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_贺江枫.pdf

91专题研究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贺 江 枫摘 要：中原大战后，桂系为维持存在，通过与西南诸省合作获得必要生存空间，并极力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可控，以便为军政建设提供充沛经济资源。国民政府在统合西南过程中，财经手段成为重要途径。随着 1935 年贵州政局重组，桂系丧失至为关键的战略缓冲地带，加之滇黔烟土改道与法币改革实施，使其财政濒临枯竭，推动了桂系与陈济棠合谋反蒋的步伐。但此后粤局崩溃，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封锁和经济打压下，桂系内外交困，为换取发展所需的地盘与财政资源，桂系最终选择与蒋合作，实现了生存逻辑的转变。关键词：桂系 李宗仁 白崇禧 黄旭初 蒋介石新桂系作为李宗仁、白崇禧主导的广西地方军政集团，自北伐军兴，以“小省强人”的姿态迅速崛起。此后，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渐趋激化，以至爆发蒋桂战争。自 1931 年开始，蒋桂之间虽不复兵戎相见，但政治对立的态势却长期延续，“以李白之资望能力，不克在中央指导之下，一致合作，转任其局促一隅，翘然独异，形成国家统一之隐忧”。1936 年 9 月，持续数月之久的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桂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保障其地盘、军队等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与蒋介石握手言和。桂系虽仍自成体系，但蒋自信广西从此不足为虑，强调广东已被其控制，西南政局今非昔比，桂系面对鸦片税收断绝、财政崩溃的困境，唯有与其合作、寻求财政补助方能维持生存，桂系“依赖中 央之心将不可一日脱离，虽有十白，非绝对听命中 社评：广西问题和平解决，大公报（天津）1936 年 9 月 7 日，第 2 版。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3 期 92央，则无能为力矣”。国民政府推行的财政经济政策在桂系从反蒋转向和蒋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或成为影响桂系生存逻辑的核心因素之一。而桂系作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时间最久、具有广泛政治影响力的地方军政集团，自中原大战后与蒋介石关系从冲突逐步走向缓和、直至合作，其生存逻辑的转变过程，对于理解民国时期地方势力的生存以及央地关系演变均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试图利用近年新披露的桂系核心人物黄旭初日记、回忆录，结合各类中外文档案，重点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在西南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下，桂系生存逻辑转变的政治、经济动因，探析财政经济因素在国民政府实施地方政治整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期对桂系的政治特性、行为逻辑形成更深的认知。一、西南政局演变背景下的桂系财政新桂系 1926 年宣布效忠国民党后，在北伐战争期间势力不断扩展，控制的地盘从广西镇南关延伸至华北地区，并且积极争取对全国政治走向产生影响，乃至陈济棠认为，桂系“抗中央、排外省几成天性，李、白、黄诸人实一邱之貉，饥之则 蒋介石日记，1936 年 9 月 30 日，“本月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整体而言，学界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桂系与西南政局的研究，在史料方面，主要利用胡汉民未刊函电、蒋介石档案及日记来展开分析，更多是“他者”的言说，缺乏从桂系视角考察其生存逻辑转变；在研究内容方面，侧重展现蒋介石与胡汉民围绕国民党党统主导权的争夺，以及陈济棠、何键、龙云与蒋介石冲突合作的复杂面相；至于财经措施在地方政治整合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尚缺乏足够探讨，对影响西南政局走向的桂系发挥的作用缺乏细致考察。拉里认为，桂系行为逻辑兼具地方主义与国家观念的双重面相，但自1936 年广西自治地位丧失后，桂系作为独立派系已不复存在，其结论虽具启发意义，但与史实之间不乏可供商榷之处；孙修福曾专题论述蒋与特税法令、机构、财政开支的关系，但较少谈及蒋实施鸦片统制的政治动因及影响；刘成虎虽注意到围绕西南鸦片贸易的央地博弈，但对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抉择、态度差异缺乏深入探讨。参见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戴安娜拉里：中国政坛上的桂系，陈仲丹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孙修福：蒋介石与鸦片特税，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肖自力：南京政府前期地方实力派的政治生存以何键为中心，历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刘成虎：20 世纪 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军阀间的控制与对抗以西南五省鸦片贸易为中心的考察，苏区研究2021 年第 6 期；段金生：龙云争取贵州辖制权的考察（19341936），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第 5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207254 页。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93伏，饱之则飏”。1929 年，桂系在蒋桂战争中遭遇重挫，但仍能利用广西条件重掌政局。1930 年中原大战期间，桂系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反蒋，决计弃广西于不顾，倾师入湘，结果非但会师中原成为泡影，而且龙云派遣大军攻桂，兵临南宁城下；陈济棠的粤军又侵入广西，与滇军联络夹击，使得桂系再度陷入险境。与此同时，广西连年征战，民众苦不堪言，社会经济凋敝，犹如广西商民协会所言，“柳庆平桂各属叠被兵燹，满目疮痍，而梧浔郁郡饥馑洊臻，已非沃土，省垣中枢百政莫举，险象环生”。桂系为扭转内外交困局面，1930 年 10 月集中全力将滇军驱逐出境后，开始转向加强广西自身建设，待羽翼丰满，再图进取。就桂系生存的外部环境而言，陈济棠的粤军自滇军败退后，亦从宾阳撤至贵县，据守梧州等地，广西“全省尚未完全收复，但几度危险关头都已平安度过，且广西从此再无内战的兵祸”。令桂系感到意外的是，1931 年 2 月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引发粤籍军政人物反弹，4 月 30 日，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联名通电斥责蒋介石违法叛党。陈济棠因不满蒋介石大幅削减军饷补助，在古应芬等影响下，5月5日公开通电起兵反蒋。在此之前，陈济棠于4月下旬密派代表马晓军赴南宁，主动向桂系释仇修好，粤桂从军事对立迅即转向团结合作，桂系生存环境因之发生重大变化。黄旭初感叹道，“广西连被广东所败，而战胜者反向战败者请和，更出乎我们的意料。时事变化，真难捉摸”。5 月 11 日，李宗仁、白崇禧公开通电声援陈济棠，各派反蒋人士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形成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胡汉民获释，宁粤双方在沪展开和谈，达成妥协，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另行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与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负责两广军政事宜。胡汉民则南下长居香港，与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桂地方实力派合作，遥控指挥西南地方势力，加以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遥相呼应，使得西南成为阻扰蒋介石实现国内政治统一不可忽视的因素。西南与南京国民政府长期对峙，不仅为桂系生存提供足够的战略缓冲空间，亦使其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桂系鉴于“胡汉民在西南，南京不敢十分压迫，两广局势稳定，给予最好的建设机会”，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建设纲领，主张实践三民主义应采取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重点推行民团制度，将广西各区壮丁分别编 陈济棠致蒋中正电（1931 年 1 月 21 日），阎锡山史料档案，1160101030094008，台北“国史馆”藏。广西省商民协会致蒋中正等电（1930 年 2 月 5 日），国民政府档案，档号 00103222000002043，台北“国史馆”藏。黄旭初回忆录孙中山与陆荣廷的护法斗争，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6 年，第 229 页。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北京：译林出版社，2019 年，第172 页。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3 期 94队训练，以充实自卫力量、推行政令。民团制度的全面实施，使得广西匪患减少，也为军队募兵提供新的人力渠道。在军事建设方面，桂系提出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将民团组织训练、学校军事训练与征兵结合起来，广西地方社会呈现出高度军事化的态势。在经济建设领域，则着重推行自给政策，不仅奖励私人投资，更强调政府直接投资、发展国家资本。经过数年经营，全国各界对桂系观感随之转变，如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撰文称，广西“因为贫，所以上下一致，埋头苦干，因为小，所以官民合衷，情感融洽”，“诚实有朝气，是在任何地方没有如此普遍的”。白崇禧对创设民团甚为得意，声言此法源自管子，“作内政以寄军令之意，广西将民团寄于乡村之中，至民团之普遍，类瑞士之民兵，民团之性质类俄国之民兵”。然而广西僻处边陲，地方贫瘠，财政来源极为有限，桂系依靠田赋等税入难以维持地方政府有效运转，加之李宗仁、白崇禧大肆推行地方建设，整军备武、扩充兵源，对财政收入的需求急剧上升，“数年来省库收入虽有可观，然军费支出、整批购械付款，为数亦足惊人”。1933 年，桂系军队各项开支超过 2100 万元，占全省财政支出的 40.24%，尚且不论公安、行政、教育文化亦需款甚殷。增加财赋收入、确保军需开支，就成为桂系“第一紧要而又非常吃力的事”。当时广西全省约 1080 万人，壮丁接近 200 万，能够被桂系汲取的经济、人力资源甚为有限。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坦言，“既不能效法四川预征若干年的田赋，又不能增加其他的税项，这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为开拓饷源，桂系将目光转向过境广西的鸦片贸易。黄旭初认为，“这是不得已无可如何的事，而且是沿袭旧有继续办理的”。事实上，1840 年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向中国大肆贩运鸦片以获取巨额经济利益。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使得大量白银外流、贸易失衡，更造成深重的灾难。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觊觎丰厚的经济收益，自 1858年开始实施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鸦片种植迅速在国内各地泛滥，“先由滇、蜀、黔诸省试种，其他各省，亦相率效尤”。鸦片在毒害中国民众身体的同时，亦侵蚀经济、助长兵祸、酿成饥荒，如豫、陕诸省灾荒日甚一日，“溯其原由，即因大半田亩，悉种鸦片，而谷麦之出产，遂不能供给人民之需”。尽管 1906 年清政府在国 黄旭初回忆录抗战前、中、后的广西变革，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6 年，第 18 页。粤桂写影（二），大公报（天津）1935 年 2 月 20 日，第 3 版。黄旭初日记，1935 年 11 月 3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桂省财政困窘，上海报1936 年 7 月 17 日，第 3 版。广西省统计局编印：广西年鉴（第一回），1934 年，第 130、152 页。黄旭初回忆录孙中山与陆荣廷的护法斗争，第 231232 页。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95内外压力下颁布禁烟章程，1908 年又与英国签订禁烟条约，欲逐步禁绝烟毒，但此后政局动荡，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军阀纷起，“拥兵之辈，正苦筹饷乏术，乃视诸毒品之贸易为绝大利源”。鸦片问题犹如痼疾，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以西南诸省为甚，贵州种烟之区约占全省 2/3，云南产烟之盛更是倍于他省。正因如此，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西南各省，不仅财政高度依赖鸦片特税，并且在鸦片种植、运输、销售的过程中，粤桂滇黔亦逐步形成利益共同体。云南、贵州作为西南地区主要鸦片产地，地方军政开支对鸦片特税具有较高依赖性。如 1931 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财政支出 598 万元，其中军费 298 万元；在政府收入的 1149 万元中，田赋仅为 110 万元，鸦片特税近乎田赋的 4 倍，达406 万元，实乃云南财政主要收入来源。龙云全面垄断鸦片种植与销售，用以扩充军力，故而在与粤桂政治合作中往往居于主动地位，且态度变化不定，乃至白崇禧斥“云南甚狡猾，其言不可尽信”。至于贵州，则因犹国才与王家烈的混战而长期陷于混乱局面，双方为获得军事优势，竞相向粤桂让渡部分鸦片税收利益，以换取其政治支持，粤桂坐收渔翁之利。就鸦片过境税而论，贵州每担初抽100 元，王家烈任内改为 120 元，“然过桂省每担抽六百元，过粤每担抽四百元，皆数倍于此”。此外，广东虽非鸦片产地，但广州是华南地区鸦片贸易中心，陈济棠觊觎鸦片的丰厚税收，授意胞兄陈维周组建鸦片专卖局，由烟商霍芝庭承办，实施严格的专卖政策，不仅组织规模庞大的武装缉私力量，并严禁军队私运鸦片，每月获利甚丰。1934 年广东全年财政收入 6442 万元（毫币），鸦片相关税收达 1620 万元，约占财政总收入的 1/4。广东经济富庶，可供开拓的税源更为多元，并且凭借其鸦片终端市场的地位，能够确保税额稳定可控，因此获得更大转圜空间。广西则情况迥异。一方面该省气候、地质条件并不适宜鸦片种植，产量微乎其微；另一方面，桂系为刷新政治、建设新广西，采取严厉禁烟措施，鸦片消费数量极为有限，但“广西作为滇黔烟土的主要贸易通道，如此依赖鸦片特税”。广西省政府专设禁烟监察处，规定凡贩运滇黔鸦片入境，无论销往何处，均需征收数额不菲的禁烟罚金（又名烟土税）。因滇黔烟土转桂输粤数量巨大，禁烟罚金乃成桂系 俞宁颇：中国鸦片流祸的概观，时事月报1921 年第 5 卷，第 241243 页。黄旭初日记，1935 年 5 月 6 日。黔人反王真相一斑，大公报（天津）1935 年 2 月 22 日，第 3 版。“Conditions of the Opium Monopoly in Kwangtung,”Nov.18,1935,Central File:Decimal File 893.114,Records of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30-1939,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States.本文所引 Central File:Decimal File 893.114 均 源 自 美 国 国 家 档 案 馆 所 藏 的 Records of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 airs of China,1930-1939，以下不再注明。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3 期 96财政收入之大宗。相较于田赋等传统收入，禁烟罚金不仅税源巩固、更具保障，并且征税对象主要为过境广西的鸦片行商，即便加税也不会对本省民众产生额外的经济负担，故禁烟罚金在广西财政结构中日益显要。1933 年，广西财政收入约5091 万元，禁烟罚金高达 1806 万元，占比达 35.48%（参见下表）。桂系甚为自得的地方民团，每年 300 万元的经费主要通过向过境鸦片额外征税筹措，规定每两鸦片附加 5 分，每年大约可得 250 万元，乃至舆论惊呼，“假如我们设想这项鸦片税取消后，广西的财政将受怎样的影响，这也许是广西省当局所不敢想像的吧”。1933 年广西财政收支概况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科目税额（元）占收入比重（%）科目税额（元）占支出比重（%）禁烟罚金1806198435.48军务费2111796140.24田赋 709184713.93教育文化费 653975012.46统税饷捐 542904910.66公安费 638358212.16营业税 3236914 6.36财务费 4486401 8.55防务特捐 2905818 5.71行政费 4135744 7.88债款收入 2600000 5.11交通费 2412314 4.60注：因广西财政收支科目类型较多，表中仅列举主要税费，各项数据源自广西省统计局编印：广西年鉴（第一回），第 623624 页。在西南地区，粤桂逐渐形成相互依存之势。经济资源粤富桂贫、军事实力粤弱桂强，平时因经济关系，桂被粤所控制；战时因政治关系，粤却被桂所影响。粤桂两省反复磋商后，就鸦片征税问题达成共识，实施粤桂禁烟联络办法，由霍芝庭组建两广合益公司，决定对运往两广的鸦片统一征税，然后再按比例分成，“分出部分利益给广西”。粤桂关系虽密不可分，但广东作为滇黔烟土的重要销售地，凭借其市场地位亦能部分影响鸦片贸易走向，往往占据主导权，桂系在决策过程中不得不顾忌其观感。对于桂系而言，其生存逻辑重在寻求与粤、滇、黔诸省的政治合作，以维持西南半独立的割据局面，当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强势挤压 “Opium Cultivation and Revenue in Kwangsi Province,China,”Feb.18,1935,Central File:Decimal File 893.114.广西财政的一个考察，益世报1935 年 5 月 27 日，第 11 版。黄旭初回忆录抗战前、中、后的广西变革，第 36 页。“Conditions of the Opium Monopoly in Kwangtung,”Nov.18,1935,Central File:Decimal File 893.114;吴湘衡：我所知道的霍芝庭，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28329 页。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97之时，能够获得必要的战略缓冲空间；并且试图确保禁烟罚金的稳定可控，为军政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资源。但是鸦片运输路线的选择权受制于滇黔，税率决定权操之于粤，亦是不争的事实，故而桂系寻求西南政治合作与保障禁烟罚金之间又呈不可分离之势。正因如此，黄绍竑认为，禁烟罚金作为广西财政收入的大宗，是影响桂系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如云南烟土，“它可以运销长江，也可以运销珠江，操有主动权，而广西则处在被动地位”。滇省政治态度变化直接影响广西财政与经济的稳定，因此桂系极力谋求与云南合作。“尽管他们当时政治上的立场不同，或刚放下了枪杆子，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不得不弃怨修好，而广西则更为急切”。为避免自身生存陷入困境，桂系态度最为积极，多次尝试策动西南各省展开政治经济合作，以便居于主动地位。1933 年，贵州军阀王家烈与犹国才冲突激化，在桂系帮助下，王家烈得以占据优势。次年，李宗仁与王家烈会晤于黔桂边境，王家烈担忧犹国才勾结龙云再图黔政，李信誓旦旦地保证，龙云如若派兵入黔，粤桂不会坐视不管，建议王家烈整顿贵州政局、收拾民心，“以后要械弹，由你备价，（烟土），我向广东方面磋商”。随后李宗仁又倡导粤桂黔签订“三省军事协定”，承诺如果蒋介石对三省任何一方用兵，必须互相支援。黔桂关系日趋密切，贵州逐步成为桂系最主要的战略后方。1934 年，龙云曾密派代表向胡汉民提议粤桂滇三省就滇土东运展开合作，所设机构名义上隶属于西南政务委员会，由三省分派委员，共同负责。李宗仁认为与滇合作无论从政治还是财政上而言，均甚为有利，极力推动落实，强调若因此与滇省建立起经济联盟，“则有不可离之关系”，更可得一有钱都买不来之帮手。陈济棠则不以为然，斥责龙云所提方案滇省得利为多，便以禁烟为名婉拒，合作之议被迫搁置。然而随着国民政府逐步实施鸦片统制政策，西南特殊的财政经济结构亦面临受制于人的潜在风险。二、国民政府统合西南的策略及其影响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虽完成形式统一，但以桂系为代表的地方军政集团的存在，仍旧是蒋介石实现地方政治整合必须克服的严峻挑战。即便 1930 年中原大战 黄绍竑：新桂系与鸦片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34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年，第 195 页。王家烈：贵州桐梓系军阀与新桂系军阀的关系，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1981 年，第 100101 页。胡汉民致陈融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6 册，第 372 页。陈融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 10 册，第 416417 页。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3 期 98期间，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成功击败晋系、桂系、西北军，然而各派新军阀在地方经营多年，灭而不绝。蒋介石为此在日记中特别强调，桂系、阎锡山、冯玉祥和川军，“皆需处置妥备，不使生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蒋看来，整理政治、统合地方实力派、巩固基本势力，成为此时执政的核心要务。面对地方势力的挑战，蒋介石虽可通过军事手段暂时予以压制，但受客观政治环境以及自身力量的限制，如果不通过输诚改编、调离防区等方式将之分化瓦解，就难以彻底消灭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承诺由张学良负责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与军事善后事宜。面对数十万之众的晋军、西北军旧部，蒋原本向张建议把晋系及西北军一并解决，但张意在保存，维持各方力量平衡。蒋最终作出让步，答允由徐永昌、傅作义负责晋绥军政事宜。同时，蒋介石考虑到改造广西政局与四川、北方问题的关联，认为“为大局计，如桂事早了，则川事亦可就范，北方亦受影响，较易解决。为两广与将来计，亦应处以宽大”，决定李宗仁、白崇禧离桂出洋，桂事即可宽大处理。待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外患日急，国人反对内战、要求团结一致的呼声高涨，依靠军事解决地方势力的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蒋介石逐步转变策略，寻求其他手段驾驭各地方势力。相较于军事解决，蒋介石更青睐利用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派系矛盾，使之彼此钳制、相互制衡，从而坐收渔翁之利。如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蒋在山东以刘珍年、沈鸿烈制衡韩复榘，在山西利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监视晋系，在河北、平津又依靠国民党中央军、商震的三十二军钳制东北军。此举虽可实现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权势的平衡，避免某方势力坐大，但地方社会秩序却因各地方实力派的冲突时常陷入混乱状态。冯玉祥即有感受：“蒋之计划在彼此牵制，他好从中取利。如山西之宋、孙驻军以制阎。如江苏，如河南，如山东，均用此法，乱国即在于此矣。”同样，粤桂之间自 1929 年李济深被蒋介石扣留于汤山后，迅即陷入分裂，甚至爆发两次粤桂战争。蒋介石为笼络陈济棠，“使粤军替他看守桂系，故指定以中央在粤税收，全部拨给陈作军费”。1930 年 2 月 4 日，蒋介石电促陈济棠尽速出兵解决桂事，强调“桂战非兄揽其成，再无他人可以担任，请勿推托，毅然 蒋介石日记，1931 年 1 月 27 日。蒋介石日记，1932 年 1 月 1 日，“今日基本政策”。张映南致阎锡山电（1930 年 12 月 5 日），阎锡山史料档案，1160101010099251。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 3 册，台北：“国史馆”，2014 年，第 351 页。蒋介石日记，1932 年 1 月 1 日，“今日基本政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 3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692693 页。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第 103 页。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99速进”。然而待至 1931 年粤桂抛弃前嫌、联合反蒋，蒋介石依靠粤桂地方实力派彼此钳制的政治策略也就无从实现了。尽管此后蒋介石多次尝试拆分粤桂，使之相互制衡，但粤桂对此极为警惕，颇多防范，因而效果不彰。然而，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税收及币制改革、整顿国内公债，蒋介石积累了远较各地方实力派更为雄厚的财政资源，1934 年国民政府各项财政支出总计已达 12 亿元以上，军费总数更是超过 3.8 亿元。相反，地方实力派则在国民政府不断渗透与挤压之下财枯力竭，财政经济措施逐步成为蒋介石整合地方势力不可或缺的手段。据英国驻华使馆观察，财政问题在军阀战争中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蒋介石很清楚财政匮乏常常迫使心怀不满的军阀发生动乱，但他更明白资金短缺意味着敌对势力的行动将迅速结束”。一方面，国民政府通过各项经济制度改革，将多种地方税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在挤压地方生存空间的同时，使得南京与地方控制的财政资源处于更加不平衡的状态。如 1930 年 12 月蒋介石致电各省政府主席，斥责厘金作为数十年来病害商民之唯一秕政，要求自 1931 年开始全面裁撤厘金，改设统税，由中央统一负责征收，声言裁厘能否实现，“实为革命与反革命、军阀与非军阀之试金石”。各省在蒋的压力下，被迫允诺裁撤厘金，地方财政因此颇受影响。1932 年绥远完成厘金裁撤后，该省财政厅厅长苏体仁向财政部哀叹：绥远财政“出入相衡，不敷达二百万元之巨”。另一方面，蒋介石意识到地方实力派财政日渐枯竭，对经济资源的需求呈扩大之势，故试图以财政补助换取地方实力派的忠诚。如若地方的政治行为难以为蒋掌握，蒋则凭借财政补助的多寡对其形成制约。如 1931 年阎锡山重返山西后图谋再起，但晋系财政困难，阎锡山逐渐转变对蒋态度，极力筹谋与南京亲近。究其根源，乃为取得物质上之利益。西南川、滇、黔、粤、桂各方为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国内统治区域最广、军事力量极为雄厚的割据势力，尤其是桂系经过数年建设，实力更是不容小觑，“桂有坚固工事，训练之民团，部队虽不多，而意志统一，据险以守，攻之废时”。蒋介石 蒋中正致陈济棠电（1930 年 2 月 4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以下简称“蒋档”），00201020000022012，台北“国史馆”藏。“Colonel Badham-Thornhill to Mr.Ingram,”Feb.12,1931,in Kenneth Bourne,ed.,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 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 ce Confi dential Print,Part,Series E,Vol.39,New York: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6,pp.105-108.蒋中正致各省政府主席电（1930 年 12 月 16 日），蒋档，00202020000033005。行政院政务处检送绥远裁厘后收支不敷情形函（1932 年 8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1 编财政经济（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333334 页。侯镜如致孙殿英电（1932 年 10 月 28 日），阎锡山史料档案，1160101080215043。廖轰致蒋中正电（1935 年 5 月 3 日），蒋档，00208020000451016。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3 期 100在日本侵华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形下，军事讨伐力有不逮，以政治权谋拆分粤桂一时又无从着手，财经手段就成为蒋介石整合西南地方势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此时以财政补助制约地方势力政治行为的固有办法，对粤桂却难以奏效。1933 年 4 月，桂系、陈济棠、十九路军以联合出兵进攻苏区为名，向国民政府索取军费补助，李宗仁特别致电蒋介石，“现粤、闽部队已陆续开动，伯南、健生、贤初具极热诚，一致负责，惟金融枯渴，困难异常，尚祈每月拨助大洋三十万元，俾得迅速出发”。蒋介石当即表示，补助费先行拨付半数，由财政部汇粤分配，希望桂军尽速开拔。但是桂系在获取财政补助后，仍旧我行我素，蒋桂关系并无显著改善。蒋介石逐渐放弃是项办法，指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对于李宗仁索要钱款的电文予以搁置，暂不回复。国民政府以财经手段统合西南，唯有另觅新的路径。西南各省对鸦片特税高度依赖的财政结构，使得蒋介石在利用财政经济手段整合西南地方势力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鸦片统制的特殊意义。事实上，地方实力派为获取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维持组织运转与军队生存，丝毫不顾及鸦片贸易带来的严重危害，纷纷介入其中。诚如社会舆论所言：“除山西、吉林外，不种烟之省殆极少，甚至不强迫种烟之省且甚少”，“国内大宗烟土之贩运，早为公然秘密，军商勾结，公然贸易。民国来多少战端，乃因争夺鸦片运道及其捐税而起”。鸦片愈发嵌入到中国政治社会结构之中，特税被广泛用于支持地方行政系统与军队组织，甚至部分省份财政收入的 1/3 以上均来源于此。国人深感鸦片对社会的巨大危害，禁烟呼声不绝于耳，大公报痛心疾首地谈到，百年来的中国外患，是随鸦片而俱来的，鸦片仍在国内流行，可说是我们中国的真正国耻，我们要不甘灭亡，禁绝鸦片。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向民众彰显政权合法性，1928 年宣布成立禁烟委员会，并颁布禁烟法及实施条例。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禁烟流于形式，效果有限，国民政府军政高官觊觎高额收益，直接参与鸦片贩卖者为数甚众，1928 年 11 月曝光的“江安轮运土案”牵涉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等诸多要员，舆论哗然，国民政府公信力扫地，“禁烟会议之金字招牌顿成黯淡无光”。即便如此，蒋介石仍旧暗自创设两湖特税清理处，不断强化对鸦片贸易的控制与税收的汲取。1931 年 7月，蒋介石决定成立禁烟委员会查缉处，由李基鸿任处长，以寓禁于征为名，推行鸦片公卖制度，意图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消息一出，各省群起反对，就连立 李宗仁致蒋中正电（1933 年 4 月 21 日），蒋档，00208020000078004。蒋中正致李宗仁电（1933 年 4 月 27 日），蒋档，00208020000080026。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34 年 11 月 6 日），蒋档，00201020000122017。社评：论鸦片公卖之说，大公报（天津）1931 年 2 月 7 日，第 2 版。禁烟！精兵！强国！，大公报（天津）1932 年 7 月 16 日，第 4 版。社评：沪土案究竟如何办，大公报（天津）1928 年 12 月 22 日，第 1 版。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101法院代理院长邵元冲也直斥设立查缉处蠹国病民，最终陈立夫、叶楚伧等人不得不“协商打销之”。查缉处虽被迫取消，但蒋介石并未停止染指鸦片贸易，于1932 年将两湖特税清理处改组为汉口禁烟督察处，命令杨永泰代为物色各省禁种烟特派员。杨永泰考虑到合适人选一时难得，建议先将豫、鄂、皖、闽四省人员公布，逐步展开。此后，蒋介石又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专门负责特税业务的办理。1933 年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军对华北的军事压力暂趋缓和，蒋介石在集中兵力“围剿”红军的同时，也试图借机清除西南等地方势力。以鸦片统制为代表的财政经济手段逐步成为国民政府钳制西南的重要砝码。1934 年 4 月 1 日，蒋介石将汉口禁烟督察处升格为禁烟督察处，“改隶于军事委员会，凡豫、鄂、皖、赣、苏、浙、闽、湘、陕、甘十省禁烟事宜，概由该督察处会同各该省政府或市政府统筹办理”。禁烟督察处不受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法令限制，自行立法执法，实行鸦片统收统运。汉口作为鸦片集散贸易中心，川、滇、黔烟土在长江流域销售均须通过该地行销各省，在农民银行金融措施配合下，禁烟督察处迅速将鸦片贸易行商纳入鸦片统制体系。根据规定，凡鸦片外销必须经由禁烟督察处规定的运入路线，“一切来货，运至禁烟督察处所设入境最近之公栈，即须卸存”；各烟行向公栈购买烟土，若欲向各地分销，必须向公栈领取禁烟督察处制定的转运证；跨省运销应交由禁烟督察处所设之运输机关负责代运，否则以私自贩卖鸦片论处。面对国内日趋高涨的禁烟呼声，国民政府颁布禁烟实施办法，要求各省自 1935 年起至1940 年底，按照 6 年期限，分期禁绝烟毒；关于贩运售吸诸项，严行统制管理。蒋介石此举名为禁烟，实则重在推行鸦片统制，全面掌控鸦片贸易的各项税收。为获得经济主动权，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各地方实力派竞相争夺鸦片生产区域与销售渠道，禁烟督察处副主任黄为材就曾谈及，“川方向以黔货税率较轻，认为待遇不平，至今争执不已，自应于统制改革之初，根本稍予加税，公家既可增益收入，而川湘数年来之暗潮，亦可从此平息”。南京国民政府凭借其雄厚的军政实力，通过实施统制政策，强行将鸦片贸易从生产到消费的大部分利润转移至自己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750 页。杨永泰致蒋中正函（1932 年 12 月 20 日），蒋档，00208020000066033。萧觉天：蒋介石禁烟内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34 辑，第 159、168 页；陈新林、吕芳上编：南昌行营：政治工作报告（二），香港：开源书局，2020 年，第 139156 页。订定禁毒禁烟实施办法（1935 年 4 月 8 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03200029007。军事委员会关于调整贵州省货物运销税的电文，军事委员会档案，七六一/6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3 期 102手中。1934 年 3 月至 1935 年 4 月，禁烟督察处入账就超过 3200 万元，为蒋介石“剿共”、消弭地方反对势力提供有力财政支持。1935 年 10 月，驻川财政监理处向蒋密报，顾祝同在川“剿共”部队经费缺口达百余万，建议禁烟处所存款项暂行借用，由此可窥一斑。同时，蒋介石依靠鸦片统制不断强化对地方势力的压制，并以税率升降羁縻西南诸省军阀。为拉拢四川刘湘，1934 年禁烟督察处特别规定，出口川货每担减税 50 元，限额 4000 担，至 10 月底截止。此外，蒋更借用分期禁绝烟毒的法令，打击挑战统制政策的地方势力。因湖南军政长期依靠川黔烟土过境税收维持运转，1934 年何键对鸦片统制政策阳奉阴违，大规模组织武装走私，蒋介石极为震怒，以贩毒为由逮捕何键女婿黄飞，敲山震虎。在蒋介石向何键让渡部分鸦片收益后，何键立即就范。南京国民政府以禁烟为名实施的鸦片统制，使得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愈发呈现不对等状态。此外，蒋介石认为国家经济迟滞不前，“其症结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自废两改元后，不断推进金融币制改革，更借此对地方金融秩序形成釜底抽薪之势。蒋介石为控制四川，明令此后四川各军不得私自发行钞票，1935 年 3 月，他特别致电孔祥熙，强调整理川中金融意义重大，应以统一币制与统制汇兑为要，只要币制与汇兑能够按照财政部方案实行，即可对四川省政府发行的公债予以正式承认。随着币制改革在全国展开，西南各省的经济开始受到影响。为应对国民政府币制统一的压力，黄旭初等桂系要员在讨论广西经济建设问题时，明确表示应依靠政府力量实行经济统制，金融事业必须由省政府垄断经营，广西省银行负责统制调整汇兑及汇价，统一全省通货；外来各种货币须换广西省银行钞票使用。然而令黄旭初等意想不到的是，广西的应对计划在法币改革冲击下，瞬间难以招架。对于国民政府借助财政手段钳制地方的举措，西南并非无动于衷，胡汉民颇为警醒，直言“微闻特税亦颇受宁方龃龉，宁且有从产烟省分抵制我来源之说，而两粤恃为饷源者，亦不可无善法以防之”，主张两广以扩充财源为目的，全面管控鸦片生产与贸易的运转。然而胡汉民在西南政局内部有名无实，陈济棠对胡所言 李基鸿致蒋中正函（1935 年 5 月 18 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8100600001002。驻川财政监理处致蒋中正电（1935 年 10 月 16 日），蒋档，00208020000256070。李基鸿、杨冏致杨永泰电（1934 年 10 月 15 日），蒋档，00208020000186116。萧觉天：蒋介石禁烟内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34 辑，第 163164 页。蒋中正致叶楚伧电（1935 年 3 月 22 日），蒋档，00202020000033020。蒋中正致孔祥熙电（1935 年 3 月 7 日），蒋档，00202020000033019。黄旭初日记，1935 年 8 月 22 日。胡汉民致陈融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 6 册，第 372 页。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103不置可否，应对措施也就无从谈起。待至 1934 年红军长征北上，蒋介石以“剿共”为名率军顺势进入贵州，西南固有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被打破，以往十九路军、王家烈、龙云等遥通声气的形势不再。随着蒋介石成功改造贵州政局、全面统制黔土贸易，桂系依靠滇黔烟土过道获取的禁烟罚金税额急速下降，加之国民政府统一币制政策的推进，广西生存压力与日俱增。三、贵州政局重组与桂系生存困境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拓展战略生存空间、形成与其他政治势力的缓冲地带，地方实力派对地缘格局变动高度敏感。贵州地处西南各方枢纽位置，控制黔省，东可窥湘，西可挟滇，北扼四川，南制广西。贵州政局如若由南京国民政府掌控，不仅桂系将失去缓冲地带，直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巨大压力，并且财政命脉也将受制于人，“尤其可改变黔省鸦片由桂出口的通道，从而切断广西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