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驻屯军”在华情报活动述论——以驻屯军的三类报告为线索.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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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3 期20世纪初“中国驻屯军”在华情报活动述论以驻屯军的三类报告为线索 *刘豫杰摘 要:日本陆军在庚子事变后新设的“中国驻屯军”,是其在华情报布局的重要一角。通过和袁世凯等官员建立密切联系,并在日俄战前和战中展开合作,驻屯军得以在对俄谍战的隐秘战线中占据有利位置。同时,驻屯军在北洋新军事业中的突出作用,也给日本陆军创造出更好地探察新军的空间。随着中日两国在日俄战后逐渐交恶,驻屯军与袁世凯的交际显著减少,加之袁世凯有意向英、美靠拢,这种外交关系的转换投射到辛亥革命中,便部分造成了英日两国的不同应对。驻屯军与喀喇沁王的频繁往来,以及由此建立的复杂人脉,也在某种程度
2、上塑造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边界。可以认为,驻屯军在1903到1906年间的情报活动,多能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诸多变动中找到对应。关键词:日本陆军“中国驻屯军”情报活动日俄战争北洋新军前 言甲午战后,日本陆军迅速重建起在华情报网络,除恢复战前已数度派遣*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日本对满蒙的社会文化调查书写暨文化殖民史料文献的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9ZDA2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16520世纪初“中国驻屯军”在华情报活动述论的驻华武官外,还增添应聘将校和威海卫占领军两条渠道。其中,威海卫占领军在胶州湾事件后虽被裁撤,以庚子事变为契机而新设的“中国驻屯军”,不仅更靠近
3、清政府的政治中心,存续时间也更长,在情报活动方面占据着更为有利的位置。另一方面,通常被聘作军事教习的应聘将校,在日俄战争以后主要围绕中国东北地区展开的中日纠葛中,无论是数量还是重要程度,都有一定回落。此消彼长间,上述情报布局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前后。准确来讲,本文所讲的“中国驻屯军”,在同时代的档案或文献中一般被表记为“清国驻屯军”,辛亥革命后才改称“中国驻屯军”,昭和时代还有“华北驻屯军”和“华北方面军”等称呼。为行文方便,本文主要使用“中国驻屯军”或“驻屯军”的称谓。关于驻屯军的派遣和活动,先行研究已有相当积淀。a本文关注的是,中国驻屯军在明治时期日本陆军的情报活动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驻屯
4、军如何观察并传达清季的诸多政治变动,驻屯军自身及其情报活动在这十数年间是否发生了变化等,以期对既有的驻屯军研究有所补充。从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和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的现存档案来看,一般由驻屯军司令官署名发回的报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樱井良树虽对此早有揭示,b仍可稍作补充。首先,“驻屯军旬报”在秋山好古司令官时期便已存在,最后一封是中村爱三司令官在1908年11月30日发回的11月下旬旬报。其次,“驻屯军特报”同样最早出现在秋山时期,在仙波太郎司令官任内成为三类报告中的主要部分,至神尾光臣司令官时期又更名为“驻屯军报告”。再次,“外国新闻摘录”或“新闻翻译”起初是由秋山等司令官署名发送,1905年末改由
5、驻屯军参谋负责。就内容来看,旬报主要包括“军队的动静”“列国间的关系”“杂件”和“卫生”等项,发送时间相对固定;特报的时效性强,往往还会注明情报来源;新闻翻译涵盖数十份中外新闻,主要涉及清廷的政a以中国驻屯军为中心的研究,目前已有较为深厚的积淀,不过,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昭和时期。近年来,许金生教授(以下均省略敬称)和樱井良树等学者在广泛利用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对驻屯军早期阶段的历史和活动有一定关注,但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参见许金生: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古野直也:天津軍司令部(19011937),東京:国書刊行会,1989年;桜井良
6、樹:華北駐屯日本軍義和団盧溝橋道,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b桜井良樹:華北駐屯日本軍義和団盧溝橋道,第6466頁。166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3 期治和外交。这三类报告是探明驻屯军情报活动的重要史料。对比各类在华将校发回的报告,在庚子以后显著较少,这一局面不仅反映了驻屯军在日本陆军情报布局中的显要位置,也更加凸显出驻屯军报告的情报价值。一、“万国天津”的“外交军队”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日本陆军在庚子事变中有较大规模的部队派出,但驻屯军的前身并非是由派出部队缩减再编而成的“清国驻屯队”。据时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的井口省吾的日记可知,陆军省内最早开始讨论驻屯军的编成是在1901年5
7、月28日,a军司令官的任命则是在三日以后。b又因德国在6月后一改常态,发出召回瓦德西元帅并裁减在华驻军的声明,正在中国负责善后折冲的小村也随即发回适当减兵的禀申。c就此,驻屯军被缩减为以四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野战炮兵大队为主力的规模;同时,司令官也改由山根武亮少将接任。山根在任不足三月便转职,接替司令官一职的是有留法经历,因而更善于和欧美人士交际的秋山好古大佐。从部队编成到司令官选任均可看出,对外协调和交际正是驻屯军的重要任务,这一点在陆军中央发给诸位司令官的训示中也被一再强调,d“外交军队”成为驻屯军在华展开各类活动的最佳掩护。在驻屯军发回的报告中,谈及驻屯军将校参与列国社交活动的
8、情形不在少数。比如,每逢万寿节或新年之际,驻屯军司令部和各驻屯队都会派员祝贺;当有外国皇室成员或政要来京津出访时,驻屯军方面通常也会设宴款待;各国驻屯军虽屡有摩擦,相互参观兵营或观摩操演实际上也为数不少。在这之中,最能说明驻屯军活动特点的,便是驻屯军对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支a 年中重要記事,载井口省吾文書研究会編:日露戦争井口省吾,東京:原書房,1994年,第 101頁。b 5月31日新駐屯軍司令官以下決定件山口中将,JACAR(歴史資料)Ref.C09122813500,自明治34年1月5日至同年6月29日通報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c外務省編:小村外交史上,東京:新聞月鑑社,1953年,第18
9、5頁。d如对秋山、仙波和神尾的部分训示可参见26連載附録第4編減兵時期其1 第3章司令官与訓示,JACAR(歴史資料)Ref.C13110142800,外邦測量沿革史草稿第9編大正4年度(防衛省防衛研究所)。16720世纪初“中国驻屯军”在华情报活动述论持、拉拢和利用。秋山最早与袁世凯产生交集应当是在后者尝试收回天津之际。1901年12月13日,内田公使向小村寿太郎外相发回报告,一方面转述了袁希望收回的理由,另一方面表达了肯定的态度,小村在认可内田意见后,通过儿玉源太郎陆相向秋山发出与公使协作的训令。a虽然秋山的传记资料对这一点几乎是一笔带过,但从秋山在4月12日、7月2日和7月16日三次发送
10、相关报告来看,应当有参与其中。公事以外,据立花小一郎中佐报告,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罹患霍乱,得平贺精次郎军医正治疗后幸无大碍,b从秋山发回的1902年9月下旬旬报可进一步得知,平贺即为秋山特派。c在袁克定赴日一事上,秋山同样多有活动,不仅借旧藩主久松伯爵宅邸招待袁克定,在袁克定参访参谋本部和接受大山岩参谋总长款待时,秋山也都在场。d秋山的“热情”显然是有所图。依照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本应在1903年4月进行第二期撤兵。在3月31日的特报中,秋山报告从袁世凯处听闻,俄军在奉天附近有部队轮换,但似无增兵,清廷正筹设委员作接收准备。e不过,俄在既定撤兵之日非但未履约,反而有增兵之举,当时还传俄将再胁迫
11、清廷缔结密约,秋山当即委派佐藤安之助大尉到袁处打探,得知事情真相后,又急派佐藤赴京告知内田。f内田随后在4月14和19日两次向小村发报,g并发回长文意见书,当秋山转任返日之际,又委托秋山将意见书的要旨传达给桂太郎首相、寺内正毅陆相和参谋本部方面。h可以认为,秋山不仅给后任司令官开拓出结袁的通道,也通过主动和外务省系统展开情报合作与共享,极大地改善了现地的组织关系,为驻屯军开展更进一步的情报活动奠定了基础。返日以前,秋山a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5巻,東京:日本国際連合協会,1953年,第565569頁。b 清国部分割3,JACAR(歴史資料)Ref.B07090483700,在外武官報告第二
12、巻(511007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c 9月20日明治35年9月上旬報進達,JACAR(歴史資料)Ref.C09122956800,明治35年特号書類第3号3 3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d秋山好古大将伝記刊行会編:秋山好古,東京:秋山好古大将伝記刊行会,1936年,第146147頁;年中重要記事,载井口省吾文書研究会編:日露戦争井口省吾,東京:原書房,1994年,第231、234頁。e 駐屯軍司令部特報進達,JACAR(歴史資料)Ref.C09123046700,明治36年自1至4月特号書類三冊内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f秋山好古大将伝記刊行会編:秋山好古,第148149頁。g外務
13、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6巻第1冊,東京:日本国際連合協会,1953年,第6062頁。h内田康哉伝記編纂委員会、鹿島平和研究所編:内田康哉,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36年,第93頁。168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3 期在4月29日再度访袁,除打探俄军撤兵等相关消息外,还向袁转述了内田的“助意”,即为使其位置牢固,若有不如意之处请尽管传话,将为其助言,实际上,内田在此后访问庆王时也提请注意,若袁位异动,恐时局将变。a从袁世凯及其一派在清季的显赫地位来看,秋山和内田通过结袁以此推进情报活动和对华外交,无疑是切中了要害。驻屯军与袁世凯的交际还体现在其他方面。1903年7月8日到11日,仙波曾赴
14、保定游观各处,承袁戒饬部下给予方便,得以畅览维新之政。b期间,二者就练兵方面有过谈话,具体内容不详,返津以后,仙波将“未罄者”“分七大端”再陈,此即报告所附与袁慰廷论北洋练兵事宜书。虽然仙波在篇末自谦,对中国军队历来情形无甚了解,所提七点不过一时见闻有感,但无论是“革专于形式而粗于实用之弊”,还是“戒饬将领躬亲教育部下”,所论皆非虚言。需要注意的是,仙波不仅在第一点提到“取法敝国”,在第五点更是直接建议“聘用东员”,第六点结尾处的“容俟他日奉渎”还暗示将再行联络。6到8月间,仙波多次上申意见书,建议主动还复塘沽北炮台来示好结交。c与秋山司令官时期相比,驻屯军与袁的交际显然有进一步提升:因中国并
15、无专门机关去处理情报业务,相关报告常不得要领,驻屯军方面甚至将所获情报示出,用以说明列国大势;袁也曾向仙波通报俄军在中国东北的动静。d双方在日俄战中的合作,尤其是情报交流等,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 a 特報進達(明治36年5月4日),JACAR(歴史資料)Ref.C09123048500,明治36年自5至8月特号書類三冊内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内田在作于1902年7月的实梦策中也曾明确表示,应当与袁结交,扶持其成中国掌权者。参见小林道彦等編:内田康哉关系资料集成第1卷資料編1,東京:柏書房,2012年,第285頁。b 特報及進達候(明治36年7月10日),JACAR(歴史資料)Ref.C0912
16、3051900,明治36年自5至8月特号書類三冊内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事宜书参见別紙御参考迄及進達候(与袁慰廷論北洋練兵事冝書),JACAR(歴史資料)Ref.C09123053100,明治36年自5至8月特号書類三冊内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袁对事宜书的回复参见明治36年7月中旬報進達,JACAR(歴史資料)Ref.C09123053300,明治36年自5至8月特号書類三冊内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c 第14号電報以大沽砲台破壊後占領継続訓令有之付意見及具申候,JACAR(歴史資料)Ref.C09123050900,明治36年自5至8月特号書類三冊内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d分别参见特報
17、2部進達,JACAR(歴史資料)Ref.C09123053000,明治36年自5至8月特号書類三冊内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特報満洲於露兵動静関袁総督情報,JACAR(歴史資料)Ref.C09123058100,明治36年自9至12月特号書類三冊内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16920世纪初“中国驻屯军”在华情报活动述论之上。不过,随着日俄战争的展开,尤其是日军在“占领地”实施的军政,使清廷包括袁世凯逐渐清醒,日俄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实际并无本质差异。在仙波于1904年7月26日发给寺内陆相的特报中,就记有因日军军纪引发的交涉,即袁先是遣坂西利八郎大尉向仙波通报,随后又派坂西和段芝贵带信至仙波处,一
18、方面陈说本国武官的情报未可尽信,前次报告仅为参考,另一方面表示不必介意,委婉表示出信任日军军纪的态度。a尽管仙波在回复中转述了大本营参谋总长的电报,且袁也表谢意,但此类事件未必不会使袁在心中生出芥蒂。从1905年3月起,袁与日本间的矛盾更多有显现。3月22日,仙波发回特报,就袁下令中止沟帮子至营口和新民屯两段铁道运行一事进行交涉。从处理结果来看,袁称:既然日本政府宣言无意占领扰乱两段铁道,本大臣确信嗣后能维持铁道的中立主权,不被用作军事行动,已训令该铁路局恢复平时运转。b不难读出,袁无疑是以退为进。当时,新民屯至奉天的电线杆也被日军强占,驻于新民屯的日军要求,从京津发往奉天的清廷电报需要有内田
19、公使或青木大佐的证明,然后由日本电信局代为发送,袁强烈反对,并使外务部与内田进行谈判;同一时期,外务部也正就日军在新民屯擅设军政署而和内田进行撤废谈判。c6月间,仙波又接连报告:袁奏请干涉日俄和谈;袁收廷杰报得知,日军不仅借口中国电报局员或有嫌疑,还强行以日人局员代之,向旁人说清政府应抗议并批难;袁电外务部,要求就日军擅自铺设新法军用铁道一事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d因此,虽然袁与仙波在7月24日还曾会面,且在仙波的劝说和建议下,袁表示将在日俄战后聘用日本将a 清国駐屯司令官特報,JACAR(歴史資料)Ref.C06040052300,自明治37年臨密書類陸軍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b 明治38
20、年3月22日特報,JACAR(歴史資料)Ref.C10071783000,明治38年自1月至4月臨密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c 明治38年4月13日特報,JACAR(歴史資料)Ref.C10071786400,明治38年5 6月臨密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d 6月22日特報,JACAR(歴史資料)Ref.C10071794200,明治38年自7至12月臨密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6月24日特報,JACAR(歴史資料)Ref.C10071794300,明治38年自7至12月臨密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6月24日外国新聞摘録第29号,JACAR(歴史資料)Ref.C10071795
21、800,明治38年自7至12月臨密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170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3 期校来建设讲武学堂,a但若说袁的态度没有发生变化则显然与事实不符。在日方报告中,袁只有两次情绪显露,一次是在前引立花报告中,袁在与俄交涉收回关外铁道时曾谩骂后者,另一次就是在收到廷杰电报后,面有愤怒状。可以认为,只要中日外交没有改善,驻屯军与袁的关系势必每况愈下,如在神尾司令官时期,袁虽给其方便赴保定观览,也曾数次派官兵至驻屯军观摩学习,但当铁良建议从日本聘请财务顾问时,袁表示强烈反对。b到这一阶段,袁将与日本的合作基本控制在人员方面的聘用和交流上,早先的情报交换,包括就某政治事件展开交涉,几乎
22、不再进行,在中村和阿部贞次郎几位司令官的报告中更鲜见其与袁的交际,无疑暗示了双方关系的微妙 变化。驻屯军对清廷中央政局和地方督抚大员同样有不少关注,但直接往来不多,在这之中,驻屯军与喀喇沁王的交际显得尤为突出。1903年4月24日,喀喇沁王与诸多王公子弟一道赴日视察,数日之后便达成聘用伊藤柳太郎大尉的契约,日本陆军显然是想通过伊藤赴蒙来探察俄国情报、攫取蒙古利权。c当年12月,驻屯军北京步兵队的串山忠喜军曹和一名兵卒护送喀喇沁王聘用的河原操子女教习赴蒙,在二人带回的同王的感谢状中还提到伊藤大尉训练士卒成效显著。d1904年1月15日,伊藤大尉携喀喇沁王将校、兵卒各三名来步兵队兵营参观,当同队在
23、19、20日进行野外演习时,几人也前往观摩,兵卒还奉命向步兵队学习军号。e从双方的往来记录可知,日本陆军a 7月5日特報,JACAR(歴史資料)Ref.C10071796400,明治38年自7至12月臨密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b分别参见明治39年3月上旬旬報,JACAR(歴史資料)Ref.C10071805700,明治39年臨密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明治39年5月下旬旬報,JACAR(歴史資料)Ref.C10071807600,明治39年臨密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明治39年6月13日駐屯軍報告第14号,JACAR(歴史資料)Ref.C10071808000,明治39年臨密大日
24、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c 駐屯軍司令部情報付録進達,JACAR(歴史資料)Ref.C09123046500,明治36年自1至4月特号書類三冊内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报告所据29日公报误记出行日期,出行人员及日期请参见(阿如汗):日本陸軍軍人招聘:伊藤柳太郎招聘経緯背景,内陸史研究,2016年第3巻第31号。d 明治36年12月下旬報進達,JACAR(歴史資料)Ref.C09123111300,明治37年特号書類(防衛省防衛研究所)。e 月中旬旬報,JACAR(歴史資料)Ref.C09123112900,明治37年特号書類(防衛省防衛研究所)。17120世纪初“中国驻屯军”在华情报活动述论在
25、日俄战前就已经和喀喇沁王建立起密切联系。1905年1月9日,喀喇沁王又微服抵津,10日访仙波后,向其提出派将校、下士各两名入步兵队学习,仙波欣然应允;15日,步兵队长山本延身中佐以午餐招待喀喇沁王一行,同王“颇为满足”。a从报告来看,这是喀喇沁王与驻屯军的首次直接接触。当年2月17日,喀喇沁王率从者十数名参观了北京步兵队;3月5日,仙波又和伊集院彦吉总领事在天津设宴款待了来游的喀喇沁王;翌日,同王再度参观了天津驻屯诸部队。b不难看出,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相当重视己部的军事现代化建设,而被引为支柱建设力量的便是日本陆军。受制于礼制或规定,喀喇沁王在第一次赴日时便受到铁良的阻拦,对同王来说,驻屯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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