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境遇下的当代三大生态思潮批判_刘魁.pdf

收稿日期:20221120作者简介:刘魁(1964)，男，安徽祁门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理论;孟天昊，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 40 年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18ZDA028)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理论发展趋向研究”(19BKS077)的阶段性成果。人们围绕“人类世”这一概念的争论一直不断。批评者认为，人类引发的“地质信号”还不够明确，不足以证明对“人类世”这一新纪元的加冕是正确的，或者说这个术语没有科学用途。支持者则更想知道应该将“人类世”的开始时间确定为何时。不仅如此，包括“资本世”在内的几个替代选择的名称已经被创造出来，但都没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尽管如此，在 2014 年，“人类世”这个单词还是被收录进了 牛津英语词典 中。2016 年，“人类世”作为一个纪元得到了国际地层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的正式认可，他们选择了 1950 年作为一个试探性的开始日期。作为该工作小组的主席和研究“人类世”的顶尖科学家之一，简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认为，新纪元“为地球系统设定了一条不同的轨迹”，而我们现在才“意识到变化的规模和永久性”。2023 年第 3 期总第 129 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No 3，2023General No 129哲学研究“人类世”境遇下的当代三大生态思潮批判刘魁，孟天昊(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211189)摘要:当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将地球从“全新世”推进了所谓“人类世”这一新的地质时代。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国际社会与学术界近年先后出现了生态现代主义、生态非现代主义和生态纳粹主义三大生态思潮，从不同的视角对全球生态治理提出了新的展望，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着当前全球生态治理的三种趋向。但是，这三大思潮在对现代性危机进行反思的同时，既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反思，也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对技术、民主政治与民族主义这三大现代性的盲目推崇，前景难以乐观。对此，人类还需要基于对现代性的进一步反思，创造出一种适应“人类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词:人类世;生态现代主义;生态非现代主义;现代性;生态治理中图分类号:B82 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23)03002808根据人类活动引发的地球状态和全球生态变化的规模、程度、多样性以及持续时间，荷兰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尤金斯托莫(Eugene Stoermer)在2000 年率先指出，地球已经进入了由人类主导的地质时代 “人类世”(Anthropocene)，1这不仅意味着在地球未来数百万年的地质地层记录中都可能观察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还标志着人类与地球系统之间关系的根本改变。尽管学术界对于“人类世”的时代划分还存在不同的争议，但是，随着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核能技术、生物技术以及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通过现代技术对于地球进化造成了颠覆性影响(生态危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人类世”作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境遇也就无可置疑。面对人类世、现代性境遇下的生态危机，当代学术界与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生态现代主义、生态非现代主义和生态纳粹主义三大生态思潮，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性、82自然以及当代生态拯救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提出了各自独特的拯救方案。但是，这三大思潮面对生态危机与现代性存在着巨大张力，需要我们从现代性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一、生态现代主义:坚守现代性的后自然拯救崇尚理性的现代性和生态环境保护通常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发展充满张力的两个方面。在“人类世”境遇下，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这种张力更加突出。有鉴于此，2015 年由谢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生态学家埃利斯(Erle Ellis)和哲学家萨戈夫(Mark Sagoff)等人共同组成的团队发表了一份生态现代主义宣言，由于该宣言一反常态，基于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和工具理性的理想，对于“人类世”境遇的科技发展、现代性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张力持乐观态度，与人们普遍的科技忧思和现代性困惑截然相反，因此，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与争议。以谢伦伯格等为代表的生态现代主义者认为，即使在“人类世”的境遇下，在接受人类发展、现代性和技术革新的条件下，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也可以被管理和实现。首先，生态现代主义主张“人类世”预示着一种彻底的且无法逆转的剧变，但是这种剧变不应当被解读为一场危机，而是要求人类利用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力量，改造原有的建立在破坏生态和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基础上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模式，从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积极的和前瞻性的环境主义，最终同时实现“生活美好”和“保护自然”的双重目的。其次，生态现代主义从技术乐观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人类对于自然的持续依赖是生态保护的问题所在，而先进的现代技术可以通过更合理地利用自然生态系统来减少人类的全部影响，从而推动人类福祉与生态影响的脱钩(decoupling)。这种脱钩过程证实了早期人类社会用来满足其生产生活需求的技术在支持了更低的生活标准的同时，却对环境造就了更高的人均影响，而继续利用传统技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相结合的尝试则会导致无法逆转的生态和生存危机。当人类社会依靠现代技术普遍提高现代生活水平时，当人类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到达顶峰并开始逐步下降时，人类便有机会重新野化和绿化地球。2出于对自然的深切热爱和情感联系，生态现代主义者将这种对自然的朴素情感与现代技术等手段相结合，以确保将自然从人类的破坏中解放出来并且实现生态保护。2一方面，生态现代主义者先是对自然进行了解构，这不仅仅包括经验层面的“野性自然”的终结，即独立于人类世界之外的自然的消亡，还包括原有自然概念的终结。原有的“自然”概念不仅指的是现代性的、与人类文化二元对立的、单一的和抽象的自然概念，还指的是环境主义中作为规定人类行为道德规范的自然概念。5因此，无论是人类对于荒野的朴素向往，还是将自然神化的宗教性理解，在“人类世”境遇下都不再具备合理性，自然的先验性和崇高性逐渐被人类的能动性所取代，不再是优先于人类社会的规范性基础。3另一方面，生态现代主义者用一种地方性的并且承认人与自然交互关系的“环境”概念来替代原有的“自然”概念。其一，这种“后自然”思想坚持自然价值的多元化。生态现代主义者提倡拯救自然是出于对自然在精神和美学层面的价值追求，而不是根据其经济价值或工具性价值。当然，这种从精神和美学意义对自然进行的价值评价终归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因而生态现代主义的自然保护其实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议题。2不仅如此，生态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同地域文化和社会历史对于自然的价值评价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自然的价值体现在与人类的互动之中，多元的人类文化和其生存环境共同构成了一种有机的整体。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生态现代主义特别强调了人类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生态保护中的重要性，而非仅仅是限制人类对自然的侵扰。在“人类世”的语境下，这样的自然保护是一种对于人与自然共生环境的拯救，而非单纯对荒野的拯救。其二，生态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人类政治、文化、经济和生态等多元要素不断交互演变的过程。2自然的“祛魅”就是将自然从独立于和优92先于人类社会的崇高地位放置到这种多元素交融的生存环境当中。因此，保护自然并非让自然来规定和限制人类的发展，生态问题也不再是一个独立于其他元素的单一问题。人类需要将生态问题置于多元的文化社会背景中来处理应对，从而将人类的进步与更有效、更客观和更负责任的生态保护相联系。从总体上看，生态现代主义提出了一种兼具现代主义与后自然特征的生态拯救方案，它既没有因科技忧思与多元现代性困惑而走向反科技、反现代性的后现代道路，也没有因“人类世”的生存危机而走向绝望，而是在科技、现代性与生态拯救的复杂关系中寻找破局，以现代经济学与生态学等科学为基础，敏锐地觉察了先进的现代技术与可持续的生态福祉之间复杂的脱钩关系，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指出了一条令人向往的具有现实主义、科学主义的光明前景。不过，毋庸讳言，该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首先，生态现代主义对于高技术、尤其是所谓的绿色技术发展的生态外部性作用关注不够。其次，生态现代主义试图用“后自然”思想来重建环境伦理的目的，也不尽合理。通过揭示自然和技术的混合性，生态现代主义将自然的技术支配当作一种“自然”事实，从而试图否定存在于人类社会、地球之外的自在自然，即忽视和否认自然的他性(非同一性)。这种观点恰恰导致了生态环境危机，使得“自然资源的极限”这一关键的生态学思想遭到否定和漠视。一句话，生态现代主义实际上包含着明显的“最现代”内容，其所宣示的对自然进行技术殖民以及“自然终结”的建构主义话语，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因此，进入“人类世”以后，面对着人类社会对自然系统的不断嵌入以及日益紧迫的生态危机，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反思性的“人类与自然”、“自在自然与属人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的“他性”或“非同一性”，识别和纠正扭曲、剥削和不公正的人类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同时积极鼓励和参与围绕着未来“美好的人类世”的替代愿景的民主争论。二、生态非现代主义:反思现代性的自然政治拯救对于“人类世”境遇的现代主义生态拯救方案，学术界有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批判最为深刻的也许是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生态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拉图尔认为，生态现代主义妄图通过寄予技术来恢复自然的解决方案，只是以保护生态为掩饰的现代性的强化，这种“得其利而无其害”的意图不过是现代人的主观臆想。“人类世”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但是必须要对现代性进行修正，4(PP145 155)这是因为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使得再也没有任何“外部”环境，5 生态危机也不再单单是关于“自然”的危机。因此，当前提出的各种生态运动其实都未能超越现代性的构想。在拉图尔看来，现代性作为一种宪政(Con-stitution)，一方面通过实验室的中介来代表自然，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社会契约的中介来代表公众，这是一种建立在自然和政治严格对立基础上，将自然和政治进行简单的并置或结合的主张。同时，现代科学提出要呈现“客观的、纯粹的和无价值的自然力量”，但是这种“自然”只是指简化为“尾闾议会”(rump parliament)的一种特定的政治功能，6 给真正的“普遍自然”仅仅赋予了一个等待着人类随意挪用的角色。基于此，与“自然”有关的论述总是以科学的名义提出，科学则是利用“自然”来组织、协调或中止政治。值得注意的是，拉图尔是在寻求一种新的“自然政治”，绝不是要回到那种前现代的、对人类社会具有规范性意义的“自然”。在拉图尔看来，人类社会目前所遭遇的并非纯化而是混合，现代性的“两院制”反而导致了“混合体03尾闾议会，亦称“残缺议会”，原指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新军将反对审判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议员驱逐以后的不完整的英国议会。拉图尔在这里使用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自然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现实领域，只是一种人为的编码范畴，试图将客观而无可争辩的领域与主观而有争议的领域区分开来。的无序扩散”，但是却无法将其系统地纳入进政治进程。他认为人们意识到混合体扩散的不断增强就是对“自然”的关注，“自然”不应是围绕着人类的纯粹的非人类世界，而是指人类与世界不可避免的纠缠。因此，“纯粹的生态危机应该被认为是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深刻突变”7(P8)，生态危机不再是自然的危机，而是客观性、现代性、现代科学的危机。除非人类接受一种非现代的思维方式，否则将继续在生态危机的本质上欺骗自己并逐渐失去应对危机的能力。至于应对危机，并不取决于某种固定的自然道德价值尺度，而是取决于考虑到审美和实际利益、不确定性和风险、政治参与问题和许多其他因素的复杂判断。这样，包含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集体”取代了自然和政治的二元分离。生态非现代主义“需要被理解为现代性的替代物”，更适于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实质，并且能够应对生态危机中的复杂性问题。面对这种状况，拉图尔认为必须有能够容纳多元自然模式以及人类和非人类的混合体作为替代物，而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娅假说为其提供了样板，但拉图尔的盖娅更加具有独特的“人类世”指向。首先，盖娅是一个容纳各类行动者、事件和争议的有机体。盖娅在不预设一种整体概念的情况下，达成了各行动者之间的联结，强调一种非整体论的联结性(connectivity without holism)。8 基于此，盖娅不是作为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外在于行动者并调节行动者的行为，而是各行动者之间的广泛联系共同制造了盖娅，并且盖娅不以目的论的形式预设任何走向和结果。其次，拉图尔将盖娅视作为遍布全球的“关键带”(criticalzone)，既不包括地心也不伸向银河，只是地球表面的那层生物薄膜。这里正是人类即将“着陆之处”，这层生物膜中的所有生物都是“陆地人”(earthbound)，这一概念不仅定义了只能束缚在地球的人，还让其发现了自身的有限性问题。因此，生态保护问题直接指向人类的生存处境。再次，盖娅具有地方性、有限性特征。一方面，拉图尔认为“地球本身不可能再被任何人全球化式地理解”7(P154);另一方面，在拉图尔看来，我们对移居地球之外空间的期盼，只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权宜之策，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仍将身处地球之中。所以，盖娅的作用是为各种地方性的思考提供对话和联合的可能性。此外，拉图尔对“反馈循环”的借鉴，将我们对地球的理解从“全球”转向“准反馈循环”(quasi-feedback loops)。换言之，所谓“地球的存在”就是以“准反馈循环”的形式存在于地球“关键带”中的缓慢操作。这个循环并不是意识控制的结果，而是由参与循环的行动者自身的循环过程驱动。9 在拉图尔看来，只有在地球“关键带”中建立行动者网络，才能够看到“准反馈循环”的结果，而对这些反馈结果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则可以帮助我们积累足够的“经验”，从而成为真正的历史代理人和有公信力的政治行动者。最后，拉图尔和生态学家蒂莫西兰顿(Timothy Lenton)共同阐释了升级版的盖娅 20，更加强调在盖娅范围内，从个人到全球工程的有意识地自我调节正在发生，人类开始意识到自身行为的全球后果，而具有自养性(autot-rophy)、网络性(networks)和层级性(heterar-chy)特征10 的“盖娅 2 0”能够科学地设定目标和实现目标。通过强调生命形式的能动性和其设定目标的能力，“盖娅 2 0”可能是促进全球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效框架。既然盖娅被拉图尔设定为生态非现代主义的象征形象，那么关于解决方案，拉图尔认为现代性并没有使真正的政治成为可能。在“人类世”境遇下，我们不应该向上寻找高级仲裁者来统一人类，而是需要关注我们居住的地球和其他非人类生命，也就是需要一种“人类世”的新地缘政治(geopolitic)。拉图尔提出了融合人类和非人类的集体，但是为了能够让集体根据正当程序来探索美好的共同世界，还必须构建一种替代“两院制”的新分权。在新的两院制中，集体的“上院”关注的是关于现象存在的问题，确保所有可能对争议做出贡献的行动者都能够参与其中，“下院”则是对进入集体的行动者进行“分层”工作，讨论如何使行动者与集体中已经认识到的现象相适应或不相适应。总之，拉图尔的生态非现代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反思现代性危机、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盖13娅理论重塑自然政治的生态拯救方案。不可否认，相对于生态现代主义，拉图尔的生态非现代主义具有更强的创造性，他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础上重塑了人与自然、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同时又以“生物膜”与“关键带”重塑了拉伍洛克的盖娅理论，把现代性中作为主体的人限定为具有地域性、敏感性、有限性的“地面人”，清除了生态现代主义及其他各种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遗迹与幻想，为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富有生态魅力的新地缘政治拯救方案。不过，拉图尔的生态非现代主义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1)拉图尔过分突出生态关联的普遍性，却忽略了万物联系的差异性，忽略了“人类世”境遇下人类在全球生态拯救方面的突出作用。(2)拉图尔过于突出人与自然、科学与政治的关联与渗透性，但是对于人与自然、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差异关注不够。(3)即使在政治层面上，全球不同地域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差异，不同阶级、民族、种族和性别对于生态危机在感受、责任、应对能力方面也不尽相同，尤其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对于生态危机的感受、责任、应对能力方面也是千差万别。11 对此，拉图尔关注不够。(4)面对不断生成的盖娅，拉图尔要求我们将注意力从事实问题转向关切问题，他认为处理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让更多的行动者参与到“争论”之中，这固然有理，但是行动者数量的增加也加重了生态治理决策的成本。总之，这种生态非现代主义无法将生态系统呈现出的普遍特征与实际差异区分开来，因而难以真正提高生态治理的效率。三、生态纳粹主义:反现代性的暴力生态拯救如果说生态现代主义与生态非现代主义是西方学术界自 21 世纪以来基于现代性反思而诞生的两种态度各异的生态拯救思潮，其影响力也主要在学术界，那么，生态纳粹主义则是西方民间自 21 世纪以来流行的、基于全球化与现代性反思的激进生态政治思潮。尽管生态纳粹主义目前还只是一种非主流的生态拯救思潮，但在移民激增、生态危机严峻、西方各国主张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右翼政党实力不断增长的背景下，这股思潮有不断扩张的趋势，值得警惕。生态纳粹主义宣称，生态圈是绝对道德价值的唯一承担者，人类与其他物种只能被赋予相对的道德价值，而这种价值完全取决于对整体生态圈的参与，其目的就是确立道德主体能够始终服从于生态圈的最佳利益。然而，进入“人类世”以后，人类无限制地繁衍和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严重威胁到了生态圈平衡，因而生态纳粹主义认为，应当不惜代价的大幅缩减人口数量，甚至是造就出广泛的“无人区”，其中任何手段在原则上都是公正和公平的。在他们看来，人类应当拒绝所有的文化和技术等现代性成就，直到重构出适当的生态平衡，这是因为技术只不过是夺占人类生活中的所有真正意义的手段。此外，生态纳粹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正是由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造成的系统性后果，因而需要诉诸某种极端暴力形式的专制制度，政治实体(如国家、联邦、联盟)应当对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实施限制，只要这些基本权利的行使会对环境和构成生态圈的非人类造成伤害。总之，生态纳粹主义认为，只有通过一场现代性的“大灾难”，自然才能恢复到初始状态，人类也才能够摆脱对生态危机的担忧。12(P88)对于生态纳粹主义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寻求抵御现代性对于现有文化的毁灭性威胁，进而寻求改变现代性的特定方面以创造一个几乎完全由暴力和危机来定义的全新社会。生态纳粹主义虽然在目前还只是一种非主流的社会思潮，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它继承了马尔萨斯的人口暴力控制论与纳粹主义的暴力排外论，在西方社会具有一定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极端主义的反现代生态治理思潮，对其社会影响与未来发展趋势不可低估。早在 18 世纪，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Malthus)就提出，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与不断膨胀的人口欲望存在着冲突，这会导致严重的人口过剩，而只有自然原因、灾难和道德限制才能够阻止这一结果发生。为此，马尔萨斯出于所谓理性的缘故，建议只对劳动群众和贫困阶级采取限制措施，他认为文明的生活之所以是优越的，正是因为其不平等的阶 级 结 构 可 以 有 效 地“控 制”人 口 数23量。12(P18)生态纳粹主义激进排斥外来移民，就与马尔萨斯的这种激进人口论有关。不仅如此，生态纳粹主义的兴起还与德国历史上纳粹主义的激进种族主义思想有关。早在 19 世纪，德国生态学家阿恩特(Ernst Arndt)就曾以德国土地和人民的福祉为借口，推行强烈的排外民族主义，以便要求生态的完整性和种族的纯洁性。13(P6)随后，海克尔(Ernst Haeckel)更是明确赞同种族优越性和种族优生学理论，从而将“基于科学的生态整体主义与民族(vlkisch)社会观点相结合”。13(P7)不仅如此，纳粹主义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还从自然界中汲取了稀缺性、竞争性和支配性的教训，倾向于根据自然法则来对社会关系排序，从而肯定了自身种族的优越性以及种族斗争的“自然”特性，最终为通过使用暴力来实现德国人民的种族“复兴”、征服生存空间以及大规模屠杀“种族敌人”的计划提供了理论依据。简言之，这些生态学家和纳粹主义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凝结成了一种同时强调生态保护、暴力专制和种族优越的激进环境主义，对于当今的生态纳粹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宣称，人口过剩会导致数以亿计的人死于饥饿，他还试图开发出一种单一的分析方法来衡量地球系统可持续供养的最大人口规模。12(P38)类似的，还有以保护生态为由来限制移民的呼吁，在 20 世纪90 年代，赫伯特格鲁尔(Herbert Gruhl)等人甚至主张，必须拒绝移民以便保护本国的生态完整性，并且只有死亡才能使“地球上繁衍过度的所有生命”恢复平衡。此外，受纳粹主义影响，生态纳粹主义极力反对民主政治，大力推崇独裁的极权主义政治。芬兰著名的生态纳粹主义者林科拉(Linkola)公然鼓吹通过战争和种族灭绝等手段来实现生态平衡，因为民主制度无法实现他所谓的“必要的人口急剧减少”。为此，他甚至设想了一个由一群开明的“突变的远见者”(mutant visionaries)监督的世界政府，这群“天生的领导者”可以实现拯救人类的愿景。14 总之，生态纳粹主义思潮对于自然整体主义、种族主义和暴力主义的推崇呈现出鲜明的反现代性色彩，其始终宣称将“自然的教训”直接适用于社会关系，企图以规避自由民主规范的方式，动员种族化的民众来捍卫所谓自然化的社会关系。然而，这种反现代性论调不仅忽视了全球生态危机成因的复杂性(不仅包括人口成因，还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制度等成因)，以极端种族主义的方式拯救生态危机也忽视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关联性，更忽视了纳粹极权政治的反人道主义的历史教训。生态纳粹主义为了保护生态圈而草率地剥夺人类的道德价值，从而使个人福祉无条件的服从于种族繁荣的主张不仅是极其不合理的，不得人心，最终也会被历史淘汰。四、结语从表面上看，上述三种思潮对于生态拯救的三种不同方式，实际上起源于对待现代性的三种不同方式、三种不同态度。如果从深层次看，它们所理解的现代性的内涵也是各不相同，甚至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处境。生态现代主义一方面反对人与自然二元意义上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坚守技术进步、社会进化、人类主体意义上的现代性;生态非现代主义一方面批判人与自然、科学与政治二元对立意义上的现代性，否认其间的明晰界限，强调人与自然、科学与政治的混合性与渗透性，另一方面又坚守民主政治意义上的现代性;生态纳粹主义一方面反对的现代性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与人权政治，主张倒退到前现代，另一方面又坚持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现代性。由此可见，“人类世”境遇的生态拯救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把不同形式的生态拯救方案进行比较与筛选，需要进行深层的反思。事实上，现代性是一个内容庞杂、极富歧义的概念，生态危机与现代性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牵涉，例如人类主体性的张扬、工具理性的提倡、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等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包括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属于现代性的不同侧面。从马克思主义乃至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看，生态危机的爆发固然具有自然、社会、人类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33等多方面的原因，但资本主义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经久不衰、难以从根本上治理的首要原因。一方面，人类确实生活在资本无止境积累的历史时代，15 资本逻辑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推动了物质进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6(P36);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类社会遭遇了“现代性难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赖以存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造就、加剧了生态危机。“资本”自诞生以来就依赖于“廉价自然”的可用性来让其为自身服务，甚至连科技也逐渐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并且“资本”还一直通过宣扬否认主义来维持其生产和扩张。简言之，“人类世”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杰森 摩尔(Jason Moore)就提出以“资本世”17 替代“人类世”，主张全球生态治理需要建立在扬弃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基础之上。为此，我们在总结三大生态思潮的基础上，也应当引入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非生态本质和现代性二元论的批判，而非诉诸抽象的一元论、整体论或混合本体论，从而实现批判、修正和超越现有的思维模式和解决方案。否认主义主要是通过由化石燃料资本企业直接资助的机构来大力宣传的一种思潮，意图是否认生态危机的蔓延和恶化，最终目的是为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化石燃料的继续开采而创造时间和空间。否认主义大致包括:“趋势否认主义”(生态没有恶化)、“归因否认主义”(生态危机不是人类造成的)、“影响否认主义”(生态危机没有任何严重影响)、“行动否认主义”(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和“紧迫性否认主义”(目前不需要采取行动)等多种形式。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视角看，当代人类世的危机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资本逻辑的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体意识的危机，更是近代启蒙运动逐步确立的西方式现代化的危机。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在批判西方宗教迷信的同时确立了人类的主体意识，确立了人对自然、对社会、对他人、对自身命运的主体地位。从历史的角度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把人类的生产力从封建宗教与传统家族道德的约束中解放了出来，但是，近代个人主义主体地位的确立，带来了共同体意识消解的危机。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市场经济体系、传统家族的解体以及社会转型的成功，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追求、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共同体意识受到巨大冲击，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消失、生态失衡、气候变暖等全球性危机就是个体主体意识膨胀、共同体意识消解反噬的后果。所以，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在根本上是西方式现代化反噬的恶果，西方式现代化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改弦更张，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总之，上述三种生态主义思潮都没有能够为当代生态治理指明方向。在“人类世”境遇下，现代性并非只有单一的表现形式，生态危机也是一种人类、科技与自然系统之间多重矛盾关系交互作用的综合性危机，因而我们应当正视现代性的多种内涵及其相互的复杂关系，而不是简单、极端地处置现代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我们需要在坚持资本主义批判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辩证对待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现代性，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单一因素主导的“一元现代性神话”进行反思和批判，在本土化的基础上重构现代性与人类文明，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8(P62)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8(P50)，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人类才会走向光明的未来。参考文献:1 Crutzen P，Stoermer E How long have we been in theAnthropocene era?J Climatic Change，2003，(3)2Asafu-Adjaye J，Blomqvist L，Brand S，et al AnEcomodernist Manifesto EB/OL http:www ecom-odernism org/manifesto-english/，2015 0443 3 滕菲 人类世的到来与生态现代主义的后自然思想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4 Latour B Telling Friends from Foes in the Time of theAnthropoceneA Hamilton C，Bonneuil C，Ge-menne F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 C New York:outledge，2015 5 钟晓林，洪晓楠 拉图尔论“非现代性”的人与自然 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6)6麦永雄 将科学带入政治 拉图尔“政治生态学”思想初探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2)7 Latour B Facing Gaia: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egime M Cambridge:Polity Press，2017 8 Latour B How to Make Sure Gaia is not a God ofTotality?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oby Tyrrells Bookon Gaia J 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2017，(2 3)9Latour B，Milstein D，Marrero-Guillamn I，et alDown to Earth Social Movements:An Interview withBruno Latour J Social Movement Studies，2018，(3)10Timothy L，Latour B Gaia 2 0:Could Human AddSome Level of Self-awareness to Earths Self-egula-tion?J Science，2018，(6407)11 常照强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后人类主义困境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2)12Moore S，oberts A The ise of Ecofascism:Cli-mate Change and the Far ightM London:PolityPress，2022 13Biehl J，Staudenmaier P Ecofascism:Lessons fromthe German Experience M Chico:AK Press，1996 14 Protopapadakis E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LinkolasEcofascism:An Ethics Beyond HumanismJ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2014，(4)15 Moore J The Capitalocene，Part I:On the Nature andOrigin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J The Journal ofPeasant Studies，2017，(3)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Moore J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Nature，History，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M Chicago:PM Press，2016 1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责任编辑张正云沈利华Criticism on Thre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Ideological Trends in theContext of AnthropoceneLIU Kui MENG Tian-hao(School of Marxism，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pushed the earth from the“Holocene”to the so-called“Anthropocene”，a new geological era In the face of the worsening ecological crisis，three major ecologicalideological trends have emerg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eco-modernism，ecologicalnon-modernism and eco-fascism，which put forward new perspectives on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and，to a certain extent，represent the three trends of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at present However，while reflec-ting on the crisis of modernity，these three major trends have neglected to reflect on the modernity of capitalism，and havefailed to get rid of the blind reverence for technology，democratic politics，and nationalism，which are the three major ele-ments of modernity In this regard，human beings need to further reflect on modernity and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dapted to the“Anthropocene”Key Words:Anthropocene;eco-modernism;ecological non-modernism;modernity;ecological governance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