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教育——当代诗歌的另一条线索.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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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自然”的教育当代诗歌的另一条线索马 贵内容提要:从自然与革命的纠缠,到对本体论自然的投入,再到对日常自然的辨认,自然在当代诗中呈现出迥然相异的面貌。考察这个谱系可以说明,自然并非是锚定的,而是在持续展开中,并且对当代诗歌构成了教育意义。这也提醒我们,对于勃兴之中的生态批评来说,关键也在于在文本和历史语境中去辨认具体的自然观。关键词:自然 生态批评 当代诗歌 革命 原始 近些年来,生态批评的兴起引人瞩目。这股潮流跟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有关,提倡者强调,现如今没有角落不被人类所染指,全球变暖、毒物废弃、核物质泄漏等问题,正把地球推向一个无法想象的未来。普通人对此或许感受迟钝,但是引入生态批评,
2、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意识的觉醒:不应该一退再退,让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耗尽了文学批评的关注。生态批评师出有名,也雄心勃勃,试图挑战人文研究中许多既有的观念,转而聚焦文学中的生态价值、集体性的道德责任,并宣称世界不仅仅属于人类。在新的批评视野下,自然不再是背景,而开始走向台前,成为最显豁的实在,作为参照来纠正人类的自恋。不论是对世间万物的颂扬,还是提醒人们政治、科技和工商业对环境的破坏,自然均被视为这场批评运动的中心。在中国当代诗歌的批评领域,生态批评的呼声同样四起,这其中,既有理论界的学说支援,也离不开相关文化政策的推波助澜。在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中,吴晓东就从生态的角度,对李少君的诗歌进行了分析
3、。在李少君的以自然、动物、植物为题材的诗中,有一种“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的意愿,诗人试图“换位思考”,以动植物的方式思维,进入自然的内部肌理。吴晓东认为,这提供了一种当代诗歌中少有的生物视角。可见在诗歌批评中,思维的转换是重要着眼点,在此类文章里,“以自然为中心”基本上就等于视角的对调。不过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转,是否就等同于对自然的深入?虽然批评家也承认,诗人进入“青草的内心”只能以想象的方式,但以哪种方式“进入”却常常语焉不详。也就是说,怎样理解自然和涉及其中的具体自然观并未得到充分探讨。加之,新兴的批评潮流往往都会带有“理论”煊赫而“材料”匮乏的特点,这就让生态批评可
4、能会简化为某种“操作模式”,在展开的时候,甚至有沦为批评格套的危险。事实上,吴晓东在同一篇文章的最后不忘提醒,在当代的历史语境中,生态主义连同相关的概念,无疑也是政治话语之一种。作为生成中的批评3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3 年第 5 期范式,生态批评也应该既是敞开的,又无所不包,博取众家之长。为了对诗歌批评中的生态面向有所补充,在这篇论文里,我试图对当代诗歌中的自然书写进行梳理,以勾勒一条可供参考的线索。从这条线索中不难看出,自然作为当代诗歌的抒写对象之一,在不同的时期显现出的面貌迥然不同。一、自然与革命 因为受到“向前”的驱动,当代诗歌史的研究在经历着一个迴溯的过程。“朦胧诗”作为起点遭到
5、了质疑,“文革”期间的“地下写作”取而代之,被视为当代诗真正的源头。对源头的再确认,蕴含着兴奋点,某种重新观察和理解当代诗歌的契机亦在其中,一如萨义德所说,开端是一个权威与断裂的神话,其魅力就在于“差异”的产生。新的源头另起一行,将当代诗引向的不是别处,恰恰是一片“自然之地”,环绕它的,是白洋淀的芦苇、烟波浩渺的水域以及放荡不羁的流浪生活。具有异端性质的“白洋淀诗群”,就是这种追溯的结果之一。作为“朦胧诗”的前史,“白洋淀诗群”一方面连贯了当代诗歌的脉络,将之纳入进来,补充了文学的进化叙事,让我们看到当代诗歌在不断趋向于成熟的过程中。但另一方面,它又暗中表达着对“朦胧诗”叙述的不满,试图从话语
6、的遮蔽中出场。从中引发的争议关乎诗歌史的焦虑与争夺,但更重要的是,当代诗歌在此显现出另一条跟“自然”有关的线索。一般情况下,人们谈论自然时,会将之与审美、人性联系起来,而忽视其中的历史层次。朱羽在前几年的专著社会主义与“自然”中就试图说明,自然并不只是艺术上被再现、经济上被攫取的对象,而始终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政治相关,并渗透到了制度安排、价值确立、人心改造以及历史正当化等一系列议题之中。如果不能穿过对自然约定俗成的印象,去检视背后的历史要素,那么相关文本就很容易被美学化、抽象化,难以得到进一步探讨。“白洋淀诗群”显然也不是“回归自然”那么简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田野与河流进入文学青年们的
7、视野,本身就与“上山下乡”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相关。虽然在后来的表述中,因为表述者身份和立场的差异,这段历史显得暧昧而难解,有人回忆时不乏“青春无悔”的激情,有人视为一种“强加于身的无可逃避的命运”,但总体上不外乎是“革命年代”的尾声。“朦胧诗”发声的位置是广场,政治的中心,与之相较,“白洋淀诗歌”在回应时代时则是一种迂回和疏离的姿态。比如,在芒克这位“自然诗人”那里,就流动着美和温情,对于耕种、收割也有梦幻的捕捉。由于肉感,不乏野性以及亲密的感受,主题和语言上,他都被称之为体现了一种“自然的风格”。“朦胧诗”偏重于象征性的演绎,即使是自然意象,亦会转译为特定的政治符号,尽管充满了反抗性,但音调
8、却跟反抗对象处于同构的关系之中。这种“反抗者的宿命”使“朦胧诗”带有悖论性,无法确立自身价值,为了破解这样的窘境,就需要找到、发明自己的声音。从这个角度看,芒克诗中的自然既是题材,也一种诗歌存在的方式,与之关联的是人性、个人、艺术等一系列的本真性话语。最典型的是,他的诗里总有一个任性而为的抒情形象,跟“朦胧诗”的代言人判然有别,在阳光中的向日葵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它把头转了过去/就好像是为一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阳光中的向日葵(1983)没有采取直面的姿态,而是“把头转了过去”,表达了一种摆脱外部钳制,转而从自身去确定存在根据的决心。尽管“太阳”仍带有意识形态的表征意味
9、,但“向日葵”的回避却意味深长,它表示当代诗人力图确立诗歌自主性的决心,也暗示了一种被普遍分享的内倾气质。这样气质偏爱“边缘”,抵制主流话语的污染和收编,退回至个人、审美和语言的领域之内。跟芒克相比,另一位“白洋淀诗人”多多保持了强烈的“竞技色彩”,大量的动植物意象,如田“自然”的教育33野、河流、马等被抒写,并用强度的修辞所加持。但多多对自然并非欣赏和把玩的态度,更谈不上闲情逸致;在一段回忆中他说:“大自然的意象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我十六岁那么痛苦的在田野,我的大学就是农村就是田野。”“痛苦的田野”反映出对万物运作风暴式的观感,其中不乏惊奇和恐惧。表面上看,将自然理解为暴力和神秘的存在,意味
10、着走向了自然本体论,但对于多多来说,其中仍然带有以往历史的踪迹。理解他诗中的自然的质地,需要结合“道义性的革命性存在”,自然和革命同步进入他的生命中,一起搅拌为诗的风暴。多多写作核心主题之一,即怎样通过抒写自然去回应“革命年代”的经验。他的不少诗里,铺展开的是一场场自然意象的超现实主义表演,但与此同时,这些自然风暴又构成了“革命”的一种转喻。也就是说,自然物象充满挣扎和斗争的背后,离不开革命的暴力印记。比如,在他写于1973年的年代中,农业自然意象就被革命所征用了:“牲畜被征用,农民从田野上归来/抬着血淋淋的犁”与此同时,个人的生死荣耀和自然的斗争衰亡交替在一起,两者彼此呼应,互相解说。革命年
11、代里生存性的悖论和紧张,被转化至自然物象的斗争之中。自然是在一种肆意的舞动和浪费之中,发挥着生命的冲动,这种挥霍的自然又离不开革命本身具有的能量。在多多写于“文革”期间的诗里,一系列的搏斗、转换和暴力,基本上内在于革命的发生学中。因此,革命与自然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不过到了“后革命”时期,自然反过来,开始克服历史斗争中的悖谬。此时,自然才真正作为超越性的力量,发挥对激进史观的校正作用。革命被审视,接受自然物象的打量,于是田野和农业经验显现出抚慰人心的面貌的力量。在多多1980年代以来的诗里,农业自然精神系统是一种调控性的力量,有抚慰人心的作用,在其中,人的行为与自然之间不再相互支配而趋于和
12、谐。乃至于有些时候,人的行为和技艺融入了自然的延伸之中。这表明“自然秩序”终于超克“历史秩序”,农耕文明观念中的自然循环系统上升至主导位置,收容了那些流窜中的不安力量。批评家王东东曾引用辩证法的思路,对多多怎样“告别革命”有过精彩的分析,他认为:“由现代辩证法转化为古老的自然精神系统,在诗人那里形成了基于自然典律的自然诗学,对于慰藉人心,后者比系念于斗争诗学和革命诗学显然更可靠。”11自然系统对革命的超克,在多多的诗里的表现之一,就是循环的时间观对线性时间观的取代。向日葵眉头皱起的天际灰云滚滚/多少被雷毁掉的手,多少割破过风的头/入睡吧,田野,听/荒草响起了镀金的铃声十月的天空(1986)与自
13、然诗学伴随的,是语言的本体论观念,一种对待语言的神秘主义态度。多多坚称,就像自然不可解一样,语言本身亦是不可分析的,过分的逻辑只会造成损害。12跟芒克不同的是,多多尤其注重语言的自发性,突出诗歌语言“自然而然”的本体论,以便使诗歌摆脱政治话语和公共话语的牵制。语言是神秘的,仰赖于神秘而自在的韵律,词语之间就可以建立起一系列的反应。这样的语言跟对万物的神秘主义信仰并无二致。由于两者的同一性,诗歌被视为“宇宙交响乐中悦耳的和弦”,是种纯粹的表达,为了说而说,以自身为乐趣。换言之,重要的不是主题,而是诗歌语言本体层面的表现。基于此,有批评家就称赞道,多多写作的激进性在于,“他力图挖掘诗歌自身的音乐,
14、赋予诗歌音乐独立的生命”13。二、自然、原始和秩序的重造当代诗歌下一次聚焦自然,大约是十年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彼时,诗人们对“自我”普遍持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理解,在摆脱了“政治抒情诗”的框架后,竭力以自身为标尺来“创造世界”。但“自我”在获得绝对自由的同时,某种忧郁情绪也开始滋生,张枣就将之称为“消极主3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3 年第 5 期体”。根据他的描述,消极主体生成于一系列的消极元素中,比如空白、人格分裂、孤独、丢失自我等等,这样的忧郁感也缔造了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14忧郁美学有一个丰富的谱系,从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和“上海摩登”,到“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派”,都可以看
15、到其表现形式。在忧郁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海子和骆一禾对自然的抒写和阐释就别有意味,因为他们都寄希望通过援引自然去克服主体的感伤和孱弱。就诗歌发生学来说,忧郁美学是城市的产物,在海子看来,正是由于跟土地之间亲密感的丧失,导致了漂泊无依和欲望的泛滥。海子的诗里有大量的麦子、水、土地、野花、马匹等,这些意象洋溢着新鲜的气息,是他求援于自然的表现。从1986年开始,海子先后就去过内蒙古、青海、西藏等地漫游。众所周知,1980年代去边地漫游是一股不小的潮流,“寻根”文学就试图从边缘地带挖掘文化更新的契机。不少“寻根者”醉心于边地风情,相较之下,海子更为重视的是自然之中原始粗糙的生命感性。他心目中的强力诗人
16、都活在“原始力量的中心”,所以写诗并非无关痛痒的修辞练习,而是“淬火”,以及跟原始力量的战斗、和解以及不间断的对话。在下面的这段话中,海子就批评了古典理性主义对生命力的扼杀。古典理性主义携带一把盲目的斧子,在失明状态下斫砍生命之树。天堂和地狱会越来越远。我们被排斥在天堂和地狱之外。我们作为形式的文明是建立在这些砍伐生命者的语言之上的15海子的批评无法归到现在常说的生态主义,他关心的也并非环境问题。使海子深感失望的,是理性主义对精神力量的压抑。为了维持文明而制约野性最终导致生命的毁灭,这对海子来说无疑是种噩运,因此,怎样摆脱理性桎梏才是首要之举。他把自然理解为冲突的存在,四季就在生存、呼吸中斗争
17、循环,通过生殖力毁灭和再生。只有当人投入生生不息的自然时,生命才冲破束缚,从凝固的教条中获救。海子曾区分过两类“现代主义的圣徒”,第一类用智性实现自我的流亡,建造理智的沙漠之城,最终得到的是“抽象之道”和“深层阴影”;他们有才华去摆脱“贫乏的主体”,却无力修正。第二类是“浪漫主义王子”,只有他们才符合“大地的支配”,生命中流淌着激动的血液。16经由这样的区分,他想要说明,有力的生命体就在于突破理性的系统和框架,进入“原始力量的中心”。通过向自然和原始复归,海子意欲实践一种抒情,但这种抒情是种破格,与“借景抒情”等模式拉开了很大距离。如柄谷行人在“风景之发现”的理论中揭示的,将自然视为风景是现代
18、性建制之一种,服务于具有深度“内面”的个人的发现。作为情感的“装置”,自然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辅助性地参与到个人、民族、国家等一系列现代性的建构之中。17反观海子的抒情,恰恰是将自然作为目标实存,从观看的对象转变为突入的对象,在此转变中,心情、感性和情绪被意志所替代。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他就提出,诗人必须投入自然,走进“宇宙的庙堂”之中。尤其是在后期诗学中,海子不再满足于仅仅观看世界万物,而“把宇宙当作一个神殿和一种秩序来爱”,不再仅仅汲取诗情,而是要走进、投入到自然之中。18这样一来,抒情就破除了对万物的疏离,超越文人趣味,具有了一种强度。豹子和斧子/在河上流淌/我的肉体和木桶在河上沉睡
19、着/我的肉体和木桶 被斧子劈开/豹子撕裂以此传授原始的血太阳土地篇(1987)海子去世后,他的好友骆一禾做了不少阐释和工作,这让人们忽略了后者亦有深远的诗学理念。一方面,两人分享了不少观点,比如,他们都认为个体的壮大离不开与自然的对话。在骆一禾提出的“情感本体论”中,生命感性必须回到自然后才能有勃发。他认为,由于人类自居“万物之灵长”,而遗忘了原本是“万物之一灵”,因此只把世界当“自然”的教育35作主观的投射,败坏了与自然的联系,自身也陷入了荒诞、虚无和独孤的空中。不过另一方面,骆一禾特别强调,在走向自然时,应该有种清醒的、反对自我中心的意识;生命的壮大和饱满,恰恰是以对自我的“扬弃”为前提的
20、。通过限制自我,趋向于自然,人的种种现代性病症才得以调节、矫正和治愈。不难看到,在这样的观点背后,回响着一种古老的信念,即人的行为合理性的依据在于自然,自然是那个更大的“我”,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19在骆一禾的理解中,自然的各部分不是相互斗争,而倾向于和谐和一致,以一种协调的系统在运行。因为自然是运动和宁静的辩证统一,人也就可以通过使自己的性情符合自然理性,而逐渐克服孤独和焦虑。自然界其实不乏挣轧和斗争,就此而言,骆一禾对自然的理解显然投射了不少文化主义的想象性成分。实际上,骆一禾是把自然归于文明系统中去把握的,人无法“赤裸裸”就与自然达成协调,建设人与自然的关联离不开文化以及文明理念的加
21、持。这也使得自然超越单纯的、自为性的存在,带上了人文色彩。在美神中,他就引用斯宾格勒的“文化是种族的觉醒精神”说法,强调了在“伟大的共时体”中文明史和史前史怎样相互集成,其中,既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20骆一禾带有人文主义的自然观,并非孤例。比如,1990年代的另一位诗人宋琳就试图通过激活儒家“诗教”,将“天人合一”“神人杂糅”当作诗歌理想,以期人性在万物趋向和谐的过程中得到陶冶。21不论具体阐述如何,此类思索都把人文和自然连在一起思考,在“万物与我并圣,万物与我为一”等观念中,自然亦参与到人心和性情的“教化”中来。除了夯实伦理共同体的期待之外,引入自然也
22、让骆一禾反思当代诗在语言上普遍施加的暴力。众所周知,由于抱有一种“自立”的梦想,现代诗歌对语言有种特别的执念,为了区别于普通语言,现代诗人会尽可能地对诗歌语言施以强制性力量。语言的增强表现在一系列技巧中,比如,隐喻把遥隔千里的事物进行焊接,而悖论则偏爱把相互冲突的意义纠结到一起。由于前文提到过的对政治、商业等话语收编的警惕,不断“陌生化”的驱动、形塑着当代诗的美学价值。自“第三代”以来,语言意识持续地激发着激进的语言实验,这样的语言激情仍在高涨之中,因此有人认为诗歌写作“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22。基于对语言的强制性操作的不满,骆一禾提出了“语言自明性”的说法。他解释道,语言创造不在于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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