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实证检验_田时中.pdf

收稿日期:2022-10-3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JY106);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AHSKF2021D36)作者简介:田时中(1984),男,博士,副教授;E-mail:250312634 童梦梦(1997),女,硕士研究生;E-mail:3166649237 第 22 卷 第 1 期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2,No.12023 年 2 月Journal of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Feb.,2023引用格式:田时中,童梦梦.“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实证检验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1):59-68.“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实证检验田时中,童梦梦(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合肥 230601)摘要:建立扩展 STIRPAT 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以 20102020 年中国 30 个省级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碳排放量增长率有所放缓,但依然存在总量过大的问题。三大地区碳排放量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整体上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都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显著,西部地区广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显著;分阶段看,2018 年开征环境保护税之后,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被削弱,而广义绿色税收的影响程度有所提升。为实现“双碳”目标,应聚焦碳减排,制定差异化的碳减排策略;利用差别税率,健全绿色税收体系;立足跨区合作,完善区域税制协调机制。关键词:绿色税收;碳排放;双碳;STIRPAT 模型;碳减排中图分类号:F812.42;X19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7031(2023)01-0059-10 一、引 言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中国将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中国针对碳排放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一方面,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以“双碳”为抓手,协调绿色低碳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而绿色税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就是碳排放政策设计和减排路径优化中的重要一环,如何利用绿色税收降低碳排放,加快实现“双碳”目标成为政策关注重点。二、文献综述“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最早关注绿色税收内涵,主张以排污者行为的污染破坏程度作为征税依据对其征税2。哈维罗森强调政府应干预环境问题的解决,保罗霍肯认为绿色税收是以保护环境为目的,所得税款用于改善环境3。绿色税收是构成环境规制的重要因素4725,是以环境保护目的开征的税种,能够将资源与环境的负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6。马蔡琛等7认为绿色税收体系不仅包括环境保护税,还应包括资源、能源、运输类等税种,同时要协调使用行政事业性收费。贾康等8认为环境税制是政府为实现某一特定环境保护目标、强化纳税人环境保护行为、筹集环保资金而采取的税收措施。武亚军9认为绿色税收包括一切与生态环境保护及自60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然资源利用相关的税种。王军等5、饶立新10也对绿色税收外延进行了探讨,将其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学术界关于绿色税收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主要形成以下三种观点。一是绿色税收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量11。如 Murray 等12对北美开征碳税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开征碳税能显著降低碳排放量。二是碳税的减排作用因国情不同而存在差异13-15。三是环境保护税抑制碳排放有路径依赖,付莎等475在全球着力推进减少碳排放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扩展 STIRPAT 模型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对我国绿色税收政策的碳排放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区域内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还有部分学者围绕环境保护税等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16-17、治污效应以及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展开研究18-20。综上所述,国内外绿色税收研究成果丰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导,但现有研究还有如下不足:第一,学术界对绿色税收的理解不尽一致,导致绿色税收指数的测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影响可比性;第二,已有研究多采用一般均衡等经济学理论来模拟绿色税收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的影响;第三,“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选取 20102020 年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扩展 STIRPAT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力图找到实现“双碳”目标的绿色税收路径。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将绿色税收指数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将丰富和完善绿色税收内涵;构建扩展 STIRPAT 模型对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充实有关绿色税收定量方面的研究;实证研究成果为新发展阶段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设计和路径优化提供参考依据。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效应的影响机理分析 1.绿色税收通过影响生产模式和消费结构抑制碳排放绿色税收通过提高非环保型产品及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引导企业进行清洁生产,转换原有生产模式,优化能源消耗结构,提高能源和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加速企业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量。此外,消费者出于效用最大化的考量,会减少对非环保型产品的购买,从而寻找其他不征收绿色税收的环保型替代产品,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因此绿色税收能够为环保型产品创造市场需求,优化消费需求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自动淘汰高污染型产业,从而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2.绿色税收通过倒逼机制抑制碳排放绿色税收能够发挥倒逼效应,激发企业清洁技术创新潜力,促进清洁技术使用,进而抑制碳排放。绿色税收的引入将加速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业。在行业竞争压力的驱使下,企业为了生存会通过积极模仿、合作等方式进行低碳技术、治污技术创新,开发可替代的再生能源,增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通过改进落后技术设备、引进高素质技术人才等方式加速技术创新成果转换为企业生产力,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能源集约节约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量。此外,低碳技术创新能够催生新兴环保型产品,开拓环保产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降低碳排放量。四、模型、数据与方法(一)构建绿色税收指数参考邓晓兰等21学者的研究,从狭义和广义口径测算我国绿色税收指数。狭义绿色税收仅包括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开征的、环境保护功能最强的税种,我国当前税制中真正具有这一特征的只有 2018 年开征的环境保护税。而 2018 年以前排污费将污染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发挥着环境保护功能,因此有广义绿色税收不仅包括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开征的税种,还包括本身具备绿色效应的相关税种。我国现行税制中广义绿色税收包括增值税、企业第 1 期田时中,等:“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实证检验61 所得税、消费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和耕地占用税,其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并不完全具有环境保护功能,因此未将其纳入广义绿色税收政策的范围。综上有(二)基准回归模型设定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学教授 Ehrlich 与能源学家 Holdren 首次提出 IPAT 模型,用以探究人类系统与生态系统间的动态耦合协调性关系,将社会经济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予以具体化22。随着全球温室气体问题越来越严重,IPAT 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生态环境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判断社会经济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方面。该模型强调造成环境问题的因素不是单独发生作用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将环境压力(im-pact)与人口规模(population)、经济状况(afflu-ence)和技术水平(technology)联系起来。但 IPAT模型存在一些局限性,其认为各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线性且成比例的,因此无法反映各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真实影响程度,也无法确定各因素的重要性。为了降低该模型的局限性,1994 年Dietz 与 Rosa 提出了 STIRPAT 模型,将其修正为人口规模、经济状况和技术水平对生态环境的随机影响回归模型23。基于此,本文以能源结构代表技术水平,增加绿色税收指数(GTI)、产业结构(IS)、城镇化水平(UR)、对外开放水平(OPEN)和财政支持(FIN)五个因素,构建扩展 STIRPAT模型如下:为了降低随机干扰项的异方差,以及直接得到弹性系数,对公式(5)两边取对数,可得式中,CMit为被解释变量,即碳排放量,变量前字母为变量系数,it为随机扰动项,其他变量含义如下文所示。(三)变量含义及数据说明1.各变量含义被解释变量:选取 CEADs 中国碳核算数据库中 IPCC 部门法测算的结果来衡量碳排放量。核心解释变量:从狭义和广义两种视角测算绿色税收指数,即狭义绿色税收指数(NGTI)和广义绿色税收指数(GGTI),具体测算方法如前所述。控制变量:人口密度(P)使用每平方公里人口数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A)以地区人均 GDP增速来衡量,能源结构(T)以天然气能源消耗量占总能源消耗量的比重来表征,产业结构(IS)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总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UR)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OPEN)使用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财政支持(FIN)采用人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来衡量。2.数据说明选取 20102020 年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西藏由于数据缺失而被剔除,港澳台地区因统计口径差异,不做考察),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 EPS 数据库、CEADs 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五、实证结果分析(一)绿色税收指数及碳排放量时序演变特征1.绿色税收指数时序演变特征根据前文计算公式,测算出中国税制绿色化程度和绿色税收指数,如图 1 和图 2 所示。税制的绿色化程度可以用来衡量税种的绿色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在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方面的努力。当前 OECD 国家普遍使用绿色62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和绿色税收收入占GDP 的比例来测算税种的绿色化程度。如图 1所示,中国绿色税收收入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18 年经历了排污费改环境保护税的税制改革,绿色税收收入在随后的两年持续上升,这表明开征环境保护税有利于推动税制绿色化进程,为我国加强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提供资金支持。第 1 期田时中,等:“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实证检验63 从图 2 变化趋势来看,狭义绿色税收指数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且在 2018 年开征环境保护税后达到最低点,之后两年开始缓慢上升。广义绿色税收指数整体在 0.1700 上下浮动,呈阶段式“先降后升”的波动变化趋势,且变化幅度较大,这与中国绿色税制改革息息相关。2.中国碳排放量时序演变特征2010 年以来,中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与之相应,中国能源需求和消耗量也持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废气污染、气候变暖、雾霾、酸雨、水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如图 3 所示,20102020 年中国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值得庆幸的是,通过不断的治污努力,中国碳排放量增速有所放缓。分地区来看,如图 4 所示,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的碳排放量持续增长,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处于 44%47%之间,是我国推行节能减排的重点区域。中部地区呈波动增长状态,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西部地区呈波动增长态势,2013 年超过中部地区,成为我国第二大碳排放地区。(二)基准回归分析首先,运用 LLC 和 ADF-Fisher 两种检验方法对所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在 LLC 检验中,所有变量均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在 ADF-Fisher 检验中,仅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水平序列值是非平稳的,进行一阶差分后再检验,所有变量64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示平稳。其次,计算膨胀因子值(VIF),全部自变量 VIF 值均小于 5,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最后,Hausman 检验显示,在 5%显著性水平下,广义和狭义角度的绿色税收知识均拒绝原假设,故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2。由表 2 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狭义绿色税收指数还是广义绿色税收指数都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回归系数分别为-0.0447 和-0.1233。这意味着绿色税收政策有利于降低碳排放,狭义绿色税收指数和广义绿色税收指数每增加 1%,碳排放量分别减少 0.045%和 0.123%,说明通过实施绿色税收政策能够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选择,从而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环境保护税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但作用有限。一是由于我国现行绿色税收体系是以消费税等行为引导型绿色税收为主导,设置相关税种的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调控宏观经济、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在制定相关条款时,税收的“绿色”效应也不是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首要因素,因而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有限。二是环境保护税和资源税在现行绿色税收体系中的份额不高,尤其是环境保护税所占比例低于 2%,2018 年只有 0.6%,环境保护税收入与绿色税收总收入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因此,“双碳”目标约束下,政府仍需不断改革和完善绿色税收体系,增强绿色税收的碳减排效应,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口密度与碳排放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人口密度的不断扩大一方面会增加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给当地的资源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还可能会破坏城市生态系统,削弱自然环境对碳排放的吸纳力,间接增加碳排放量。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反映出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得到改善。随着废气污染、全球变暖等环境污染日益加重,人们开始注重环境保护问题,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方式,鼓励各类环保产业发展,从而降低碳排放量。产业结构与碳排放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优化产业结构能够形成倒逼机制,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推动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激发企业低碳技术、治污技术创新潜力,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耗结构,促进节能减排生产,从而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量。因此,我国在后续深化改革进程中要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充分激发高新技术产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会带来工业化水平的提升,而第二产业发展初期多为高污染、高耗能产业,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城镇化会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如大量的农田、草地或森林被转为建设用地,不利于降低碳排放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碳排放量呈显著负相关,符合“污染光环”假说。这是因为对外开放能够引进国际领先的绿色生产理念和生产模式,促进清洁生产,同时也能带来先进的低碳技术、治污技术及循环利用技术,加快本地清洁技术创新和应用,从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获得规模效应,有利于降第 1 期田时中,等:“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实证检验65 低碳排放量。能源结构与碳排放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能源结构中天然气所占比例越大,碳排放量就越小。这是因为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能源结构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发展转变,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得煤炭消耗量所占比例持续下降,能源消耗结构不断优化,促进能源消耗逐渐低碳化,从而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量。财政支持与碳排放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财政支持的减排效率呈现规模递减特征。当前我国环保资金还有较大缺口,且间歇式的资金投入模式不能满足污染治理的需要。除此之外,以政府财政补助为主的减排资金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助长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惰性,无法有效激励其节能减排。(三)分样本回归分析由于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在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3。从狭义视角来看,三大地区绿色税收指数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均为负,但西部地区不显著。东部地区影响程度大于中部地区,系数分别为-0.1215 和-0.1020,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越大。从广义视角来看,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绿色税收指数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875 和-0.1659,并且显著,说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广义绿色税收能够抑制碳排放,且西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更明显。由此可见,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显著,西部地区广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显著。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群众环保意识强,科技发展水平高,政府治理能力突出,绿色税收政策执行效率相对更高,狭义绿色税收的碳减排作用更明显。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高,碳排放量大,广义绿色税收的减排效应有限,符合客观现实;西部地区在经济追赶进程中,在广义绿色税收的调节下,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清洁能源得以有效利用,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碳排放。(四)分阶段回归分析基于似不相关模型的检验方法,运用 OLS 回归模型分阶段回归,检验系数之间是否可以比较。由表 4 可知,狭义绿色税收指数和广义绿色税收指数的 P 值都小于 0.01,因此,系数之间可以进行分阶段比较。为考察 2018 年开征环境保护税前后绿色税收碳排放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 2018 年为临界点,考察异质性问题,回归结果见表 5。66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 如表 5 所示,2018 年之前狭义绿色税收指数对碳排放的回归系数为-0.4404,广义绿色税收指数对碳排放的回归系数为-0.9921。2018 年后狭义 绿 色 税 收 指 数 对 碳 排 放 的 回 归 系 数 为-0.1993,广义绿色税收指数对碳排放的回归系数为-1.0524。这表明在 2018 年开征环境保护税之后,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这可能是因为环境保护税缩小了原排污费征收范围,狭义绿色税收指数达到了最小值。伴随着经济绿色转型进程加快和清洁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绿色 GDP 深入人心,因此,在不断深化绿色税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广义绿色税收抑制碳排放的前景将比较乐观。(五)稳健性检验分析采用更换变量法对回归模型进行检验,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总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代表产业结构,以总 GDP 增长速度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其余变量不变,得到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见表 6。由表 6 可知,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均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回归系数没有较大变化,整体上可以认为模型具有稳健性。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依据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在样本期考察内,中国碳排放量增长率有所放缓,但依然存在总量过大的问题。从分区域看,我国碳排放量的地区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处于44%47%之间,总量最大。2013 年,西部地区的碳排放量超过中部地区,增速最快,成为我国第二大碳排放地区。第 1 期田时中,等:“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实证检验67 第二,我国广义绿色税收指数明显大于狭义绿色税收指数,已具备较大强度。从变化趋势上看,狭义绿色税收指数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且在2018 年开征环境保护税后达到最低点。广义绿色税收指数呈现波动变化,变化幅度较大。第三,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都显著抑制了碳排放。从区域角度看,东部地区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强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结果不显著。西部地区广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大,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结果不显著。从时间角度看,2018 年开征环境保护税之后,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被削弱,而广义绿色税收的抑制作用在增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聚焦碳减排,制定差异化的碳减排策略。一方面,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体制机制相对灵活,可加快以绿色低碳技术为特征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提高碳减排效率,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碳达峰。另一方面,加快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增强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低碳”底色;持续开发新能源,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优化能源结构,从而降低碳排放。第二,利用差别税率,健全绿色税收体系。当前,我国对应税大气污染物或水污染物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标准三成或五成的相关企业,按 75%或 50%减征环境保护税,这是“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的差别税率原则的体现。“双碳”目标下,要适当调整环境保护税的征税范围和税率,将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延伸到污染治理末端,如设置差别税率等,发挥环境保护税的治污约束效应。同时逐步将森林、草场、滩涂等自然生态资源纳入征税范围,扩大资源税的绿色功能;将消费税由价内税改革为价外税,增强征收透明度,引导消费者选择绿色低碳产品,转变消费观念。选择适当时机,考虑增设碳税,进一步完善绿色税收体系。第三,立足跨区合作,完善区域税制协调机制。激励地方政府开展跨区合作和生态补偿,保护生态,减污降碳。差别对待绿色税收收入分成,尤其是在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收入划分比例上,应多向承担重要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水环境保护区等地倾斜。同时,考虑加大地方共享税税收分成的返还比例,通过税收激励措施,协调和激励地方政府有效履行上述职能,推动生态绿色高质量发展。此外,2021 年 6 月起,随着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开始运行,可通过设置碳交易价格下限的方式,形成碳价相对均衡机制,配合跨区碳减排政策的实施。参 考 文 献1张希良,黄晓丹,张达,等.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经济转型路径与政策研究J.管理世界,2022,38(1):35-66.2 CLEMENZ G.Adverse selection and Pigou taxes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1999,13(1):13-29.3程宏伟,冯茜颖,王艳.自然契约、生态利润与企业可持续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10(5):8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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