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教》看章学诚的历史编纂思想_邱锋.pdf

第 34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摘要：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中集中阐发了自己关于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见解。通过对尚书“疏通知远”意义的阐释，将古今史籍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别，从而在学术源流上分析了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和长短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创建新史体的见解。这些观点对近代以来的通史撰述产生过很大影响，在今天仍然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关键词：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历史编纂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23）1020407作者简介：邱锋，男，山东青岛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从 书教 看章学诚的历史编纂思想邱锋（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20）凡是从事文史教研的工作者大概都会有一种体会，就是在关于中国传统典籍的教与学中，最难应付的不是诗经尚书之类时代久远且文字古奥的篇章，因为对这类文献只要借助一些小学和目录学的知识，对照前人的各种注疏笺释，来一番“拼得用极笨的死功夫”，很多难点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相反，有些文字上看似浅近，内涵意旨却比较隐奥曲折的文章，往往更难于扒疏与讲解。章学诚（实斋）的书教就是这一类文章（现今通行的各种历史文选教本大都有所选录）。书教共分上、中、下三篇，皆收录于文史通义 内篇中。它们大约作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章学诚五十五岁之时1，由于此时距他辞世已不满九年（章氏卒于嘉庆六年，即公元1801年，终年64岁），故其论列也被后人视为章氏晚年成熟的史学见解2。在这三篇中，章学诚主要阐发了自己关于历史编撰学的一些重要观点，在今日看来尤有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现依据笔者的教研经验，对这些观点略加条辩与讲析，以求证于方家。一、疏通知远与体圆用神书教的标题，典出小戴礼记中的经解一篇。经解开篇就说“入其国其教可知”，借用孔子之口讲述 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经”的教化得失问题。“六经皆史”是章学诚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在文史通义内篇诸篇标题的设定上，他便摭取经解中这些内容作为题目，如易教诗教书教礼教经解等。不过这些篇目既非解释经书，亦非讨论经学，只不过是借用“六经”的名义来阐发章氏自己的学术观点罢了。那么尚书的教化之义是什么呢？礼记经解说“疏通知远，书教也。”意思是尚书的教化在于让人们了解历史、认识过去，以便获得一种通达的知识。其实“疏通知远”的意义比较深广，远不仅限于尚书，它反映了古人对历史知识的一种重要的见识。大致说来，包含了两方面的意On Zhang Xuechengs Views on Historiography in Shu Jiao from aGeneral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HistoryQIU FengAbstract:Zhang Xuecheng expounded his important views on historiography in Shu Jiao from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History.By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Real understanding about past gives one foresight in Shangshu,he divided the historicalwritings into two categories,Jizhuand Zhuanshu,so a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s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styles of historicalwritings in terms of academic source and course,and to put forward his idea of creating a new style of historical writings.These viewshave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writing of general history in modern times,and still have valuable academic and theoretical value so far.Keywords:Zhang Xuecheng;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History;Shu Jiao;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204DOI:10.15899/ki.1005-5681.2023.01.021思：一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来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又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的想法。类似的说法在古代还有很多，如“彰往而察来”3、“述往事，思来者”4等，表达的都是近似的认识。所以“疏通知远”作为史学的标准，就不仅要如实详尽地记述历史，更要在对历史的反思当中表达对过往以及未来的理解拿章学诚的话说就是要求其“义意所归”。章学诚很重视史学中的这个“义”（或“意”），强调史学的史义，根本在史的见解，在史的“别识心裁”与“成一家之言”。不过在书教三篇中，章学诚并没有围绕“疏通知远”在历史认识上的这层意思展开论述，而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强调“疏通知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说：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皆妄也。5“因事命篇，本无成法”这句话，出自唐代经学家孔颖达，他在尚书争议尧典中曾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意思是尚书的立目本没有一定的规范格式，其记述的形式也只是取决于所要记述的内容罢了。不过章学诚更从中可看出新意，他认为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的这种圆通式的谋篇布局，恰好体现出孔子所说书教“疏通知远”的意旨，只可惜后来的学者们并没有能够真正领会到其中的这种深意。章学诚所抨击的不达书教之意的学者当有所指，因为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 史通六家 中确曾这样评论过尚书：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沫、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6刘知几认为作为“记言”之体的尚书，本应以记述君主号令和言论为主旨，可是其中的 尧典舜典（已轶，今本乃从尧典中分出）禹贡洪范顾命诸篇却叙述了人事、地理、灾祥和丧礼，这是犯了义例不纯的毛病。针对刘氏此说，章学诚在书教上中予以批驳，他指出刘知几以尚书为记言之史，是轻信了上古史官由记言、记动分职所形成的“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的说法。他认为“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言事为二物”，因此所谓“记言”“记动”，只是西汉礼学家们的臆说而已。刘知几依据这些不确的“空言”，反以后世固定的义例来比照史书体例尚未形成时代的尚书，这就成了本末倒置的“妄”言了。所以，章学诚认为尚书 虽不具备后来史书所具有的那些固定的体裁、体例，但“因事命篇，本无成法”这种没有固定义例而为义例的精神，恰是其编撰上的优点，也是后世深陷拘守史法义例之弊的史书寻求变通之途所应遵照的不二法门。在书教下中，他更用“体圆用神”一词来概括这种精神，以说明史书的体裁不能固守陈规，而要讲求变通，寻求创新的意旨。可以说，这篇文章就是紧紧围绕着“体圆用神”四字来展开的。总括起来，章学诚在书教下中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将古今史籍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二是从源流上阐述了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和长短得失；三是提出创建新史体的见解。二、记注与撰述在文史通义所构建的历史编纂理论当中，史籍常被划分成两大类：一类叫“记注”（有时也被称为“比类”和“纂集”），另一类叫做“撰述”（有时也被称为“著述”）。所谓“记注”，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史料，所谓“撰述”则是根据史料加以剪裁熔铸，写成的有条例有思想的专门著作。这样的分类很不一般，与人们通常习惯上按照体裁、体例，或按照具体内容来区分史书的做法不同，它所依据的标准是史书功用和性质。至于这二者间的关系，不妨引用章学诚在写给黄璋（大俞）的信中所举的实例：古人以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书教篇中所谓圆神方智，亦此意也。7这里提到的“著述”与“比类”只是章氏对“撰述”和“记注”的另一种提法，都是就史料编纂和史学专著而言。以他在引文中所举资治通鉴的例子来说，通鉴撰写过程起初是由刘颁、刘恕、范祖禹几人分别搜集资料，汇成长编，这便是史料编纂工作，即“比类”；之后司马光再在长编基础之上来总其大成，将这些来源于不同时代、不同文笔的历史学研究205第 34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史料，熔铸于一炉，写成“一家之言”的通鉴，这就是“著述”工作了。应该说，这种见解并非是章学诚的首创，刘知几在史通外篇史官建置中就说过：夫史之为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文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8郑樵在夹漈遗稿 寄方礼部书中也曾说：有文有字，学者不辨文、字。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书者，书生之所作也。自司马迁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9刘知几所说的“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以及郑樵所说的“书”和“史”，显然已有将收集原始材料的工作和作为一家之言进行撰述的史书区分开来的意思。不过，他们的论述却都不及章学诚的透辟，在书教下中他对于“撰述”和“记注”的区别与特性就赋予了新的意义：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0“圆神”与“方智”，系出自易系辞“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之语。易经由“蓍”和“卦”两部分组成的，占卜时要用到四十九根蓍草，依其变化得出七、八、九、六这四个数，再由此得出相应爻划以及总的卦象。由于每次占筮时，蓍草变化的情况不可推测，并不能预先知道占筮的结果，这就像圆的转动不定一样，则蓍的性质是“圆而神”。而由蓍得的卦，卦象都是一定的，就像方形的固定不变一样，则卦的性质为“方以智”。章学诚在这里即借用了筮与卦的这些特性来辨析“记注”和“撰述”。他以“记注”的特性表现为卦的“方智”，“智以藏往”，既用来积聚过去的知识，因此作为收集文献资料的客观知识活动的“记注”就要求能够收罗齐备，并有一定的规范成式，这在性格上就表现为“体有一定”的“方”。所以他才接着说：周官三百六，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11众所周知，春秋之前的贵族社会是学在官府的，只有官府档案而没有私人著述，官府的每个衙门里都有专门掌管档案的书记官（史官），其所掌都是按照规章程序所作的“记注”。所以在章学诚看来，周礼 中所记述的三百六十个官职对于自然、人事方面事情的记录可谓无所不备，这恰好体现了“记注”这种史学活动的精神。至于“撰述”的特性，则表现为筮的“圆神”。“神以知来”，即能因过去而预知未来。我们知道，文献资料虽是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但作为历史著述却不单是史料的排比与堆砌，最根本的是要有对历史的见解。史料虽是客观的存在，将其抉择去取并熔铸成为“一家之言”，却要受史家主观的因素的影响。所以面对同样的文献资料，往往因时代和研究者的不同而产生许多不同的认识，这就像圆的滚动一样，总是变化的。因此在章学诚看来，具备“体圆用神”“因事命篇”特点的尚书，恰好代表了“撰述”这种融通无碍、富于创造力与洞察力的知识态度。史家的“比类”“纂辑”工作，替“撰述”准备了丰富的材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者实是一件事的两个阶段。章学诚多次强调“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来，二者不偏废”的道理，他用“韩信用兵”和“萧何转饷”来形容材料和著作相互为用的关系12，也以“旨酒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13的譬喻来说明“记注”“比次”工作的不可或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章学诚虽然主张“撰述”“记注”二者“不可偏废”，同时他也告诫我们，此二者之间确实也存在着一种层次上的差别，如果加以混淆，就如同是将造酒的秫黍当作旨酒一样：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谓旨酒也。14这里提到的王氏就是南宋浙东学界泰斗王应麟（伯厚），他所写的札记性质的困学纪闻与类书性质的玉海，一直被后人奉为可作为科举及第“待问之学”的博识通才的典范。可是在章学诚眼中，王应麟的这些著作，不过是对于具体知识划分门类的汇集整理，只可算作学者“求知之功力”的一种“纂辑”（“记注”）式的著作，终究无法达到开陈一家之言的“学问”（“撰述”）。我们知道，章氏所处的乾嘉之际，学术上正值考据之风称盛，学者多以征实相高，于名物训诂、典章考订之外，别无206学问可言。而这种学风的开启，恰可以追溯到南宋时代的王应麟，因此在一些乾嘉考据学家们的眼里，王氏也就有了开山鼻祖的地位。可是章学诚心里，实在是瞧不起这些“襞襀补苴”的汉学家们的。在他看来，王氏学问的弊端正在于混淆了“功力”与“学问”的界限，考据之学只是“纂辑”“比类”一类的工作，只是做学问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是求得学问的一种“功力”，而非“学问”本身。这样的批评，实在是掘到乾嘉考据家门的老根。对比这些议论，可以看出章学诚在书教下中关于“撰述”和“记注”的论述，其用意不仅限于历史编纂学和史学方法论，其中也暗含对当世学术偏弊的批判与纠正。三、史书体裁之演变与得失我们读章学诚的书，讨论他的学术思想，需知道章氏治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讲源流。这除了是受浙东学术传统的影响外，也多有章氏本人的创发，比如他强调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会通之旨”等。在书教下中也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章学诚的这种学术偏向。他在分辨了“圆神”和“方智”以后，便用大量的篇幅从源流上对各种着史体裁的发展与得失加以阐述。他首先讲到史书从尚书到左氏春秋是一变，尚书没有一定的体裁，而在左传中却有了确定的条例。从左传到史记也是一变，左传是由依照年月顺序记事的编年体，而史记则改为依照类别编纂历史的纪传体。从史记到汉书还是一变，史记是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而汉书则变为记述西汉一朝历史的断代史。此后，史家一直延续着由汉书开创的纪传体断代史的写法，直至北宋才出现与左传同样的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之后，至南宋又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问世。在章学诚笔下，史书体裁的演变过程就是如此，就像历法和推算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尚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此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15章学诚指出尚书已降的史学发展，可说是一个在形式上愈加严密、细致的过程。不过在他看来，这种变化却使得后来的史书与尚书所代表的“体圆用神”的理想标准渐行渐远了：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难继，此人之所知也。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不能究六艺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16在这里，章学诚暗示了由于“属辞比事”的春秋（左传）已具备明显的义例，而有了编年体的形式，因此它距离不为定法、“因事命篇”尚书之教已经疏离了一步。固定的成例自是易于因循，而缺少格式的史书却难以依傍，结果使得后世没有能够继承尚书的传统，反而纷纷起来效仿春秋了。由此，他更将继春秋而出的史记定性为近于“圆而神”，汉书则被定性为近于“方以智”。在他看来，史记由于有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等固定的体例，因此还达不到真正“圆神”的标准。但那仅仅是外形上的区别，就其具体内容而看，可以说是落笔自在而不拘于体例。如伯夷列传，并不仅仅在于要为伯夷立传，而是作为列传部分的一篇总序写在前面；又如孟子荀卿列传也不只是写孟、荀二人，而是以此来总括战国游士们的事迹。所以史记虽然达不到，却也近于“体圆用神”的境界。汉书虽因袭史记，但在体例组织上却更为周详严密，所以从形式上看，更接近“体方用智”的特点。不过在章学诚眼里，汉书在近似“方正明智”当中仍有“圆通神妙”为之裁制，所以能够自成一家，还算是“撰述”而非“记注”。因此，从上古到汉代，史书屡有变化而形式不一，虽在逐渐疏离尚书“圆神”的史学精神，但直到史记和汉书，其不为定法、不拘题目的精神实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以保持和延续。可是，在汉书之后这种精神却日趋衰竭：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17由于后来的史家只是因袭汉书创制的成法，不但在史书体例上拘守着科举式的程序，不敢稍做改变，而且在史书内容上也写得像官府的文书，冗长繁复而不具要点，因此就在“撰述”和“记注”两方面均无所得。这不但背离了古人著书的宗旨，史学历史学研究207第 34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也由此失去了传承。在这里，章学诚明确地指出后世史书之弊，恰在于“史为例拘”，所以他特别呼吁后世的史家们要“思所以变通之道”，“当求无例之始”。这个“无例之始”正是要恢复史着体裁尚未形成时期的尚书所具有的“体圆用神”的精神，而在他看来，后世史书当中也只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够得上这个标准：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却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18纪事本末体是围绕事件来记载的史着体裁，“本末”既有主次、轻重之意，也有详其始末、源流之意。重视“本末”、源流的意识，在中国古代史书当中早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裁，却是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中确立的。袁枢是南宋人，宋代学者治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勤于钞书，也善于钞书，对于那些繁杂难记的事情，往往动笔钞录，以备后来观览稽查的方便。袁枢创作通鉴纪事本末便是依据此理，因为苦于通鉴的浩博难读，为了方便阅读，他就对其内容按照一个个事件作了再次的编辑。所以这部书既不具有史料价值，也谈不上有什么过人的见识。章学诚之所以对它有如此高的评价，只是因为看到了通鉴纪事本末在无意中为史学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体。所以他接着说道：在袁氏初无此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化为神奇，本一理耳。19通鉴纪事本末虽未必值得称道，以袁枢的学识也不足以理会其中的深意。但“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袁枢在未经意间创造的这种崭新的史 书 写 作 形 式，却 为 史 学 开 辟 出 一 条 新 的 道路纪事本末体，这种新的史体正好与古史“体圆用神”的最高著述旨趣不谋而合。在这里，章学诚为我们暗示了一种带有“循环论”色彩的史书演化观点：史书由无定式的尚书发展到编年体，再到纪传体，直至纪事本末体的最终出现，其规律恰如天地自然变化的道理一样，神奇变为臭腐，臭腐又变化为神奇，经过一再变化而回到当初，所以通鉴纪事本末亦可以说是回到最早的尚书的体裁。应该说，章学诚的这些议论，其中确有极为高明的方面，但也不乏偏颇之处。所谓高明，是说他没有把史书体裁当作是僵化的铁板一块，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不断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历史过程，并且在“考镜源流”的基础上，强调了史书的体裁不能固守陈规，而要讲求变通，寻求创新。所谓偏颇，首先是他对于史汉以后的史书和史学所作的估价太过偏低。总的来说，章学诚在书教中讨论史书，除褒扬了纪事本末体外，其范围不出纪传、编年二途，这大体上还是因循了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所立的“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的框架。从历史文献发展的角度来看，继史汉之后，晋唐之际的数百年间，恰是史书数量和类别激增的时代，这在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论列的十三个类别中早有充分的反映，不必赘言。而在此后，中唐时兴起的典志体和清初出现的学案体等史书以及历代各种史论、史评等，也都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丰富的史书表现形式。如果说生活在盛唐时期的刘知几由于时代的局限，尚不能对其身后史书的发展做出充分的估计的话，那么身处清中期的章学诚对这种发展就应该予以充分和客观的评价，而不是一味地抹杀和贬低。其次，章学诚把纪事本末体和尚书攀扯起来，也是一种牵强附会的做法。史书体裁的不断发展本是史学发展的必然，我们既没有必要把新产生的史体同上古的史书联系起来，更不能将其视作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当然，将心中的理想标准，假托为上古虚无的历史，这种“托古改制”“借事明义”是古代经学家们表达自己主张时常用的手段，章学诚在说事论理时也不免延续了这种思路。他的好友邵晋涵（二云）评价书教，说他“参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20，确为知己之论。不过在今天看来，章学诚这种经学式的论理方式，也使得他在史学方法论上的一些真知灼见变得晦涩难懂了许多。四、关于新史体的构想章学诚重视纪事本末体，主张纪传体的变通应该辅以纪事本末体，由此他便设想要创立出一种的新史书体裁。他设想的这种新的史体，可以用“仍纪传之体，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21208来概括。在书教下的结尾部分，章学诚为我们描述出关于它的大概，概言之，这种新史体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编年的大事纪要“本纪”它和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一样，是一种编年的大事纪要，但在其性质和功用的认识上，章学诚却和之前的许多史家有所不同。“本纪”作为是纪传体史书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不过，司马迁设立“本纪”的尺度比较宽泛，比如在写夏、商、周三个本纪时，其起点都不是作为王朝创立者的禹、汤、文武王，而是他们的本支始祖颛顼、契和弃。在处理楚汉之际的历史时，他也没有为徒有名号的楚义帝立纪，而是为宰制天下、分封诸侯的项羽设立了项羽本纪。不过后来的史家在看待“本纪”时却难有司马迁这样的灵活，如刘知几就主张“本纪”不但要绕帝王的生平与世系来写，而且唯有建年立号的天子方能列入其中，因此它不仅是一种编年的大事纪要，更是正统与尊卑观念的表达。所以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就被他视作是一种“乖谬”22。在应该如何看待“本纪”这个问题上，章学诚与刘知几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他并不很在意“本纪”所代表的正统与尊卑性，相反，他却指出“纪之与传，古人所以分别经纬，初非区辨崇卑”23。他认为司马迁初创“本纪”，不过是“意在绍法春秋”，而另立“著书、表、列传以为之纬”24。其中既并没有尊卑主次之别，也没有正统的意识存在。可是而自马班之后，列史相仍，却都以“本纪”为属帝王，而“传”乃专属臣下，这是对史记撰述宗旨的误解和背离。其次，他认为“本纪”的性质本纪只不过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大事记，“史有本纪，为一史之纲维”，因此在史书当中，它于其他诸体的关系是“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25，起到的是与其他部分经纬相持的作用。（二）包含多种内容、具有多种功能的“传”章学诚所说的这个“传”与以往纪传体史书中专记人物或四裔“传”有所不同，它是按照纪事本末体“因事命题”的原则写成各种专题。这些专题范围很广，按照章氏的设想，它们“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着一代之文”26。不但涵盖了纪传体原有的传、书、志部分，在内容上也大大地加以扩充。在章学诚看来，这些“因事命篇”的“传”与本纪一起经纬相持，可以说既发挥了纪事本末体线索清晰，起讫自如，记载方法随历史事件的变化而伸缩的优点，又保留了纪传体包容量大，反应社会各方面情况的特点。（三）图和表它们用以补充像人名事类、天象、地形、舆服、仪器之类的既不能为纪事本末体来稽检，又难以用文字表达清楚的一些内容。与“传”一样它们也是“以纬本纪”的。对比起之前的史书体裁，章学诚认为他所设想的这种新的史体较之编年体，可以不必局促于年月先后之累，较之纪传体，又没有了歧出互见之繁琐，所以真正达到了“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的文质之中。应该说，章学诚这些设想，是综合了他一生辨析体例的真知灼见。邵晋涵在书教下文末的跋语中曾这样评价：是篇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27邵氏在当时是以高明硕学而知名学界的经史学家，也是章学诚平生最为亲密的知己，给予书教如此的褒奖，当不只是好友间的相扇之举。不过他将章学诚的这些观点比作“蚕丛开山”之功，却未免有些夸大。因为在章学诚之前，清代学者对于新的综合性史体早已做出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其中清初学者马驌编成的绎史一书就是最好的代表。马驌字骢御，号宛斯，山东邹平人，是顾炎武的好友。平生专治上古三代之史，所以又被称作“马三代”。马氏好读左传，有“左传癖”，为此曾编成左传事纬一书，该书把左传所记之事重新分类编纂并标列题目，实际上是将原来的编年体改为了纪事本末体，又另附图表名氏谱相配合。马氏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之上，扩大为由远古到秦末，采录有关记载，分类标目，编撰成绎史一书。全书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个部分，计太古十卷，三代二十卷，春秋七十卷，战国五十卷，外录十卷。前四部分均按照事件始末与人物活动分篇记载，外录部分则有天官书、地理志、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古今人表等，以补充前四部记载的不足。此外书首还有世系图和年表，与正文配合。四库全书总目将绎史列入“纪事本末”类，评价它“搜罗繁富，词必有征”。28这种说法，实不足以概括其特点与价值。绎史在史学上最为突出的成就，并不在于对先秦史料的扒疏与整理，而是它在全书的布局上融合了纪事本末历史学研究209第 34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体、纪传体、编年体等多种史书体裁，从而创制出一种新的综合的史书体裁。拿章学诚的主张与马驌绎史的做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是有许多相近之处的。不过，较之马驌，章学诚虽然在理论上对新的综合体史书做出更为明晰和深入的探讨，但除了编订方志外，他却始终没有能够将自己的这种设想运用于撰史的实践。他曾经计划撰写圆通篇来进一步阐述自己有关新史体的构想，也曾与好友邵二云商议采用这种新创立的体裁义例来重新撰写 宋史，但终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不过章学诚的这些思想，却为后来的史家创制史体、辨析体例提供了宝贵的借鉴。20世纪初，梁启超、章炳麟（太炎）等史家纷纷计划创作中国通史，在面对如何确立一种合适的体例时，他们都从章学诚的论述中得到了启发。20世纪末，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所设立的“新的综合体”中，也能看到章学诚历史编纂思想的影子。仅从后人的这些工作来看，章学诚也可谓庶几无憾于身后了。注释：礼记玉藻：“（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所载续史记十五人中并无贾护，汉书儒林传但言刘歆、贾护共传左氏春秋，亦未言及汉记之事。遍查史籍，不知章氏“刘歆、贾护之汉记”之语所出。另考郑樵通志序称班固撰汉书“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实斋独尊夹漈之学，此处盖沿郑说，而误“贾逵”为“贾护”。例如礼记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荀子富国：“知本末源流之谓也。”古代文献中“本末”“终始”“源流”是常被用来说明客观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的名词。例如尚书左传以及国语里的一些篇章和段落，都有它雏形和影子。参考文献：1 21（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9，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81.8.2胡适.胡适全集，卷19，章学诚先生年谱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14.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8，系辞下Z.北京：中华书局，1980:89.4（东汉）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Z.北京：中华书局，1962：2735.5 7（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书教上Z.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30.31.6822（唐）刘知几.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301.34.9（南宋）郑樵.郑樵文集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33.10111516171819202627（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书教下Z.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49.49.50-51.49.50.51-52.52.53.52.53.12（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9，报黄大俞先生书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77.13（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答客问Z.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477.14（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博约中Z.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161.23（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Z.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709.24（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Z.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703.25（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Z.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731.28（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9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283.责任编辑杨红伟责任校对陈昱彤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