的矛盾将要激化之时误入戏中，议论纷纭后跳出戏走。如果说欧剧的戏剧性酝酿于所有剧中人之间，那么魏剧的冲突则更多由各路来客与剧中人在交流感情与比较命运时展开，他们在化解外在焦灼的同时，渐渐拧成一股内在的新的冲突，使置身社会多重压力下潘金莲的人性更为复杂。三、两部潘金莲剧作差异探源两部潘金莲剧作之所以呈示出差异性，是由于“五四”时期与 80 年代不同的历史文化土壤孕育了作品相异的风格，这既与时代语境的精神表达这一内容层面息息相关，又离不开中国现代戏剧的“两度西潮”这一艺术形式的影响。两方面共同作用下，潘金莲的“突围”与“重建”映现了各自的审美风貌与现实旨归。（一）时代语境的精神表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伦理、反传统道德构成启蒙的核心内容，妇女解放伴随救亡图存与民族解放同时进行。话剧作为现代精神的载体传入中国，这支文学创作中特殊的力量为妇女解放运动开辟了广阔的话语场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掀起了一场关注妇女命运和出路的大讨论，知识领袖胡适创作的终身大事以娜拉为典范，引领了“娜拉型”出走剧本的创作热潮。女性同胞乘时而动，勇敢走出禁锢个性的封建家庭，投入争取独立和解放的社会洪流之中。欧阳予倩作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之一，自日本留学归国后便致力于推动现代话剧的发展，自觉将剧运与思想启蒙相结合，选取被长久地钉在耻辱柱上的女性潘金莲作为书写对象，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中突围，力图“让潘金莲自己说话”，昭示出自“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中不断觉醒的女性意识，焕发了“翻数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衷”10的时代精神。93 2022 年第 6 期艺术研究从建国至 1978 年，潘金莲作为一个敏感话题和倍受争议的人物，一度沉寂。80 年代，中国社会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一方面新启蒙话语以“人性”作为重估一切价值的基本尺度，在批判陈腐势力的艰难历程中呼唤理想的人情人性，人的现代意识因而融入现代化建设，重新接续了“五四”时期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另一方面，在 80 年代勃兴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逐步提高的女性社会地位合力助推下，女性叙事渐渐汇聚为一股声浪，既与“五四”时期萌芽的女性意识保持精神继承，又与人情人性存在内在关联，以往未敢涉及的中国当代女性的婚恋问题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重新反思潘金莲的条件已经具备，“这一个”曾在以男性凝视为主导的传统文本中备受瞩目的女性角色，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的交合处，构筑了传统语境的当代表达。（二）中国现代戏剧的“两度西潮”中国现代戏剧的“两度西潮”由台湾的马森教授提出，董健教授结合大陆戏剧创作的规律深入阐发。“两度西潮”是 20 世纪西方文艺思潮对于我国文学创作在戏剧领域影响的体现，发生时间大致对应“五四”时期与 80 年代，因此两部潘金莲剧作各自迥异的艺术表达手法可以看作是“两度西潮”催生的产物。二三十年代的欧阳予倩受王尔德唯美主义和日本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悲剧莎乐美“爱与死”的永恒主题和谷崎润一郎小说中官能魅力融合施虐倾向的感召下，赋予潘金莲以现代人的情感冲突和唯美唯爱的生命激情。第五幕“杀嫂祭灵”推向全剧的高潮，潘金莲化身东方莎乐美，面向公众演绎生死爱欲与血泪控诉，“你要我的心，那是好极了！我的心早已给了你了，放在这里，你拿了去吧！”11潘金莲为爱而死的壮烈场景彰显世俗于肉体中升华的女性美，传达爱之炽热与死之无畏的时代强音。第一度“西潮”中欧剧对于力与美的崇奉，对于爱与死的张扬，回应了“五四”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第二度“西潮”诞生于 80 年代，在影视艺术的冲击致使戏剧观众大量流失的情形下，为改良僵化的戏剧模式，重振剧坛雄风，一批探索戏剧借助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荒诞戏曲潘金莲即为其中代表。首先，魏明伦打破了固有的线性时空里连续的情节链条，汲取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援引古今中外同台评说，怪诞地超越国界，浓缩历史，打造多音齐鸣的复调效果。其次，魏明伦巧借现代派手法，以反编码、反逻辑、反秩序、反常规的方式映照潘金莲的意识狂流，以梦幻情境渲染她向白发苍苍的武大乞求休书遭拒后的变态心理，以她对杀夫深怀内疚与临死前那令人发指的荡笑，寻绎其内心世界的混乱、恍惚与疯狂以及非理性的异常言说中潜藏的女性独特生命体验。通观全剧，魏明伦不仅在二度“西潮”的启发下借助他人视角为审视潘金莲的命运提供了多元的参照体系，同时也在现实层面借潘金莲这一悲剧角色控诉封建主义扼杀人性的罪恶。（三）“突围”与“重建”的旨归从反封建与女性解放的角度来看，欧剧的“突围”重在凸显冲出男权藩篱与两性对立的矛盾局面。首先以张大户要收回潘金莲时种种歪曲女性的言论来扩充张大户与潘金莲的矛盾；其次在第二幕以潘金莲的口吻回溯王婆年轻时的类似遭遇，并将王婆划归到与张大户等男性对立的阵营；再次更是以潘金莲敢于反抗张大户、蔑视西门庆、鸩杀武大郎、报复武松来热情赞美她的独立自主与敢作敢为。相较而言，魏剧中潘金莲的思想觉悟被剧外人的间离效应所牵制，显得较为被动而更像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她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觉94艺术研究醒意识不如欧剧中那样饱满和强烈。由此在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程度上，魏剧不及欧剧彻底。但另一方面，女性解放绝不是两个阵营的对峙与战斗。魏剧的“重建”以当代意识烛照历史，不仅穿插了中外文学有着相似命运的女性或与女性命运相关的男性，而且结合社会历史的复杂性，邀请人民女法官评说古案，指出“历史的沉淀与犯罪人自身的复杂因素盘根错节”12，对潘金莲命运的审思延伸至对当代女性家庭和婚姻现状的观照。当丈夫们不自觉地以“妻性”作为意图控制对方的枷锁时，自身也必然承受着“夫性”的负累，不得不时刻保持男子气概，却掩盖了自我真实的面貌。国家从法律制度上保障了女性的权利与地位，而真正实现女性解放，要依靠男女两性彼此尊重，走出狭隘刻板的性别定位，建构和谐的两性世界，女性的解放才会推动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魏明伦没有停留于简单的道德评价，没有将悲剧的全部责任推卸于男性和潘金莲个人的道德品质，而是立足当今的历史新起点，在援引各方观点的多元层面通过潘金莲这一历史符号衍生出人性不断变迁又永无止境的丰厚意涵，指向了客观认识并促进当代社会两性关系发展的积极意义。结语浮动的历史场域闪烁着特定时代的光芒，诞生于 20 世纪两大历史转型期的两部潘金莲对传统语境中潘金莲母题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发掘，既有共通的思路与主题，也有相异的情节取舍与艺术技巧。两者并非作为个案出现，其背后是“五四”时期与 80 年代的深厚支撑，“突围”是潘金莲从地狱走向人间的第一次“出声地思考”，“五四”时期为其提供了空前自由的发声空间；“重建”承继了“突围”的精神启蒙，在多元的思想碰撞中审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寻找潘金莲各种出路的可能，80 年代为其架设了开放包容的交流通道，连通了光怪陆离的社会万象。如今处于新时代的我们再次回望 20 世纪两位剧作家的“突围”与“重建”，可以从潘金莲形象内涵的改写中探视到社会历史的迭代与时代思想的演变，更能够深切体悟历史经验对现实问题的启迪，沿着前人的步伐继续开掘新议题。注释：1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300 页。2 欧阳予倩：自序，欧阳予倩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年，第 92-93 页。3张兰阁：千年铁案后的“菲勒斯中心”话语，魏明伦：好女人与坏女人魏明伦女性剧作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228 页。4567811 欧阳予倩：潘金莲，欧阳予倩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年，第 56-91 页。912魏明伦：潘金莲，苦吟成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年，第 281-338 页。10 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田汉文集(十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年，第283 页。(侯梦汐，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陈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