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基本意涵与话语体系建构_郭云泽.pdf

论“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基本意涵与话语体系建构郭 云 泽摘 要“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其实质上就是提升内嵌了中国本土原创性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等多元文明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影响力。从理论背景切入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问题,明晰“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命题的生成逻辑,从而找到制约中华文明影响力扩大的核心难题,即尚未形成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从话语内容、主体、传播方式出发,以话语体系基础建设为“纲”,以培育专业化对外话语人才队伍为“基”,以数字传播空间为“云”,建构提高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立体式话语体系,从而破解中华文明被西方国家边缘化、赋魅化的困局,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自信与世界意义。关键词 文明 中华文明影响力 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作者郭云泽,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济南 250100)。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主体性、命运共同性与文明多元性的历史时空中不断赋予中华文明新的价值意蕴和理论内涵,并在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范式,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形态演进,由此有利于增强中华文明的全球影响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断,明确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贡献,同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完整地阐述了“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命题。“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是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关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是构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精神底气,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文明大国形象的现实需求,是彰显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优越性的重要渠径,也是增强民族文明认同和赢得国际话语主动权的重要环节。审思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华文明”“文明大国”“文明形态”等所发表的系列论述,找到消解阻碍中华文明影响力提升的症结,构建“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话语体系,从而彰显当代中华文明对于人类发展更持久、深远的世界意义。一、“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提出背景与基本意涵在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演进与转型中,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趋势日益加强,不同国家、民族、区域彼此交流互鉴、共存共生,既内嵌各具特色的文化结构与文明特质,又共同继承和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和文明遗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研判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塑造文明大国形象的极端重要性,着力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99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23 年第 1 期本文是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马克思 人类学笔记 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项目编号:2022GN06)的阶段性成果。增强国际话语权和扩大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赓续走好合乎中国国情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辨析文明概念相对复杂,不仅在于国内外学者对文明含义界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在于从不同社会背景、学科、研究视角出发阐释文明内涵的丰富性。追问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理解文明与文化的内涵以及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常用把文化作为解释文明的切口和参照,使得它们彼此成为解释对方内涵不可或缺的要素或依据。有论者把文明视为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既文明是文化发展的成果与结晶。也有论者指出,文明是一个由各种村落、地区、种群、民族、宗教共同缔造且具有多元性、独特性的“文化实体”。文明与文化作为紧密关联的两个概念同时并存于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相关重要讲话之中。关于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和发展的重要议题和理论内容。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谈话、演讲、致辞等相关论述和语境中,对于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内涵、外延的释义和表述存在差异,但基本遵循了“大文明”和“小文化”的解释原则,即文明囊括和包含了文化的概念和内涵。一是把中华文明理解为一个总体性、历史性的概念,中华文化从属于、并纳于中华文明的范畴。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创造的政治、物质和思想成果的总和,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不竭精神力量和思想源泉。从中华文明的高度审视中华文化,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文化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整个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积极影响,而且对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二是中华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内容。一方面,具有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容纳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含黄河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无疑“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文明的精华与根基,中华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思想和文化熔铸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以致于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延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源自于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中华文化,其厚植和形塑了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三是把中华文明视为与中华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文化自信、文明复兴等议题时,通常把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结合起来并用、互释,从而产生话语的联动效应与聚合效应,以突显两者的主属统一关系与双向同构作用。从价值维度看,“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再次升华、中华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从特征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引用 孟子滕文公上 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来阐释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的特质,提出理性认识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与其他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异质性,指出文明各成体系且各具特色,没有高下和优劣之分,同样不同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各具魅力,不存在高低优劣的差别。因此,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具有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话语关系以及占据同等重要的理论地位,使得“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与“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同一个理论命题,两者相互支撑、互相统一。当然,“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是从“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命题中延伸、拓展、升华而来的。(二)从中华文化到中华文明影响力提升的逻辑推演党的十八大之前,直面“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的问题,我国相继提出并出台了开拓全球文化市场、扩展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渠道,勾画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政策和路线。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提升对外文化交流和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00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同时从人类文明的维度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以及极其重视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在 2013 年 12 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原创性文化的基础上而展现出的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魅力与影响力。这种由文化软实力催生的文化影响力是奠基于综合国力与基础实力之上由内向外辐射、传播的,它既关乎“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在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深刻阐述了“文化自信”的概念,要求挖掘和阐发中华文化中所特有的思想体系、智识精神,把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推进“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这是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价值定位与发展目标的科学阐释,绘制出跨文化、跨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轮廓,为提升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影响力奠定了统一基调和提出了总体要求。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归纳总结了过去五年思想文化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具体是“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报告中不仅首次提出了“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术语,而且从文明影响力的层面上擘画了本世纪中叶的奋斗蓝图,到那时我国将全面提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水平和质量,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在 2018 年 8 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方式、路径与意义。在2020 年 9 月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并凸显文明作为“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的重要位置,强化对“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的研究来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升到了文明的高度,并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再次高踞人类文明的立场,肯定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最新形态与日益释放的世界影响力。在随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论及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时,不再囿于文化的层面阐释对外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的问题,而是着重聚焦中华文明的议题,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域来统领物质基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生态理念等多维度的文明创造和文明内容,自觉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新课题,进而把中华文化放置于中华文明的理论视野,把扩大文化层面的影响力问题延伸、升华、扩展到提升整个中华文明影响力的政治高度、理论高度和实践高度,为我们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路线指导。(三)“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基本意涵“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是继“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又一重大的理论命题和现实课题,前者是后者的“加强版”与“升级版”。习近平总书记在其文明理论展开的过程中显现出对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热衷与认肯,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解释和研判中华文明的历史变迁、历史地位、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那么我们如何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中华文明”概念,以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理解“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命题?在党的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中华文化”多被学界认为其主要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是否能够推论出“中华文明”就是“中华传统文明”或“中国古代文明”呢?答案并非完全是肯定的,因为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历史性和总体性的范畴,具有完整的发展脉络和文明体系,其自身表现出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赓续不断、推陈出新的发展特质。因此,我们不能截取某一特定的历史10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阶段和发展时期审视中华文明,也不能持有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予以理解,理应回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和语境中来完整地把握“中华文明”以及“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基本意涵。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的内涵阐释和科学论断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在 2014 年 3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从宽泛性的意义上把中华文明界定为一个总体性的理论概念,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 5000 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I1。随后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不仅充分论证了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而且具体阐发了中华文明的处世之道、价值导向、精神气质、生存理念等基本内容。从文明的演进历程看,中华文明是一种兼收并蓄、历久弥新、开放包容的文明体系,它在学习、吸收、融合不同文明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形成了由物质、政治、精神等多方面构成的系统性成果。从中华文明的形态看,在时间上大致分为古代文明形态和现代文明形态,有传统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之分;在社会制度上大致分为原始文明或远古文明、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以及社会主义文明等,而在新时代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更新与发展样态,就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和崭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且开创了中华文明新形态,其开掘、激活和融汇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中所孕育的本土原创性文明、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以及以西方先进的现代文明,由此推论出中华文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这一命题中的“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它既非特指古代中国的传统文明,也非西方式的现代化文明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本文中的共产主义文明,而是在当代主要概括和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从整体上来说,“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就是提升包括中国本土原创性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影响力;从核心目标看,要弘扬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具体内容上,要传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阐释中国道路、制度、理论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以及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贡献。二、“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遭遇话语体系建构的难题从文化软实力的维度切入中华文明的复兴问题,学界更多运思和探讨的是文化“走出去”的多重困境和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路径,鲜有真正意义上思考中华文明的特质、优势及影响力问题。在已有的相关成果中,尽管国内学术界对于“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对“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这一前沿课题的研究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切肤地考量中华文化在寻求提升自身影响力过程中所遭遇的现实难题,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评估、比较分析中华文明影响力问题和找到合理的提升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一)“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与话语体系的关系有学者从文化内容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归纳出“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主要瓶颈:一是当代中华文化及其价值的建构和传播力度不足、影响有限;二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机制、策略、形式等层面的发展相对滞后?I2;有学者把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不足归结于“中国在国际形象塑造与国际话语权上的弱势地位与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重要地位间的矛盾”“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人才匮乏与丰富的文20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化资源间的矛盾”?I3等多重矛盾;有学者从中华文化自身存在的问题来说明“走出去难”的原因,具体是指中华文化占据全球文化市场的份额低、认可度低以及对外交流内容和形式单一。也有学者指出,中西方文化差异明显,西方主流文化与价值观依旧把控着世界文化的格局与秩序。?I4从以上诸多制约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因素及其问题症结来看,它们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话语权及话语体系尚未建立完成。那么作为包含中华文化的中华文明在对外传播交流和国际影响力层面是否依然面临中国尚未形成自己话语体系的问题,究竟话语体系对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有何关系?透过文明影响力的表象来揭示此问题的实质:文明影响力的大小与话语权的强弱直接相关,因为文明影响力是通过物质形态与价值结构折射出的一种话语权力,而话语权融入于话语体系之中,所以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核心方式和主要渠径。话语内嵌语言,是人类文明赓续传承的基本载体,是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呈现形式,也是人类生活方式、文化习惯、价值观念、公共秩序的表达。话语通常建基于国家意义之上体现某种思想价值与意识形态,其是不囿于学科和学术范畴且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术语,也是直接反映一种文明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综合实力的表达媒介。因此,一种有影响力的文明的出现就意味着一种普遍话语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广泛地延伸、渗透与辐射,由此话语空间的拓延带动了文明影响范围的空间延展。鉴于此,有学者依据文明的全球辐射力与影响力,把世界文明的版图划分为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等多种重要的话语体系。其中,西方文明作为一种霸权主义话语体系,具有一套抵制、排挤、肢解非西方文明的话语结构和话语内容。西方文明主导的话语体系隐性胁制和肆意僭越世界文明格局和话语秩序,拒斥和阉割一切异己的文明智识与正义话语,遮蔽和剥夺其他文明合法性、正当性的话语诉求,炮制出捧杀和唱衰文明型国家崛起和复兴的蛊惑论调和噱头,无疑削弱和冲击了中华文明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处于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尚未完成之时,中华文明在对外传播与交流中容易陷入“有理说得出却没人懂”“有理到处说却没人应”“说了没人听也传不开”“传开叫不响也不践行”的泥淖。(二)从中西话语体系分析“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瓶颈目前学术界在中华文明影响力问题的研究上基本达成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叙事,但还未真正构建起中华文明对外的国际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一方面,西方文明的政治、学术、学科等话语系统一定程度上支配和统摄了当代中华文明的国际话语权,使得中华文明的“柔性话语”被西方的“霸权话语”拖拽至话语旁落与话语弱势的地位。因而,在溯源和展现中华文明概念、范畴与当代形态上往往表现出中国话语缺失和中西话语失衡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涉及政治立场和思想、学术命题和观点、学科标准和规范等方面上的话语能力和话语水平同中华文明的真实形象、世界影响和国际地位还不匹配、不相称,其仍有进一步适应、改善、提升的可能性空间。其一,西方文明主导的话语格局对“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产生了结构性障碍。1500年以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依托现代工业体系迅速提升了军事和经济实力,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贸易和消费市场、操作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系统以及兜售现代性话语,从而在由西方资本主义开启和统领的人类文明叙事逻辑中建构起一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话语体系。因此,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依旧没有完全脱离西方的话语体系与话语格局。有学者从衡量国际话语权和文明影响力的多个重要指标出发,比较出中西在国内生产总值、军费支出、卫星在轨数量、文娱产业收入、发明专利数量等方面30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差距明显、实力悬殊,?I5认为西方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抑或是文化软实力层面依然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这种由西方文明主导的霸权式话语在当代没有明显弱化的迹象,反而在解构、颠覆中华文明价值和地位的过程中愈益强化。这种霸权话语体系沿着从古代到近现代、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空轴线,遵循西方“文明”与东方“野蛮”二元对立的逻辑思路,设置了符合西方价值理念的霸权话语框架和话语垄断规则,以阻隔非西方文明对外传播的话语供给渠道,钳制多元文明互鉴共存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成为消解一切潜在地挑战现有国际话语格局的强大力量,也无疑成为中华文明复兴和文明影响力提升的羁轭。其二,中西之间学术话语体系的非对称性对“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形成了“话语逆差”。近年来,我国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政府投入、研究队伍建设和学术论文产出等方面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尤其是一大批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哲学社会学科的繁荣与发展为中华文明溯源、对外传播交流起到了学科支撑的基础性作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华文明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尽管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实现了高度的学术接轨,尽管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科研院所、人才数量与论著数量,但是我们没有动摇自近代以来由西方文明主导的学术知识生产体系,没有能完全脱离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和学科评价体系而自成体系,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西学术话语之间非对称的状态与中西之间绝对的“话语逆差”?I6。因此,中华文明在国际学术话语对话中仍然处于劣势、弱势和被动的地位。一方面,支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传播任务的历史学、考古学、新闻学等学科的主流话语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学科;评价中西文明的历史地位、国际影响以及当代价值的学术标准、学术观点与学术规则几乎由西方制定和统领;主动或被动、直接或间接地输入和吸纳西方文明的学术思想、观点、方法,以及依附西方学科的概念、范畴、表述成为了中国学术的“生态”;另一方面,西方的政界与学术界共谋勾结,不断地炮制政治话题、设置敏感议题、制造学术热点,如美化粉饰西方文明的“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强加于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以及直接染指中国的“威胁论”“崩溃论”“新殖民主义”等话语,从而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都深陷西方学术政治化的“话语陷阱”之中。其三,关于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融通不足、建构不强、效果不佳的问题。“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是一项关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系统工程。依据话语内容、话语主体的差异,我们把中华文明对外话语体系划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三种类型。?I7这三种主要话语在面对西方话术的猛烈攻势与挑战时,既表现出中国话语体系之间难以融会贯通、有机转化、交互支撑的颓势,又存在着中华文明对外传播流于抽象性话语形式、限于空洞化符号内容和安于“自说自话”“外冷内热”的现状。西方政客往往假借学者的身份对整个中华文明史进行重释,其目的就是依托意识形态话语、学术话语以及社会化媒体中的大众话语对中华文明的理念价值和思想资源进行赋魅和诋毁,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真实性进行诘难和否定,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予以虚构和歪曲。从根本上说,这是西方惯以隐蔽性、迷惑性和危害性极强的不同话语肢解和削弱中国话语体系和话语力量,以达到制约中华文明复兴及其影响力扩大的政治目的。针对在中西话语对抗中中国政治话语反击力度弱、学术话语参与度低、对外大众话语效果不佳等短板,建构与完善中国式立体化的话语体系对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尤为必要和重要。三、“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出路:构建立体式中国话语体系在不同文明碰撞、交流中,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话语权和传播力都尚处于转型发展的爬40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坡期和弱势阶段,如何全面、立体地展现中华文明的价值内涵,如何消除其他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偏见和误解,以及如何提高中华文明的国际话语权,是一项关系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I8,充分展现和传递中华文明的形象和声音。从话语基础、话语内容、话语传播方式等多个维度出发,以话语体系基础建设为“纲”,以培育专业化对外话语人才为“基”,以数字传播空间为“云”,建构一套符合中华文明交流互鉴运行机理的立体式话语体系,从而改变中华文明被西方世界标签化、边缘化和赋魅化的时代处境,真正破解中华文明在当代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失语”“失声”的困局。(一)加强话语体系基础建设“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离不开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支撑和支持,而加强话语体系的立体化建设则是“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基础和保障。第一,发挥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核心作用。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中国特色政治话语对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式进行话语归属和语境定位,以保证中华文明主流价值观建设的正确方向。面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奇迹”等国际性的“中国学”议题,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相应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价值观”“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此对外传播和推广中华文明所倡导的和平发展观、多元共存观、交流互鉴观、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等理念,从而回应政治议题背后隐伏的“国强必霸论”“新殖民论”等西方错误思潮,以及增强不同国家、民族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文明特质的广泛认同。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文化形态的总体性表达,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发展特征、原则与经验的高度凝练。因此,形成被世界认同又能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不仅有利于拆解西方政治话语的理论体系和抵御“霸权话语”的侵害,而且对中华文明影响力提升具有举旗定向、夯基垒台、全面助推的重要作用。第二,激活中国特色学科的交叉融合功能。中国特色学科体系作为专业知识体系的规范话语,是由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跨学科与交叉学科、前沿学科与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同构共建的话语体系,也是支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证中华文明历史脉络、发展格局、内涵特点、传播影响等系列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支柱。一方面,要加快完善考古学与历史学等学科体系,并协调运用生物学、化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及其最新技术开展考古探索、文献考究、文物遗迹保护等工作,科学考证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时空边界与和覆盖领域,充分填补夏代史之前后相关研究的史料空白,真实还原中华文明从起源到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和演进路径,从而宣传和推广中华文明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学科,重视发展对外汉语、翻译学、博物馆学等二级学科专业,结合和运用新闻学和传播学所涵盖的电视广播学、广告学、电影学等新兴学科的特点与功能。通过国际新闻频道、国际电影节、国际时装周以及各类国际会议等平台对当代中华文明的物质形态、政治形态、精神形态等内容进行跨时空传播,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第三,增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学理支撑。学术作为“能够进入思境和内在脉络的理路”?I9,其话语本身就具有科学的严谨性与规范性特质。中国特色学术话语源自于中国历史底蕴、文化传统和独特精神,汲取西方现代学术话语的合理成分以及熔铸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和发展实践之中,不断创造具有主体性、本土化、原创性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阐释方式。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不仅能够为中国政治话语的正当性、合理性提供学理支撑,50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科研成果、学术事实、学术理论回击对中华文明的种种歪曲污蔑、虚无丑化的行径,而且能够把中华文明的特点和优势转化为世界听得懂的国际大众话语,为传播中华文明和增强文明自信提供坚实的学术保障。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不再以西方经验为“本”、以西方思维方式为“导”、以西方科学方法为“尊”,而是在合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精神等价值之上,通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以及“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要强化“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20,从而完成自我学术话语及其体系的转换和再造,进而寻求不同文明层面的平等对话,真正提升中华文明在全球主流话语中的学术地位。(二)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业务精良的对外话语人才队伍各国文明影响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关于对外话语人才队伍的较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政治、学科、学术等话语体系,亟需加强人才智库和人才队伍基地建设,着力培养和储备一批能够扩大中华文明全球辐射力的跨文明人才队伍。考古人才、国际化外语人才、翻译人才、数字化媒体技术人才等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是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建设的强大支撑。首先,聚焦文明溯源和文明阐释,首要培养一支投身考古事业、掌握先进科学技术、作风优良的考古人才队伍。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力军,考古人才通过史料记载和文献研究对可能存在历史文化遗存的区域展开合规合法地实地勘测、调查和发掘,以提升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进而丰富和扩充中华文明的成果宝库;对已经发现和发掘的史前文化遗址、夏商周等时期的文化遗址,如良渚、三星堆、大汶口等文化遗址,需要进一步提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并加强对出土文物、遗址结构、遗址内涵的再阐释和再认识。考古人员与经济、法律、文化、医学等领域的研究者理应强强联合,共同开展中华文明的溯源与展示工作,把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以及新成果、新形态完整、全面地“弄明白”“讲清楚”“说出去”。因此,壮大考古队伍,培植与之相关的学科人才,不断构建、展示中华文明史和文明瑰宝,推动提升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其次,加强文明传播和文明交流,亟需造就一批在金融贸易、国际政治、科教文卫等国际事务领域的多语种外语人才、优秀典籍著作的翻译人才、同声传译高端人才、国际学术交流和推介人才队伍。针对我国目前对外话语人才队伍在“量”和“质”上相对不足的问题,国家、各级政府和企业需要在引才、育才、用才、留才方面加大相关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加强高层次、复合型的翻译人才、对外汉语教师、数字媒体技术领域的人才引进力度,建立完善高层次人才“绿卡”服务制度、住房保障制度以及政府津贴制度,共同打造全球跨文明传播和交流的人才高地和集聚区;二是改善在国际文明对话与交流系统中从事对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结构,积极推动各级政府同中外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联合培养、扶植以“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相关专业人才,建立开放、包容、合理地人才资源优化配置平台;三是搭建政府间、国际组织、商协会及企业间的多样化合作平台,加强国际数字化人才培养和技能培训,从而联合培育和储备一批既能熟识、阐释中华文明,又掌握对外沟通技能和传播手段的“复合型应用型开放型”的柔性人才。各类对外交流人才主动参与和运用接地气、聚人心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媒体论坛民间友好论坛等平台,引导和主导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推进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最后,深化文明创新和文明转化,务必加紧壮大一支具有科学性、批判力和创造力的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作为开创新时代中华文60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明新形态的关键力量,有利于推进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自媒体运营等新型产业形态的孵化,以探求中华文明国际呈现的新形式、新方法;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和传统行业向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以丰富、发展中华文明的新内涵、新内容;有利于积极融入、维护和引领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竞争合作,以促进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新转型、新转化,从而“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21的文明新形态,达到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的目的。(三)打造国际话语传播平台“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需要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灵活运用国际传播的多元方式,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和亲和力,提高国际传播的质量和实效性,其关键是要打造国际话语传播平台。建立从官方主流媒介、非政府组织到自媒体的全方位国际交流渠道,拓展对外宣传新形式,孵化文化精品和国际新品牌,以及促进文明资源和文明成果数字化、网络化和全球化。其一,构建多层级、立体式、多样态的媒体群与传播链。要把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统一起来,把主流媒体和民间自媒体统筹结合,共同打造“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主战场。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为载体的中央级媒体、省级区域性媒体、城市媒体以及大型新闻网站具有主流价值引导、文明成果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的功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官方学术机构在国际思想交流、学术争鸣、科研合作、文明对话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而那些学术领域的知名学者、权威专家、社会名流作为“自媒体”和传播主体有利于推进不同文明的价值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消除文明之间优劣、高低的偏见;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对外文明传播机构及其民间组织或普通民众都是对外话语宣传的重要力量,是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声音的“叙事主体”和“传播媒介”。因此,良好的民间话语主体一旦走出国门,就会以“自媒体”的身份自觉宣传、推广中华文明,产生广泛、普遍、高频地话语聚集效应。其二,发挥自媒体和全媒体对外传播作用,塑造和展现“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22。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动联通,传播内容与互联网、通信技术高度耦合,形成纸媒、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等各种媒体之间深度融合的“全媒体”?23形态。依托全媒体的多样化传播方式、即时性的传播速度、自主性的传播内容等特质和优势,采用文字、图像、声音和视频等表现方式来构筑主流价值的话语场、中华文明的传播链以及话语权争夺的新阵地;增强国内和国外媒体市场融通,国内主流媒体与国际媒体的对话协作。投资国外新闻网站、收购新媒体行业,谋求同亚马逊、英特尔、微软、谷歌、苹果等数字科技公司的交流合作,“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传播”?24,借助全球社交媒体拓展文明传播的国际渠道,吸引国际主流受众,争取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其三,加强国际数字化传播内容建设,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感召力、认知度和关注度。以中华文明为主题的数字化传播,需要打造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学术品牌、书籍出版品牌、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以及打造艺术节、传统医学论坛等人文品牌项目。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需要借助数字化媒体技术,提升国际数字化阅读市场的容量与时效。一是把“国内专业领域的电子文献资源集结到数字化学术平台上,建立数字化学术平台的国外镜像,以此提高学术平台的使用率和影响力”?25;二是把新闻报刊、典籍文献、大众读物等优秀出版物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把博物馆和纪念馆的文物、陈列的遗产、古籍里的文字、红色革命英雄事迹等内容纳入信息库和资源数据库,将这些能够充分展示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人文精神、价值底蕴的书籍、口头文字、图片、音频,依托手机阅读、视频、微博、微信等多媒体而“活起来”与70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火起来”;三是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推动汉字、中医养生、茶艺、剪艺、武学、美食等传统产业或事业的数字化,利用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新兴技术与全媒体的深度融合,对传统文明、文化进行呈现形式、传播方式、传承内容的全方位改造和转化,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倍增、叠加、聚合效应。雄踞于人类文明历史的高度,我们接续和高擎马克思主义的文明思想与革命火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不断地建构符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主题和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聚焦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议题,围绕“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命题展开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谋篇布局和系统规划,要求把中华文明探源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推进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和话语体系建设,为延伸和丰富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和时代内涵、增强文明的历史信度和理论自觉指明了基本思路和逻辑框架。“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旨在从西方文明主导的话语体系中构筑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全面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交流和传播效能,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脉络、价值内涵、经验成就及世界贡献,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认同和支持,从而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释: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 年 5 月 29 日。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79、4 页。?20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198、91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40 页。?I8?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10、318、317 页。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5 页。?I2 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是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应的“主外”的概念,更具有整体性,容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有论者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统一。(翁贺凯:“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内涵、问题与路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年第 6 期。?I1?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60、162 页。?I3 魏海香: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新疆社会科学 2020 年第4 期。?I4 许正林等: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策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4 页。?I5 陈世锋、刘新庚:全球话语体系:国际格局与中国方位,湖湘论坛 2014 年第 4 期。?I6 张志洲:提升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红旗文稿 2012 年第 13 期。?I7 陈东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思想教育研究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