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驱动下公共文化异化的表征、原因及博弈分析.pdf

数字资本的崛起，既可以通过“增量式”改革模式使公共文化得到重构和发展，也可以通过“搅局者”异质效应冲击公共文化的传统模式。在塑造新型“审美情趣”的同时，也使得公共空间充斥着所谓的“艺术精品”，最终导致公共文化异化。公共文化异化的主要矛盾是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数字力量、资本力量和国家力量之间的利益发展出现分歧。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其中政府与数字资本两大博弈主体策略下的行为逻辑，统筹协调利益关系以防止公共文化异化，为促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及价值化发展提出对策，具体包括加大对数字资本融合主流文化监管力度、强化对主流文化价值控制及整合支持、提高对公共文化高净值化管理效益，为公共文化探索出一条适合公私权力交融的数字文明新未来之路。关键词：数字资本；公共文化异化；博弈分析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129(2023)03003807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文化动态上指在公共空间内文化资源的形成、传播、共享、内化，对个人、社会、国家产生影响，忠于塑造价值取向和重构价值体系；静态上指分布于公共空间中的文化资源。新时代数字文明聚焦的目标任务：激活数字经济潜能，强化数字部门效能，整合数字系统生态，构筑数字协作格局，铸牢数字安全根基，释放数字赋能造福世界的活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繁荣。数字科技加速创新，日益融入国家发展的众多领域，其发展趋势之快、辐射场域之广、影响冲击之深空前未有，成为资源重组、文化重塑、格局重构的关键力量。国家“十四五”规划倡议推进公共文化高质量与数字化发展。文化需要的内涵不仅呈现在物质上“量”的充裕，更展现在精神上“质”的强化，这透露出公共文化在数字现实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显著。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公共文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支撑，一方面，数字网络激发资本逐利在公共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外部效应，资本通过创新思维模式、融合生产要素和增进跨界协作，推进业务边界的拓展和数字资源的发展等，从而实现公共文化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与精准化服务供给；另一方面，数字网络为政府治理数智化变革及多方协作治理提供战略前进力，基于数字赋能的特色文化创意与差异化产品服务高效地提升了大众消费满意度与政府供给效能，继而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工程共建共享的进程。综合而言，文化再生产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成为公共文化内容建构和核心价值精神教育的重要实现路径。但数字网络的强势布局与社会控制映射了技术繁荣的景象下数字资本的强势蔓延与公共文化异化的新变化：公共文化因自身发展需要寻觅数字技术的庇佑，资本借助数字技术隐匿地对公共文化进行殖民侵略，以核心畛域存在的主流文化与以边缘区间存在的资本文化，二者之间主导与从属的关系倒置。鉴于此，探讨数字资本驱动下公共文化异化现象并对其治理路径进行思考，就显得非常必要。基于公共文化是在共享理念下由个人价值化、选择性拥有的认识，部分学者基于全球数字语境下文化矛盾的视角，运用博弈理论1、文化批判理论2和景观社会理论3展开研究，发现数字同资本合谋DOI：10.16297/j.nuaass.202303006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9D023）。收稿日期：2023-01-27作者简介：董少林，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管理。第 3期董少林,王明慧：数字资本驱动下公共文化异化的表征、原因及博弈分析实现对公共文化景观的隐匿控制，融合与联动的泛娱乐生态在过度扩张，致使数字网络语境重置和公共利益淡化，倡导恢复持续丧失的文化领域的自主性。部分学者结合数字化时代背景，将融合创新4、负责任创新5、社会教育6、数字化运营理念7、融媒体思维8引入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领域，对公共文化服务整体进行研究，进一步为完善和创新公共文化机制提供指导。此外，有学者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用 Nvivo12软件对样本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存在分布差距、结构失衡、范畴单一问题。9有学者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各省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差异根源，对如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与经济优质协调发展提供指导。10 当前研究成果大多聚焦在统筹协调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问题上，虽然也有数字资本控制对公共文化的影响研究，但都停留在文化批判的表层，对结合异化理论分析公共文化产生合作和冲突的逻辑思维尚未展开深入研究。“异化”通俗是指事物因本体活动产生了反叛和支配自身的异己力量，最早出现于宗教领域，词义范畴越扩展，程度越显深化。现代异化概念阐释了客体对主体的奴役与驯化。公共文化异化具体表现为：资本借助全息弥漫的数字技术推进景观的制造速度，实现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导向的公共文化的驯化和控制。本文以博弈论为基础，以公共文化的“异化”为焦点，分析数字赋能、资本逐利、国家治理与公共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揭示公共文化异化的深层机理。二、公共文化异化的表征和原因 文化、公共空间和个体是公共文化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而资本、政府和社会是推动文化在公共空间中与个体交互的中坚力量。其中数字资本是公共文化异化的催化剂，数字资本通过创造整合社会元素的新方式，加速公共空间的权力私有化，形成平台企业权力垄断，重构文化发展平台的生态循环圈层。公共文化异化受数字资本的深刻影响，也变得愈益普泛、愈益隐晦、愈益深根固柢。1.公共文化异化表征数字科技在推动文化数智化发展的同时也在革新文化权力体系，通过价值凝聚与权力控制，催化信息生产优化、部署配置、传播教化，呈现出资源控制量和公共影响度的变动，成为重塑社会现实结构的关键力量。公共文化被数字资本管理体系所吸纳，变为数字资本泛滥增殖的自利工具，公共文化异化难以避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公共文化的主体异化公共文化的主体指社会人，人们的主体意识自觉性逐渐淡化，显现出主体异化的新表征。具体剖释为：第一，个体需求商品化。人在面对数据画像、黑箱和算法歧视的精准化强制性推选时，真正的需求也被“符号价值”掩蔽，浸淫于资本营造的文化盛宴的狂喜中，个体在“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的文化循环圈中透支信用额度11，主体意识性强化的初衷与主体身份地位降低的现实酝酿出人本主义悖论，达成个体商品化；第二，个体自觉黯淡化。“给予接受”的一维反馈模式使得原本以自我意志为主导的个体被吸纳进资本“滚雪球式”的剥削系统，“算法吃人”致使人的主体性走向崩溃与消解；第三，个体情感异质化。数字资本的价值形态将现实中具备复杂思想感情的个体强制抽象为形而上的信息符号碎片，个体对现实需求的感性认知被理性化的数字算法替代，情感需求扭曲成娱乐至上 的 虚 假 欲 望，行 动 实 践 变 作 对 自 我 的 压 榨 剥削12，个体情感的本体论地位被消释分解。（2）公共文化的客体异化公共文化的客体指环境，拟态环境越加真实化。13拟态环境指非事实上的客观世界，是数字资本遵循增殖理念而创造编织的环境，人们看见的物质世界并非原生态的真实写照，感触的信息世界也并非纯天然的真实表达，而是充斥着各种人为的创造，个体逐步抽离出现实世界，投进由数字资本流量密码充溢的数字空间中，变成贴着标签的千差万别的符号与数据形象。数字资本以算法逻辑对资源配置、权力结构、价值导向、文化交流展开全方位数字化革命14，其所催生的拟态环境因对现实环境的超逼真化模拟运算与真实感呈现拉近了与现实环境的距离，进而形成“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双重耦合下的共生环境。因为拟态环境会对现实环境产生反作用，加上虚实共生的催化反应，所以数字资本发展极易导致拟态环境的局部地位转化为主体地位，也就是拟态环境越发有演变为现实环境的变化趋势，即拟态环境越发真实化。（3）公共文化的本体异化公共文化的本体指灵魂，文化灵魂不由得被资本腐蚀。数字技术日益成为万千行业的“制胜之钥”，数字技术总和的集大成应用使资本规模扩张引发信息孤岛和数据碎片化现象，并形成规模与技术垄断，通过强硬收缴从而让平台企业取得资金变现。15平台企业系统与现实权力系统平行或交错重叠，控制文化生态系统的利益流转，创建去中心性、去边缘性的文化再生产权力组织结构，最终构建出全新文化物种。一方面，数字资本通过数字赋能催39第 25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生出新型权力利益矩阵16，平台企业坐拥将公共权力转化成徇私牟利的工具，削弱传统等级权力结构，实现对公共文化躯体的驯化和控制，造成公共文化的“心灵荒漠化”和“精神空心化”；另一方面，国家的部分权力在数字博弈中被剥夺、转移和分化掉，使平台权力渗透进社会治理的大熔炉中17，数字资本通过网络流量节点将多元表达诉求定量化，实现稳态化的道德隐喻和价值共情，文化灵魂在拟态环境的表演和作秀下“自愿”被控制并沦为数字资本市场的奴隶。最后，权力落差造成公共文化的真正本质被拟态现象浸染，归化和异化的交锋甚嚣尘上。2.公共文化异化原因数字时代公共文化异化的原因有很多，数字技术为公共文化数字化的产生、衍化及传播提供了服务支持平台；资本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获取竞争区位优势，抢占文化市场先机；数字资本运作促使社会文化生活节奏加速；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数字政府转型体制不完善。公共文化无法适应数字时代的步伐，为迫切寻求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极易被无处不在的数字资本摧毁俘虏，由此出现异化。具体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1）数字技术赋能数字技术紧抓新思维、新模式、新业态，与整个社会空间领域资本企业共商共赢，推动政府治理走向以数据分析为核心、以信息共享为依托的数字化社会治理新形态，在扩容存储资源、扩展服务模式、突破承载容量的同时，也契合数字文明发展规律下公共文化高品质发展方向。在数字化背景下，公共文化生态已然显露出一种赋能融合、包容创新、多元共赢的发展态势。数字技术赋能是通过收集、整合、分析系统内的资源与用户数据，发掘公共文化运行规律，充分激发数据活力、驱动运营创新，推动精准管理，优化配置设计，加深和推进主客体双向交流互动过程，充分迎合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需求，协助服务将文化供给方的“端菜”行为模式转化为贴近需求方的“点菜”行为模式。18但是公共文化过分依赖于数字技术，忽视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丧失了自主性、积极性，在无意识、消极被动的编码满足中，为景观制造者创造利益。总体而言，数字技术提升了公共文化的生产效能但也致使公共文化异化为自身的枷锁，文化在公共空间内媒介化生存，文化成为了数字支配社会的工具，出现数字赋能与公共文化控制并存的现象。（2）资本逐利驱使公共文化异化的深层动机是经济利益驱使。资本市场在数字文化新生态的培育与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本专注于创新、体验和成长，凭借自身力量优化公共文化市场化及价值化双轮驱动模式。随着数字利润的日益增长，资本试图将互联网发展为产生资本文化财富的土壤，采用失当手段滥行开采。资本带来的流量经济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关注度，大量关注度产生巨大经济利益，而优质文化入行门槛高，耗费人、物、财。以盈利为导向的资本方进行文化生产的前提是为了获得后期丰厚回报，它必须保证前期投入的成本在后期有最稳妥、最高额的回报。资本逐利促使异化文化在公共空间内隐匿地、持续地迷惑、奴役和操纵社会精神需求。资本创造的精神生产更具伪善性和诱骗性19，这导致精神领域出现信仰丧失、排斥崇高、价值淡薄等现象。公共文化变成娱乐至死的变异物种。20（3）数字资本合谋数字资本通过全息影像呈现、数字孪生应用、多模态交互等新型功能体验，提高体验服务的精细化与品质化，全面创建多元互动的文化空间，加深公民情感的同时，有效推进公共文化精神重塑进程，助力数字文化发展平稳落地和迈上新台阶。然而公共文化数字化塑造的不是精心打磨的价值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文化泡沫，通过趋利生产彰显虚假教化功能。它唤醒公众参与文本的批评、重写、改编及欣赏功能，把简单放松的闲暇生活转化为一种耦合裹挟的参与式文化，貌似“自由、民主、开放、包容、共享”，实则“奴役、独裁、封锁、计算、自利”。数字资本语境下的“阈限空间”使主客体关系不断重构、翻新、再生。数字生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空间的重叠和交错，台上和台下的区分不易固定，中枢与边缘相互浸透并倾覆21。文化本应保持“无企图”的纯洁性，而非任凭数字资本通过操纵精神生产来赚钱的工具。公共文化从技术赋能中受益又遭到隐形控制的反噬，文化真实本质越发被遮蔽，进而演化为公共文化异化。三、公共文化异化的博弈分析 数字时代下公共文化显现出多元化和融合化发展态势，不再是由制度性权力管控的单一贫乏化产品与服务，而是依托国家势力、数字资本、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协同互动实现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产品与服务。但在公共文化因数字化发展而产生的异化过程中，社会公众实际参与度很低，影响力度偏弱，因此，博弈分析主要围绕政府与数字资本双方的利益需求与价值选择展开。为便于理解与分析，本节统称数字资本为资本。在政资博弈过程中，政府和资本有差别化的利益诉求，政府方把公共价值的最优化作为决策方向。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数字化的责任40第 3期董少林,王明慧：数字资本驱动下公共文化异化的表征、原因及博弈分析主体，具备引导、服务和监管的职责，通过修订制度及完善政策推动资本融合主流文化的发展，重构公共文化的人文价值和历史责任，最终实现现代科学发展的长期效益。而资本方则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公共服务领域的参与主体和市场发展领域的盈利主体，获取利润是首要任务。如果看不见清朗的盈利前景，参与优质项目建设的积极性就不高，容易忽略产品质量，文化互动交流中难免忽视社会责任，致使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冲突。综上可知，国家在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与数字化战略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而国家如何对资本在文化空间成长进行引导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公共文化因其发展导向性、科学合理性和历史价值性成为政资博弈的锋利武器。一方面，政府作为文化治理的主体，要加强政策研究精准谋划以防止资本思维和工具理性的文化功利主义价值取向，要以主流精神价值矫正资本逐利引发的审美逻辑谬误、精神教育畸形和价值内核淡化问题。通过利用资本的物资储备和技术经验创造最大化的社会整体效益，避免因独自管控工作可能导致的公共文化体系质量的缺陷。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保障制度和评估机制，促进公共文化空间的平衡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作为文化参与的主体，要接受政府的监管，按照政府制定的制度政策履行职责。资本选择融合主流价值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风险并付出一定成本，也要承担不融合主流价值相应的处罚后果。第一，基于合作风险承担程度的考虑，资本更首肯于承担建设收益高风险低的市场项目，运营阶段的诸多不确定性隐患会期望政府给予政策担保、福利优惠或财政补贴，以确保合作期内的稳定收益。第二，基于成本增长幅度的考量，资本在确定政资合作的效益以及该效益大于投入成本的情况下，选择融合主流文化。第三，基于处罚损失轻重的思虑，资本洞察文化市场规律，力争深入占领市场，疯狂收割财富。公共文化异化中的博弈源自政资利益价值最大化的非零和与非完全信息博弈、演化博弈和动态博弈，因而我们须要以动态视野审视政资博弈行为。政府和资本在实际博弈情况下需要同时考虑项目投资产生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公共服务项目存有的独特风险性使得创造收益充满不确定性，加之彼此合作关系中信息猎取技能和决策部署能力的限制，皆会促使政府和资本在作出行为策略抉择时出现非理性现象。因此，假设政府和资本均是非完全理性行为责任主体，会因本身利益偏好、职业性格等现实因素使战略决策选择性地偏离最优方案。政府和资本寻求的价值取向不一致，资本注重提高经济效益，政府在思索资金稳健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效益的有效提升。政府和资本掌握的信息量不对称，既包含双方对宏观信息环境的认知局限，也涵盖微观上对对方收益状况和决策情况的感知有限。政府可以选择监管或不监管两种行为策略，资本也可以选择融合或不融合两种行为策略。综上，本文定义，假设资本融合主流文化的投入成本为 C1，产生收入为R1，政府奖励为 P，资本未融合主流文化的投入成本为C2，产生收入为R2，政府惩罚为 F。政府选择监管的投入成本为C3，资本融合主流文化时政府可获取的社会效益为 Y，资本未融合主流文化时政府需付出的治理成本为 H。对于政府监管和资本融合，从政府角度出发，政府行为策略可划分为积极监管和消极监管两种类型。政府部门因侧重于提高社会效益进而会更偏向于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这种类型占比为；而当政府考虑到融资需求、风险评估、投资机会时，进而出现不监管现象的可能性更高，这种类型占比为 1-。从资本角度出发，资本不愿意承担政府惩罚与治理成本较高的风险，能够接受低微收益分配，同时不会因政府战略调整而改变方案，与政府部门积极合作即主动融合主流文化价值，同时也能够为外部环境压力牺牲轻微利益而谋求与政府达成合作，该可能性为；资本选择不合作即迎合资本文化价值，愿意为获得巨额经济效益承担较高风险，该可能性为1-。基于以上基本假设与价值分析，考虑政府与资本不同利益偏好，进一步建立政资博弈收益矩阵（见表 1）。若在第象限，资本决意不融合，政府选择监管，针对资本而言，其利润是-C2+R2-F，就政府而言，其利润是-C3-H+F；若在第象限，资本决定融合，政府选择监管，针对资本而言，其 利 润 是-C1+R1+P，就 政 府 而 言，其 利 润 是-C3-P+Y；若在第象限，资本决定融合，政府决议不监管，则对资本而言，其利润是-C1+R1，对于政府而言，其利润是 Y；若在第象限，资本决意不融合，政府选择不监管，则对资本而言，其利润是-C2+R2，对于政府而言，其利润是-H。1.博弈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当-C1+R1+P -C2+R2-F时，即政府表 1政府与资本博弈矩阵政府监管不监管资本融合(-C3-P+Y,-C1+R1+P)(Y,-C1+R1)不融合(-C3-H+F,-C2+R2-F)(-H,-C2+R2)41第 25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对资本融合主流文化后的奖励加上资本融合产生的净利润之和大于资本不融合主流文化赚取的净利润加上政府惩罚之差。如若-C1+R1-C2+R2，则资本融合主流文化时所获取的净利润大于不融合主流文化时所获取的净利润，资本为了盈利采取“融合”占优策略，由于Y -H，这时仅存（不监管，融合）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如若-C1+R1-C2+R2，考 虑 政 府 利 益，当-C3-P+Y-C3-H+F时，政府为了受益采取“不监管”的占优 策 略，这 时 得 到 纯 策 略 纳 什 均 衡（不 监 管，不融合）。当-C1+R1+P -H，这时存在（监管，不融合）纳什均衡。如若-C3-P+Y -H，由于资本不融合主流文化所获取的利润加被监管遭受的惩罚高于融合红利，所以无论政府是否监管，资本只会采取“不融合”策略。2.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政府的期望收益函数是：VG=(-C3-P+Y)+(-C3-H+F)(1-)+Y(1-)+(-H)(1-)(1-)（1）资本的期望收益函数是：VC=(-C1+R1+P)+(-C2+R2-F)(1-)+(-C1+R1)(1-)+(-C2+R2)(1-)(1-)（2）令公式（1）、公式（2）等于零分别对两式求一阶偏导数，得方程组：VG=0VC=0得最优解：*=C1-C2+R2-R1P+F *=F-C3P+F在政府监管成本 C3和政府奖励 P 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政府处罚力度 F 越大，F-C3P+F的值越大。这时资本选择不融合主流文化的预期收益水准低于选择融合主流文化时的收益水准，因而资本选择融合主流文化的可行性越高。此外，当明确处罚力度时，削弱政府奖励力度也能够刺激资本融合主流文化。当C1-C2+R2-R1 F-C3时，资本选择融合主流文化的概率大于政府进行监管的概率，因而政府越有可能进行监管，则资本越会融合主流文化，否则资本即使遭受处罚也宁愿不融合主流文化。综合所述，资本作为文化参与主体其价值选择行为受文化治理主体政府相关制度政策影响。政府提高对资本融入主流文化的监管可能性（）、加强对不融合主流文化资本的处罚力度（F）、降低资本融合主流文化创作成本（C1），提高融合主流文化的奖励（P）和收益（R1）皆可刺激资本融合主流文化，进而改善公共文化异化。四、防止公共文化异化的策略 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逐渐背离本质属性，娱乐至上主义假借“平等协商”契约的外衣推动文化多元化，实则内里侵占和垄断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营造“伪欲”虚拟景观，腐蚀公共文化的主流精神。但是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价值导向警醒数字资本即使拥有数字技术也需要依靠主流文化才能可持续发展，所以，数字资本应坚守和强化文化生产的社会主义属性，完成从娱乐性消费向知识性文化消费的升级转变。同时，国家需要针对数字资本进行深入反思，充分发挥其在文化产业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1.加大对数字资本融合主流文化监管力度加大对数字资本融合主流文化监管力度是防止公共文化异化的重要保障。面对来势汹汹的数字资本的挑战，政府管理机制的策划部署没有实时更新，缺乏对数字资本侵蚀公共文化的监管，这是导致公共文化异化的重要因素。只有制定严苛、精准的管理处罚体系，才能避免数字资本过度挖掘文化生产的剩余价值，避免文化性质被商品性质“浸染”。主流需求在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平台上汇集，数字资本据此作出是否融合主流价值的文化供给决策。如果数字资本坚持侵蚀主流价值，消息就通过平台传输到需求方，国家对此轻则警示、处以罚金、处置违法违规内容板块、撤销正常营业行为、吊销营业执照，重则拘留、扣禁或其它处罚。如果数字资本同意融合，流程进入奖励支持机制，国家对此展开荣誉表彰和补贴福利等支持举措，平台整合市场信息，作为国家决策的参评依据。监管机制如图 1 所示，该方法能够加强对公共文化异化的专业性与科学性监管，且主流需求对供给的提议权与获益权、数字资本的供给权与收益权都获得公正维护，国家的预期目标得到强化保障。42第 3期董少林,王明慧：数字资本驱动下公共文化异化的表征、原因及博弈分析2.强化对主流文化价值控制及整合支持强化主流文化价值控制及整合支持是防止公共文化异化的关键环节。国家变革的成功和稳定发展取决于对各类现存思想价值最大程度和最高精度整合的实现，通过创设共同利益去引导管理舆论环境，推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助协作，持续塑造同一性，避免差异性的过度渲染。国家是公共文化发展的主要资金供应商，确定公共文化的价值内核和主体地位，实现对数字资本力量的统制和驾驭。强化主流文化价值控制指国家凭借财政资金和数字资本直接参与公共文化供给，扩展职能边界，如对公共文化数字平台进行“收编”，这种“收编关系”是多层次的对话协商关系；强化主流文化价值整合指国家发挥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加强精准管理。这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与帮助，政府可以向数字资本巨头征收数据使用税，利用此税源对符合奖励标准的数字资本给予合理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实现各方良好的互动和亲密的联系。主流文化价值控制及整合支持机制如图 2 所示，该手段有助于形成多元化参与的资金支持机制，进而推进公共文化的价值化与社会化。3.提高对公共文化高净值化管理效益提高对公共文化高净值化管理效益是防止公共文化异化的必要措施。治理公共文化异化的核心要义是将数字化与传统化相结合，创新性和本质性相统一，依照靠近生活、贴近现实、紧贴群众的要旨，提高数字资本市场化与价值化的效益，这可以通过创设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平台来实现。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平台主要围绕体验运营、内容创制、吸粉营销三个层面展开，平台管理机制如图 3 所示。首先，体验运营以“数字资本+官方传媒”模式构筑价值融合出版矩阵：一是设置第三部门，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征收数据税，技术小组负责学习数字资本运营模式；二是冠名资本运营友情赞助商参与股份投资，拓展主流符号的宣传渠道，只负责塑造价值，不参与运营。其次，内容创新以参与学习为取向，构建以今入古新型主流媒体：一方面以历史文化为底蕴，宣传策划要多元新颖，彰显青春，打造出符合消费需求的“文化精品”；另一方面以数字资本为辅助，构建多节点、多形态、开放化、智慧化的产品体系，创立互联网主流传播大品牌，寻找传播节点，模仿数字资本垂直产业链运作，以增强传播效果。最后，吸粉营销，通过在公共空间内构建对话机制，制造情感波动，激发公众能动性和参与性。该平台能够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及价值化发展，加强队伍能力建设，更好地满足主流需求。在经济增长红利递减与政府监管政策趋紧的背景下，数字资本新式组织形态因掌控关键数据流量和新型“公共服务设施”，率先完成生产模式与组织体系变革，篡夺政府对数字空间的管控权和信息传播的主导权，快速地渗透和重组现代社会各个领域，以此操纵并异化着社会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致使公共文化的精神生产日渐脱离真善美的本质，影响文创数字化和科技人文化融合发展进程。但应注意的是数字资本与国家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共生关系，且数字资本权力归属并无产生本质性改变，仍旧在国家设立的政治体制框架内运行，国家是数智重构、创变未来的关键。文化是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需要恰当指导，切勿让价值引导演化成“为反而反”的无旨趣争辩，使本身深陷另一种异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后继学者对“异化”理论的深化拓展，对于理性剖析社会话题、培育优良的意识形态和展现自我价值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实际意义。因而，针对如何脱离二元对立的零和思维陷图 2主流文化价值控制及整合支持机制图 1数字资本融合主流文化监管机制图 3公共文化高净值化管理机制43第 25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阱，在结合自身发展特色的基础上，统筹协调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数字力量、资本力量、国家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推进对数字资本权力的规制与建设同步发展，为公共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凝聚新生合力，为公共文化探寻出一条适合公私权力交融的数字文明新未来之路值得深思。参考文献:1张周洲.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对外文化传播中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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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of the two game-agents,government and digital capital,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ir interests to prevent the alienation of public culture,and to propose som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igitization and value of public culture.These measures include enhancing the supervision on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digital capital and mainstream culture,strengthening the value control and integrated support for mainstream culture,and improving the efficacy of high-net-worth management of public culture,in order to explore a new future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suitabl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 for public culture.Keywords:digital capital;the alienation of public culture;game analysis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