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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的一般理论

　　科斯定理和五常合约第一定律阐释产权制度（权力界定制度）与合约选择之关系，五常第二、第三定律阐释交易费用与合约选择之关系。推上一层，产权制度（所有界定权利的制度）都是合约选择。这样，合约一般理论就是交易费用与合约选择（制度安排）的关系。以下几个一般性命题是重要的。

　　一、任何交易都含意着合约。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非市场交易，只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系、影响、行为，它们都含意着合约。从点头、默认、默契、承诺、数字价格，到多样条款的结构性合约，再到异常复杂的法律制度、国家政制，都是合约选择的结果，是合约。经济学者长期致力研究的是市场交易的数字价格，是所有合约中最简朴的一种。由于看不到其他更加复杂的合约或其他非市场合约的存在，经济学者就解释不了无限丰富的世界。从合约角度看价格、看公司、见解律、看一切制度，乃至看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行为、交易，是从五常开始的，是一个全面而精彩的角度。

　　二、一切合约的局限条件是交易费用。从一般政制、法律的形成，到平常交易的简朴合约选择，背后的局限条件都是交易费用。广义的交易费用是制度费用，即是界定权力（权利）的费用。一切合约、制度或权力界定，都是结构性的、分层次的。

　　以资产界定权利（私有产权）、以等级界定权力、以管制（或贪污权力）界定权利，是三个一般性的产权制度。一个制度的权利界定规则，制约着次一层级的合约选择或制度安排，是次一级合约选择或制度安排的局限条件。私有产权一旦确立，其允许和保障的合约选择范围，与其他权利制度下的合约选择范围（合约类别和形式）自然有很大差别，甚至主线不同。比如私有产权下，市场价格是可供选择的重要合约形式，其他权利界定制度下，市价就不存在或相对少见。以等级界定权利、以管制界定权利的制度，常见的各种交易形式，如各种票证、许可证、排队轮购、关系后门、政治对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等，私有产权下就相对少见。当然，世界上没有存在过某种纯粹的产权制度，混合的产权制度是常态。

　　三、合约的选择，必然是朝着交易费用最小的方向迈进。我们所观测到的一切合约选择或制度安排，必然是有关局限条件下，交易费用最小的选择。这是一个定义性命题或套套逻辑。真正困难所在是哪些具体的局限条件、哪类具体的交易费用在起作用。为什么会出现私有产权？为什么会有君主立宪？从合约经济学角度看，这些重大难题之难，不是它们无法且不能用经济学解释，而是其背后的局限条件过于复杂，一位学者穷其毕生之力，也难知其详。又如私有产权下的发明专利和商业秘密合约，其复杂多变和高深莫测，令人叹为观止（五常曾兴师动众以探究竟），有关法律条文洋洋大观，非资深专家难知一二。经济学的解释能力不强，重要是经济学者知难而退，对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局限条件了解不多。

　　四、从订约、履约、保障、诉法等角度看交易，一切交易的本质仍然是对权利的界定，一切交易费用本质上是权利界定的费用。权利界定就是辨认和量度。最简朴的商品交易（如买卖苹果、鸡蛋、大米），卖者卖的是什么，买者买的是什么，大体上一目了然（交易的本质是交易权利，不是物品），买卖双方之权利辨认、量度相对容易，数字价格就是所有交易条款，无需长篇大论的其他条款了。比较复杂的商品（如电视、手表、汽车、房屋之买卖），双方权利之辨认、界定、量度、保障就不太容易，比如由谁来负责维修、买卖双方分别应当为那些事故负责。数字之价就不能满足需要，需要此外的条款加以补充，结构性的合约就出现了。更复杂的买卖或交易，如雇佣劳力、租用发明专利和商业秘密，双方的权利界定、量度、保障远为复杂，结构性合约不可避免，而相关的支持性法律制度也就远为复杂。

　　以雇佣劳力为例，买者真正所需（买者所买的权利）是劳力的劳动成果，卖者真正所需是收入（金钱和非金钱收入）。员工拿了工资，不努力工作，买者权利受损失，员工卖命工作，得不到应有报酬，卖者权利受损害。倘若员工的劳动成果可以清楚、准确量度，雇主和员工双方都无异议（象买苹果同样），一个数字之价就等于所有合约，问题容易解决。但许多情况下，员工的劳动成果无法清楚、准确量度，甚至只能以其他替代量（如工作时间）来“替代”量度、界定权利，相应的监督就不能没有，单纯数字之价就满足不了权利界定之需。结构性合约是为了更清楚、更准确地界定、量度和保障权利。

　　广义而言，一切权利之界定、量度、保障皆非易事，所以一切合约在某种限度上都是结构性的。一切风俗、习惯、共识、伦理、道德、法律，都是为了协助界定、量度、保障权利。买苹果、大米、鸡蛋的合约看似简朴之极，广义上看也是结构性的，也需要监管。你买回去的苹果、大米、鸡蛋有毒，吃后生病，谁来负责补偿？买卖双方交易之时、签约、履约之时尽管没有明说，但相关的民法、刑法、社会共识、习惯都会协助分清双方之责任。

　　事实上，买卖简朴商品而引起的权利民事纠纷无日无之。只但是为买几个苹果、几斤大米、几只鸡蛋而兴师动众，花数小时来签订一个有关双方一切责任之合约（可以想象的一切责任），实在不值（交易费用太高也），选择简朴市价是相宜的办法（交易费用最小），而相应的权利保障和责任划分就由一般法律如民法来承担。公司上市、买卖股票，直接的合约条款就也许长达上千页，直接负责监管的相关法律，非专业人士无法通晓，合约之复杂和结构性不言而喻。

　　五、从合约选择的角度看，资源运用和收入分派的统一和分离，看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统一和分离，关键是弄清楚哪类具体的交易费用在发生作用。

　　经济学旨在阐释资源运用和收入分派，但传统经济分析完全漠视交易费用、漠视合约选择，只能从抽象的、一般的、数学的形式上谈论资源运用和收入分派，说不上解释和推测。

　　若广义的交易费用为零，资源运用和收入分派，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合二为一、没有分别的。资源运用与收入分派的分离，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分离，决定性的局限条件是定价费用。定价费用也就是度量、界定买卖双方权利的费用。我认为：五常将科斯《公司的本质》中所标举出来的定价费用，具体阐释为量度费用，是一个开拓性的重大奉献，让交易费用局限条件有了操作性，可以推出被事实验证的含义。

　　设想一下，若一切量度费用为零，任何人的生产奉献，无论是体现于一件具体产品，还是体现在一个具体动作之中，都可以被无微不至的量度而定价（订一个具体的数字之价），那么这个市价便是这个人的收入，同时指导他的人力资源运用。同理，若一切资产的生产奉献，无论多么微小，都可以被无微不至地量度定价，这个市价是资产的收入，同时也指导资产的运用。斯密“看不见的手”（市价）完毕一切工作，钱德勒和科斯所说的“看得见的手”不会诞生。

　　量度或定价的重要困难是：（1）资产的收入或奉献往往事后才知，订约之时只能预期，但资产未来预期的收入、奉献究竟是多少，很难准确知道，而我们不也许等到结果出来之后再回到过去签约。租种土地，未来产量难预知，土地、非土地资产的生产奉献是多少，更难预知。过去经验可以参照，但天气影响不可避免，不拟定性总是存在。租用发明专利和商业秘密，究竟能给你带来多少收入，难以未卜先知，甚至连可以参照的经验都没有。雇佣劳力，他努力不努力，对公司能带来多少收入，你只能大体估计一下，做不得准。就是简朴如买电视机、汽车，未来使用时会出如何故障，你哪有先见之明？

　　（2）买卖双方或合约双方对事物的见解总有分歧，要达成一致意见谈何容易。你说今年收成好，我不批准。你说会努力工作，规定高薪，我怎能相信？你说自己能力非凡，有何证据？信息不对称时人类生活之基本领实，何况人们为了私利尚有可以隐瞒、欺骗。

　　（3）履约的费用或风险非常大。合约一旦达成，怎知一方不会违约？作家出书，与出版商签订了版税合约，但出版商虚报销售量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