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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谢刚苗红娜*【摘要】公共服务获得感作为民众对公共服务客观获得的主观积极心理体验，反映了居民对社会治理的认知与评价。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建设中，居民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居民参与内容及方式的多样性，何种居民参与以及居民如何参与更能提升其获得感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将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分为政府主导型参与和公民自发型参与，将公共参与渠道区分为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型渠道、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型渠道和互动沟通型渠道。通过分析居民社区参与的 6089 份调研数据，研究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和方式对个体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自发型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主导型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时的互动型沟通渠道，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民参与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论文揭示了不同公民参与类型与获得感的关系，丰富了学界关于公共参与及其作用的研究，拓展了个体获得感生成的研究视角，对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实践启示。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时，要注重扩大公民自发型参与，并增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沟通。【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服务获得感参与效能感政治信任【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 2486(2023)02 0157 17一、引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旨在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具体到社区建设与发展，则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751*谢刚，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苗红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编辑部对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政治社会化路径及有效性研究”(22ZZB00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治理的智治进路研究”(2022 12389)。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2017);与此同时，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政治决策的重点和政策落实的试金石。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不断扩大，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民众作为公共服务的需求者和承载者，对公共服务的感受并不相同，公共服务获得感显现一定程度的钝化效应。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要求与实践，并没有有效转化为居民公共服务的获得感，出现了政府大量投入与民众获得感不强之间的悖论(郑建君等，2022)。“获得感”自 2015 年在政治话语上被提出之后，迅速变成网络热词，进而成为学术热点，并汇集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对其内涵及维度、实现路径和实证发展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在概念上一致认为获得感是以“获得”为基础的一种主观体验和满足(鲍磊，2019)，包含社会发展获得感、民生改善获得感和自我实现获得感三个维度，是“个体或群体在自我处境持续改善、自我状况不断提升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积极心理体验，是一种建立在 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受”(郑建君，2020)。相比于幸福感等主观概念，获得感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概念，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前者源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与享受公共服务的获得感，后者源于收入分配带来的公平感、政府反腐产生的政治信任，以及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带来的自我实现等主观感受(郑风田、陈思宇，2017)。借鉴相对剥夺感概念，获得感也被区分为横向获得感和纵向获得感(王浦劬、季程远，2018)，或者绝对获得感 和 相 对 获 得 感(赵 卫 华，2018)。获得感是对公共服务预期与实际获得相结合而产生的心理体验，与民众的经济和生活体验直接相关，由公共服务的获取和评价所驱动。获得感的实现路径涵盖了物质层面上做大蛋糕，打破阶层壁垒，为居民在就业、教育等方面提供更多实际服务(徐延辉、刘彦，2021)，促进个人发展，优化社会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吕小康、孙思扬，2021)，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增加民众的实际获得(廖福崇，2020)，以及鼓励民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官永彬，2015)，增强其微观心理层面上的政治信任(董瑛，2017)和公平认知(黄艳敏等，2017;谢治菊、兰英，2019)。民众作为公共服务的获取者，在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中并非被动存在。从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来看，既有研究指出，民众参与可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一是民众参与可以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使其在多目标压力下，进行有限财政资源配置时反映民生诉求和需要，从而影响民众公共服务获得感。例如，民众参与可以激励地方政府从增长导向的发展型政府向民生导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而增强地方政府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需求的敏感性和851公共行政评论20232回应性，进而以优质的公共服务改善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余长林，2011)。二是民众参与可以提供精准的公共服务需求清单，使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地方政府)和需求者(居民)可以进行双向沟通和信息流动，这一互动过程使居民可以真实、精准地表达其公共服务需求，为地方政府精准识别居民的公共服务偏好，供给合意的公共服务提供信息支撑，进而有助于提升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张友浪，2020)。三是民众参与对政府来说是重要的外部监督问责机制，有利于政府改善服务态度、提升服务效率(孟庆国、刘翔宇，2017)。从需求侧来说，民众参与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对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观感受和评价需要进一步关注。尤其是在当下民众参与渠道多元化、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的情况下，何种参与以及如何参与更能提升其获得感值得研究。目前学界关于参与类型与获得感的讨论仍相对匮乏，亟须相关实证数据提供支撑。基于此，本文运用社区居民的参与数据，考察不同类型的社区参与以及不同的参与渠道对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以寻求改善基层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水平和筑牢执政基础的有效路径。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一)公民参与的类型根据公民参与理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是民主制的重要特征，也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然而，由于公民参与的议题、方式、程度等的不同，学者也区分了不同的参与类型。Arnstein(1969)引入阶梯理论，将参与机制概念化为信息、沟通、协商、审议和实际决策。owe 和 Frewer(2005)将其分为交流(政府向公众的单向信息传递)、协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信息流动)和参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话)。Fung(2015)从交流方式(表达偏好或讨论、审议)以及授权和制度化水平(高低)对参与进行划分，并认为其是参与性创新的两个关键方面。Jske(2019)依据参与方式将其分为四类，包括协商、讨论参与、公民委员会和直接民主。中国学者也认为在社区组织化参与中存在着多元化的参与机制，如依附性参与、志愿性参与、权益性参与等代表着中国不同居民阶层的参与模式(杨敏，2005)，或者权威型参与机制、授权型参与机制、内生型参与机制、外入型参与机制(朱健刚，2010)。基于公民参与的政策议题性质及公民参与拟达成的目标，孙柏瑛(2005)将公民参与分为公民接触、公民投诉、公民调查、公民听证和咨询委员会;Wang 和 Montgomery(2007)则从参与方式(如听证会、热线951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电话、公民意见簿、社区或邻里会议、公民调查)、参与事务(交通、人事、公共安全、公园规划等)和决策参与等维度分析民众参与。更为常见的是，学者将公民参与区分为制度内政府主导的参与，如政府调研、听证会、信访等，以及制度外社会主导的公民自发形成的参与(刘勇智，2004)，并分析了它们与政治信任、政府绩效等政治心理和情感间的关系(Li，2008;胡荣等，2011;高勇，2014)，认为只有体制内的参与有利于增强政治信任(Li，2008;Miao，etal，2022)，提高政府治理满意度，体制外参与对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汤峰、苏毓淞，2022)。获得感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机制，无论是西方公民参与理论还是中国的社区参与实践，均强调参与的不同类型对于民众政治心理的差别影响，但不同的参与类型是否以及如何会对获得感产生影响还缺少实证数据的检验。(二)公民参与类型与公共服务获得感在影 响 公 共 服 务 获 得 感 的 诸 多 因 素 中，公 众 参 与 被 多 次 提 及(唐 钧，2017)，且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强调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促增和调节作用(官永彬，2015;郑建君、赵东东，2019)。有学者认为，公众参与可以提高政策的合法性，提升政府公信力，促进政治信任(胡荣等，2011)，进而增强公众对政府决策的认同，支持决策的实施(Grimes，2008)。但这些研究将是否有公众参与打包作为一个变量(郑建君等，2022)，忽视了中国广泛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参与。或者仅根据制度化程度对参与进行体制内、外的划分。比如汤峰和苏毓淞(2022)指出，体制内政治参与尤其是基层选举行为对经济、政治和民生获得感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尤其是网上参与和线下体制外参与对经济、政治和民生获得感产生负面影响。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参与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但是在实践中社区参与的内容和渠道要复杂得多。相比于制度内的参与，既有研究中的抗争、上访等非制度化参与行为发生的概率很低，并不是主要的参与方式。而且，这些行为的体制外参与者如果自身处于弱势或不公地位，其对获得感的消极评价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弱化了通过体制内、外参与区分获得感的研究意义。随着“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模式的推进以及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民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多项内容的参与，既包括投票、参与决策，也包括参与社区管理、参与邻里关系调解以及参加社区内的休闲娱乐活动等，这些参与内容如何影响其公共服务获得感更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依据公民社区参与实践，提出八类公民参与内容，涵盖政府主导型参与和公民自发型兴趣类参与。前者是由政府或社区发起和组织的参与，旨在集中力量进行公共政策宣传，解决相应的公共服务等问题;其中，村、社区公益活动主要是社区组织的捐款捐物。后者是由公民主动发起的参与，更关注邻061公共行政评论20232里间的互助、合作与文化娱乐。由于社区参与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权威式动员特征，既借助政府赋予的行政权威，又利用地方性互动网络来动员部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与社区活动(杨敏，2005)，即使是声称以志愿者为主力的公共参与也需要依赖基层政府的“表演性参与”(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2007)。社区选举参与中的高投票率更多的是委托投票行为，成为私人关系再生产的一个环节(熊易寒，2008)。因此，社区中的选举参与和其他社区管理参与被认为是吸纳式参与(高勇，2014)或者政府主导型参与;而与此相对，公民自发形成的兴趣类、娱乐类参与是自发型参与。动员型的投票参与被认为是“旁观者”活动，既有研究认为，基层投票选举通过影响代理人的选择而影响政府行动(服务、提供决策和执行等)，进而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张盛霞，2018)。获得感与人的情感和归宿需要乃至自尊和自我实现需要相关，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要被社会所承认，即“不但要分到蛋糕，还不满足于只是被动地得到。他们希望自己参与做蛋糕的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希望有资格参与讨论怎样来分蛋糕”(唐钧，2017:51)。有效的参与可以提高民众对自身能力和影响力的判断，增强其成就感。成就感是积极的心理体验，有助于提高对改革和公共服务的认可。习近平总书记在 G20 峰会平台演讲中将“获得感”与“成就感”并提(习近平，2016)。相比于政府主导型参与，民众自发的参与更能增加其成就感。基于此，我们假设 H1:居民的自发社区参与可以提高居民个体自我效能感，并进而提升其对公共服务的获得感。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政府数字化转型，在传统的线下参与平台之外，政府还提供了门户网站、各类社交媒体等丰富的网络参与平台。公众参与渠道是公众利用不同的平台进行信息反馈或提出诉求、要求、建议等。根据参与渠道，参与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型渠道，如社区公告栏;二是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型渠道，如 12345 投诉平台和政府门户网站留言;三是即时沟通型渠道，如微信群、QQ 群、直接与政府工作人员或网格员沟通等。民众的参与包括获得信息、提出反馈意见或建议、诉求和要求，以及参与决策咨询或发起政策议程。不同的公众参与渠道决定着其主要功能是信息发布、诉求提出还是参与决策。一项对智利和委内瑞拉的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政策制定比政策的实际效果更能获取公众对政权的支持，公众会因为政府听取自己的意见而更信任政府(hodes-Purdy，2017)。马亮和杨媛(2019)也认为参与环节单一、缺乏前期对公众意见的征询和后期反馈的公众参与是无效的，无法提高公众满意度。因此不同渠道决定了其参与的有效性，有利于公众获得参与感的途径可以使公众产生认同感，增强对于政府公共服务的信心和积极认知。基于此，我们假设 H2:双向沟通的社区参与方式可以有效反映公共服务需求，提高居民对公共服务提供者的信任与认同，提升其公共服务获得感。161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三、计量模型、数据来源和核心变量(一)回归模型与估计方法本研究以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为因变量，以不同类型的参与为解释变量，控制其他影响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因素，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居民参与的内容和方式对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 2020 年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中心的“公民参与基层治理”调研项目。项目组在扬州市开展调研，选取了 14 个乡镇和园区，通过问卷星进行问卷发放，共回收问卷 6093 份。筛除问卷填写时间低于360 秒的样本后，有效问卷数共计 6089 份。在具体的调查执行过程中，问卷通过教育系统由学生家长代为转发，每个 IP 限填写一次，问卷填写者必须年满 18周岁，为当地居住的城乡居民。人口学统计指标的被试情况见表 1。表 1被试分布及比例变量统计指标百分比(%)变量统计指标百分比(%)性别女58.8男41.2年龄30 岁以下10.83140 岁42.34150 岁31.45160 岁13.861 岁以上1.8家庭开支收入不足以支付家庭开销，还有很大的困难2.3收入不足以支付家庭开销，有一些困难11.5收入刚好支付家庭开销，不至于有什么困难52.3收入足以支付家庭开销，还可以存点钱33.9个人收入2000 元以下18.120015000 元48.750018000 元25.0800115000 元7.215000 元以上1.0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3.4初中33.7中专或者高中23.9大专15.3大学本科23.0研究生及以上0.6资料来源:作者自制。261公共行政评论20232根据扬州市江都区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全区常住人口中，男性占比为48.98%，女性为 51.02%;60 岁以上人口占比 44%。由于疫情防控不能实地调研的限制，本调查依托教育系统转发问卷，因此存在年龄上的抽样偏误。这也是之后研究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三)核心变量说明及测量1公共服务获得感公共服务获得感是辖区居民对所获得的公共服务的主观感受与认知。由于基层民众所获得的公共服务具有多元性，本文主要将居民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作为获得感指标，赋值区间为 14，得分越低说明居民对此项服务的获得感越低。从均值来看，民众对基层政府的服务评价由高到低依次是疫情防控(M=3.35，SD=0.602)、中小学教育(M=3.15，SD=0.676)、环境保护(M=2.97，SD=0.726)、医疗卫生服务(M=2.95，SD=0.715)、养老(M=2.94，SD=0.705)、增加就业机会(M=2.92，SD=0.719)和住房(M=2.90，SD=0.739)。2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包括参与内容与参与途径。表 2 报告了受访居民对村/社区不同类型活动的参与情况。近两年来，居民参加村/社区的公共活动中，公益活动较多(参与率为 54.5%)，其次是投票选举等政治活动(40.6%)，再次是维护社区卫生等管理活动(39%)，其他一些公共活动参与频率较低。在未参与过村/社区公共活动的居民当中，大多数表示如果有此类活动，会愿意参加。尤其是对于邻里间互动、居民议事会等公共事务决策的讨论会议、文化娱乐活动和政策精神宣读活动，居民的参与意愿很强。将各类活动的参与情况进行编码，参与活动编码为 1，八类活动加总为“公共活动经历”，均值为 2.4 项。表 2居民对村/社区各类活动的参与情况与参与意愿村/社区的活动类型参与率(%)参与意愿非常愿意(%)愿意(%)不愿意(%)非常不愿意(%)政治活动40.613.539.36.10.6公益活动(普法宣传、捐款捐物)54.58.333.03.90.4管理活动，如维护环境卫生39.011.542.16.90.4邻里间互动22.612.057.37.70.5政策精神宣讲26.39.753.510.00.5公共事务决策的讨论会议，如居民议事会23.410.754.411.00.6文化娱乐活动15.111.653.818.90.6协助邻里纠纷调解23.89.649.816.10.7资料来源:作者自制。361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表 3 的分析结果表明，使用最多且频率最高的居民参与渠道是政府 APP(38.29%)和微信/QQ 群(31.33%)，社区活动也是居民反映意见或提出建议的重要渠道(24.68%)。部分居民也会通过亲自找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16.77%)和网格员来反映问题(15.08%)。社区活动、社区信箱、和网格员沟通、亲自找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可以归入传统参与途径，12345 投诉平台、政府 APP、微信/QQ 群、在政府门户网站上留言是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的网络参与。两种参与渠道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参与途径均值 2.17(SD=0.52)，网络参与途径均值 2.28(SD=0.55)。表 3反映与公共事务有关的情况或提出建议的途径题目/选项做过不止一次曾经做过一次从未做过，如果有需要会做从未做过，不管怎样也不会做均值标准差政府 APP1336(21.93%)997(16.36%)3424(56.20%)336(5.51%)2.55893微信/QQ 群1318(21.63%)591(9.70%)3813(62.58%)371(6.09%)2.47896社区活动658(10.80%)846(13.88%)4259(69.90%)330(5.42%)2.30731亲自找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393(6.45%)629(10.32%)4582(75.20%)489(8.03%)2.15647和网格员沟通428(7.02%)491(8.06%)4704(77.20%)470(7.71%)2.14647社区信箱(公示栏)287(4.71%)438(7.19%)4885(80.17%)483(7.93%)2.0957612345 投诉平台251(4.12%)479(7.86%)4723(77.52%)640(10.50%)2.06587政府门户网站上留言222(3.64%)367(6.02%)4868(79.89%)636(10.44%)2.03557资料来源:作者自制。3其他变量(1)政策透明度。政策透明度是指基层在进行公共服务决策时是否为公民参与提供了充足的信息以及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和较低的信息获取成本。本研究将“近两年来，村/社区做出决策(如低保户评选)时，是否和居民进行过沟通”作为测量政策透明度的指标，结果表明，村/社区的公共决策会公布结果，但不一定表明缘由。与此同时，近四成的受访者表示村/社区进行公共服务决策时从未与居民沟通。(2)政治效能感。个体的参与效能感会影响其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影响其对公共服务从被动承受到主动选择的转变，从而影响其获得感。学界的研究强调了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影响(范柏乃、徐巍，2014;郑建君，2019;崔岩，2020)，即公众对自身在政治领域的知识储备、对政治规则的认知以及对参与政461公共行政评论20232治活动能力的自我评价，显著影响其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公民参与的效能，包括公民提出的利益诉求是否得到政府的回应和采纳，是否达到了参与的心理预期，是否体验到了参与的效果。效能感分为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前者是对自己参与能力的肯定，“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1=非常不同意，4=非常同意);后者是对自己外部影响力的肯定，“像我这样的人，对公共事务的决定没有影响力”(1=非常同意，4=非常不同意)(邓燕华、黄健，2016)。统计显示，内在效能感的均值为 2.88，标准差为 0.61;外在效能感的均值为 2.58，标准差为 0.74。(3)政治信任。政府透明度和政治信任感会影响公民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动机和合法性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获得感。本研究考察受访者对乡镇/街道、村委会/居委会，以及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程度，基层政治信任取三者的平均值。结果表明，受访者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度最高(M=4.70，SD=0.999)，其次为乡镇/街道(M=4.67，SD=0.976)和村委会/居委会(M=4.66，SD=0.984)。按百分计，基层政治信任为 78 分(M=4.68，SD=0.95)。(4)不公平对待经历。获得感是公民基于“获得”而产生的主观感知，而个体是否受到过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会影响其公平感，进而影响其对公共服务的评价和获得感。对“在过去三年中，您是否曾经受到过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的肯定回答比例为 10%。(5)其他人口学变量。获得感不可避免地受到居民个人对公共服务需求偏好和预期的影响。偏好和预期又与居民个体的年龄、性别、收入状况、教育程度及政治面貌等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将以上个体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四、数据分析与讨论(一)公民参与内容与公共服务获得感表 4 中的分析结果显示，公民参与的不同内容对其获得感的影响不同。在所列的八类参与中，社区公益活动和协助邻里纠纷调解与获得感关系不显著，其他类型的参与均会促进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政治参与和村/社区管理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弱化，且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政府主导型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不再显著;公民自发型参与，如娱乐参与、邻里间互助以及纠纷调解有助于促进获得感，村/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对获得感具有边缘显著性。H1 得到验证。561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表 4公共参与内容与获得感变量模型 1模型 2模型 3BSEBSEBSE常量2.917 .0121.034 .0451.049 .053政府主导型参与政治参与.019 .017.045.015.030.014村/社区管理参与.061.020.008.016.004.015政策精神宣讲.054*.023.013.018.021.017村/社区公益活动参与.026.018.012.014.004.014村/社区公共事务决策.100 .022.048.018.040#.017公民自发型参与村/社区文化娱乐参与.057 .025.027*.020.050.019邻里间互动.113 .023.054.018.050 .018协助邻里纠纷调解.031.017.050*.016.037*.016其他变量基层政治信任.373 .007.367 .007政治透明.043 .006.043 .006内部效能感.029.010.055 .010外部效能感.014.008.020*.008不公平对待经历.096 .019.082 .019其他人口学变量性别.069 .013年龄.030 .006教育程度.037 .006政治面貌.048*.020个人收入.018*.008家庭开支.064 .009N5496549654962.063.420.441F54.222 362.075 256.017 注: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因变量:公共服务获得感。资料来源:作者自制。(二)公民参与途径与公共服务获得感如表 5 所示，模型 4 分析结果表明在所列的八种参与途径中，除了“政府APP”和“亲自找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外，其余六种参与途径都与获得感显著相关。其中，“12345 投诉平台”和“在政府门户网站上留言”与获得感负相关，其他参与途径与获得感正相关。模型 5 和模型 6 分别加入其他影响变量和人口学变量。结果显示，社区信箱、12345 投诉平台、微信/QQ 群以及在政府门户上留言对获得感的影响有稳健性。H2 得到验证。661公共行政评论20232表 5参与途径与公共服务获得感变量模型 4模型 5模型 6BSEBSEBSE常量2.659 .036.980 .049.971 .055参与途径社区信箱(公示栏).131 .019.075 .015.064 .015和网格员沟通.093 .016.015.013.022#.012微信/QQ 群.035.011.029 .009.022*.00912345 投诉平台.096 .017.027*.013.024#.013在政府门户网站上留言.040*.019.043.015.038*.015社区活动.056 .014.011.011.010.011政府 APP.001.011.001.008.006.008亲自找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013.016.010.013.006.012其他变量基层政治信任.371 .007.366 .007政治透明.044 .005.045 .005内部效能感.037 .010.056 .010外部效能感.011.008.018*.008不公正对待经历.083.019.072 .019其他人口学变量性别.077 .013年龄.032 .006文化程度.036 .006政治面貌.053.020个人收入.017*.008家庭开支.062 .0092.056.441.442N549654965496F41.99 332.32 241.30 注: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可以认为，社区信箱(公示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渠道，代表着政策公开度，所以与获得感正相关;12345 平台以及在政府门户网站上留言更倾向于自下而上的诉求传递，本身就代表着对服务的不满，与获得感负相关;与网格员沟通以及微信/QQ 群则是双向的沟通参与，有利于个体即时得到反馈且有利于增强其参与感，因此这类参与渠道也可以强化获得感。761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三)政治信任和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将公共服务参与的内容合并为公共服务参与变量，将参与途径划分为传统参与和网络参与，如表 6 所示，模型 7模型 9 分析结果显示了公共事务参与的内容和途径对获得感的影响，即公共服务参与和传统参与显著正向影响居民获得感。模型 8 加入政治信任、政策透明度、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结果显示，政治信任、内部效能感是重要的调节变量，外部效能感具有边缘调节作用。具体而言，政治信任和内部效能感对公共参与和获得感的关系具有促进作用，而外部效能感对公共事务参与和获得感的关系具有弱化作用。外部效能感更多强调个体对其参与效果的影响，如果参与的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则会出现外部效能感越强，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越弱的情况。传统型参与有更强的政府回应性，网络为公民参与提供了平台，但对政府回应性的要求更高，要理性看待网络参与。模型 9 进一步检验了内部效能感和政治信任的高阶调节作用，数据没有显示出高阶调节作用的存在。在所有模型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个人收入都与获得感负相关，即女性比男性有更强获得感，低年龄、低收入、低文化程度、非党员都有更强的获得感。可以理解为低收入群体自身预期可能较低，更易于满足。个人收入越高，可能带来的个人期望就越高;家庭盈余表明的是真实的“获得”状态，和获得感正相关。表 6公共事务参与的内容、途径与获得感变量模型 7模型 8模型 9BSEBSEBSE常量1.019 .0571.115 .0711.415 .185其他人口学变量性别.081 .013.078 .013.078 .013年龄.033 .006.032 .006.032 .006文化程度.038 .005.037 .005.037 .005政治面貌.058.020.059.020.059.020个人收入.018*.008.019*.008.019*.008家庭开支.063 .009.063 .009.063 .009公共服务参与.013 .003.046*.019.041*.066传统参与.011.004.010.004.010.004网络参与.005.004.006.004.006.004其他变量不公正对待经历.075 .019.084 .019.086 .019基层政治信任.366 .007.346 .009.287 .039政治透明.040 .006.044 .008.044 .008外部效能感.017*.008.035.011.035.011861公共行政评论20232变量模型 7模型 8模型 9BSEBSEBSE内部效能感.052 .010.023.014.071.062公共事务参与与政治信任.009.003.007.013公共事务参与内部效能感.012.004.015.022公共事务参与外部效能感.006#.003.005#.003公共事务参与与透明度.001.002.001.002内部效能感政治信任.022.013公共事务参与内部效能感政治信任.005.004N5496549654962.441.442.443F332.21 256.83 230.70 注: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在模型 3 及模型 6模型 9 中，政治信任、政策透明度、内部效能感与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显著正相关，不公正对待经历与获得感负相关。政府透明度高，即公民参与信息的可及性较高、信息获取成本较低、社会公平感体验较高，会强化个体的获得感。政策透明度，即村/社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主动公开信息并吸纳民众参与政策讨论的程度。政策透明度为民众提供了获取参与信息的机会和平台，有助于增强其政治信任感和个体效能感。同时，政府信息的供给，可以提升参与机会与可能性，减少政民互动阻碍，降低参与成本。因此，当政府能够主动提供公共服务信息时，公众的获得感显著增强。个体对自我获得处境存在公平认知或者对社会抱有公平信念，可显著提升获得感。不公平经历会使个体保留日常行为中不公平的信息，从而在面对相似情景时被激活，个体公正敏感性会影响其认知过程(钟毅平等，2012)。本研究也显示出不公经历对获得感存在显著、稳定的作用。因此，提高公共服务获得感需要以均等化、公平化为原则进行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通过分配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强化公共服务过程的公平性。五、讨论与结论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城乡社区作为公共资源下沉的重要载体，是公共服务供给最后一公里的承担者，社区建设的有效性直接影响民众的961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续上表)公共服务获得感。获得感建立在物质增长以及人民群众分享改革红利的现实收益基础之上(季程远、胡悦，2022)，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是实现良好治理的最佳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参与以及政府对民众要求的回应，是弱化发展不均衡、提升获得感的重要保障。让民众参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提升个体的效能感，是社会稳定更为持久的事情。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公众的参与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民众获得感的必然选择。论文紧扣社区建设的时代主线，聚焦公民社区参与的不同类型，进一步揭示出公民参与与获得感之间的关系。有别于既往研究对于公民参与的模糊处理，本研究尝试从内容和渠道两个方面对公民参与进行类型划分，并揭示其对获得感的提升机制，丰富了公民参与及获得感生成机制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分为政府主导型参与和公民自发型参与;将公共参与渠道区分为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型渠道、自下而上的诉求型渠道和即时互动型沟通渠道。实证研究发现，自发型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主导型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时的互动型沟通渠道，如微信群/QQ 群、与网格员沟通，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研究也发现以问题诉求为主的网络参与会弱化获得感，而传统的接触型参与则会促进获得感。前者基于对公共服务的不满而借助网络平台表达利益诉求，其满意程度取决于问题的解决程度和政府的回应度。后者使官民在接触过程中更易于进行情感交流，产生人情和信任进而促进获得感。公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表明，公民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效应会随着公民效能感的提升而提升。当公民认为其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且其参与对决策有影响时，公民参与会提升其获得感。因此，提高居民的效能感，即对社区事务的决策影响力是提升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因素。政策透明度显示，39.08%的受访 者 表 示 自 己 所 居 住 的 村/社 区 在 做 出 决 策 时，从 未 和 居 民 进 行 沟 通;16.14%的受访者表示村/社区仅公布决策结果，不表明缘由;24.9%的受访者所居住的村/社区公布决策结果，并说明缘由;仅有 19.88%的受访者所在的村/社区会在制定决策之前用某些方法收集居民意见。目前，村/社区在民主决策这一环节的民主性与公开性仍然不足，有必要从公开结果、说明缘由，到广泛吸纳居民意见，逐步加强决策的民主性、公开性。居民社区参与的不同内容和途径对获得感的影响不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要注重扩大居民自发型参与，并增强与居民的互动沟通。一是推动基层参与中的象征性参与向实质性参与转变，鼓励公民真正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二是动员公民的兴趣参与，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三是鼓励更多社区071公共行政评论20232公共空间的建立，使公民可以多渠道进行参与。同时，提高问题导向型参与的回应性，使民众在参与中能力得到肯定和发展，从而增加对基层政府的认可、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积极心理感受。在现有发现的基础上，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本文基于公民社区参与的实践和经验对公民参与的内容及渠道进行划分，不同于学界既有的研究。随着公民参与广度和深度的扩展，公民参与的类型需要进一步厘清。第二，不同参与行为和参与内容所带来的效能感不同，需要更细致的测量。第三，公平感作为一种“相对剥夺感”是影响获得感的稳定因素，其对公共参与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第四，由于时空局限，本研究数据在搜集时存在一定的样本偏误，之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弥补。参考文献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2007)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 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 社会学研究，130(4):118 136+244 245Boland，A Zhu，J G(2007)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Community Public Sphere:Case Studyof the Green Community Program in Guangzhou Sociological Studies，130(4):118 136+244 245(in Chinese)鲍磊(2019)“获得感”及其概念周边 兼论其政策意涵 社科纵横，34(7):69 74Bao，L(2019)Sense of Gain and elated Concepts:Also on Its Profound Policy Significance Social Scienceseview，3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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