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能力的生态语言学路径.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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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生态语言学研究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1 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国家安全的港澳语言政策与语言能力建设研究”(GD21CWY0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晋军,女,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生态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黄劲怡,男,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语篇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语言能力的生态语言学路径王晋军1黄劲怡2(1 广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510006;2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摘要:语言能力研究是个古老的话题,而学界对其和环境的关注却从未缺席。豪根模式生态语言学
2、提出的“语言语言使用者环境”互动观为语言能力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域。本文阐述了生态语言学视域下语言能力的定义,探讨了相关研究方法:通过采取整合式文献研究法,证实了语言能力与三维环境的密切联系以及生态语言学路径在语言能力研究中的可行性;最后进行了独龙族语言能力个案分析展示,阐明其适用性和解释力。关键词:语言能力;生态语言学;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心理环境Towards an Ecolinguistic Approach to Language CompetenceWANG JinjunHUANG JinyiAbstract:Language competence is a classical top
3、ic wher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anguage andenvironment are never neglected The Haugenian ecolinguistics lays the emphasis on the interactionamong languages,language users,and environments,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languagecompetence This paper defines“language competence”from the e
4、colinguistic perspective andsummarizes its main research methods By adopting the integ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as methodology,itverifie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three-dimensional environments,andputs forward the validity of ecolinguistic approach to language competence F
5、urthermore,the applicationof this approach is exemplifed with the case study of the Derungs language competence so as to clarifyits feasibility and explanatoriness661语言能力的生态语言学路径Keywords:languagecompentence;ecolinguistics;naturalenvironment;socialenvironment;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0 引言学界对“语言能力”概念的
6、理解虽有差异,但对语言能力和环境因素的关系都有或多或少的关注。洪堡特(Humboldt)(2011)把语言看作“精神力量”(包括文明、文化和教育等),即无限创造和革新有限语言手段的能力,并提及了环境对语言能力的支配。索绪尔(Saussure)(2011)的“语言”(langue,即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集体语言能力)和“言语”(parole,即集体语言能力的个人发挥)凸显了社会环境对语言能力的影响。首次明确提出“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的乔姆斯基(Chomsky)(1965:4)虽然把“语言能力”定义为理想说话人所拥有的语言知识,但将“语言运用”(language pe
7、rformance)视为语言在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他对“语言运用”的认识并未完全否认时间、地点、场合等环境因素的作用(刘润清,2013:201)。海姆斯(Hymes)(1972)把语言能力看作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合理、得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变量与语言能力的共变关系。此后,卡纳尔和斯温(Canale Swain,1980)、巴赫曼(Bachman,1990)等丰富了语言能力和社会、心理等因素之间的关联;布莱希特和沃顿(Brecht Walton,1994)的“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致力于在宏观层面通过颁布语言政策来规划
8、语言使用环境,进而统筹国家所需的语言能力,尤其是外语能力。发端于豪根(Haugen,1972)的一个隐喻,以关注语言与环境之间关系为核心的生态语言学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语言能力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较为坚实的理论依据。为此,本文将界定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语言能力”、探讨其主要研究方法,并通过“整合式文献综述”(integrative literature review;Torraco,2016)系统梳理语言能力和环境要素的密切相关性以及生态语言学路径在语言能力研究中的可行性。最后,通过对独龙族语言能力个案的分析,展示其适用性和解释力。1 语言能力的生态语言学界定豪根(Haugen,1972:325)认
9、为语言、语言使用者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地理分布、动植物状况、气候等)、社会环境(语言数量、人口、民族、宗教、经济、政治等)以及心理环境(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构成了语言生态。因此,语言能力的形成无疑与语言使用者及语言使用的环境密切相关。地理位置、迁徙路线、气候、交通便利程度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往往导致语言差异,包括语言能力的强弱(洪堡特,2001:304-305;Sapir,1912:227)。社会环境透过语言管理机构规定语种之间的层级关系(Zhou,2019:42-47),处于高位的语言为“标准/761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高位”码,标志着主流意识形态;处
10、于低位的则是“非标准/低位”码,意味着边缘意识形态(Ferguson,1959);标准语能力的强弱彰显使用者的阶层、收入、教育水平高低等社会意义(Labov,2006)。出于身份认同、经济红利等目的,语言使用者心理对各语种/方言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导致使用取向有别,使用能力也相应出现高低之分(冯广艺,2013:205-229)。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语言能力既关注语言能力的内涵,又注重语言能力的实现手段(王晋军 等,2020)。语言能力的内涵涉及语言使用者掌握的语种/方言数量以及所掌握语言/方言的熟练度;而实现手段即语言使用者通过言语活动(Cowley,2011)与他们所处的三维环境进行互动、协调
11、和对话。为此,我们把“语言能力”定义为社会人(social man)通过言语活动与自然、社会和心理环境发生互动后形成的语种/方言使用数量及其熟练度的状态。我们借鉴生态语言学的连续统理念(肖好章,2021:485-486)进一步细化,如图 1 所示:图 1语言能力与三维环境的互动语言能力形成于语言使用者和自然、社会、心理环境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言语活动中,因此语言能力的强弱受到三维环境的共同制约。图中,强端表示使用者的语种/方言储备数量多及单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强;而弱端则为语种/方言数量少、单语熟练度低;使用者的语言能力在两极之间滑动。其中,三维环境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三者共同调控使用者在这一阶
12、列上的位置。首先,在交通便利、语言接触频繁的自然环境下,使用者有更多机会发展多语能力,而在环境封闭且较少语言接触的环境中,他们仅能维持单语能力。当然,人的能动性可以突破自然环境的限861语言能力的生态语言学路径制,激发语言接触,从而出现更多的双/多语者,如:公路交通及电子通信的逐步完善就极大地弱化了自然环境对语言接触的阻隔。其次,在人口、经济、政治、语言政策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区中的语言会形成某种秩序:标准或通用的语种/变体被更频繁地选用,而一些语种/变体则只有少数人在有限的场景中使用。再次,语言秩序引导着使用者的心理环境:积极语言态度带来某种语言的高频使用,有助于强化它的地位和生命
13、力,提升语言使用者的熟练度;而消极的语言态度则会引起语言使用率下跌、使用场景有限等,其熟练度也随之消减,最后慢慢走向濒危甚至消亡。2 语言能力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方法豪根模式生态语言学植根于社会语境,深受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影响,其跨学科特点非常鲜明(黄国文,2016:11)。在研究方法上,它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对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兼收并蓄,突出了从描写到解释的方法。因此,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的经典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法、民族志研究法、质化研究、量化研究等)常见于生态语言学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观察、问卷、访谈、实物收集等方式获取语料,再对语料进行抽样、统计和概括等,从中探寻规律性并对
14、它们予以描写和解释(黄国文,2016:11)。此外,一些生态语言学研究根据自身的具体研究需要,也常对文献研究法、对比研究法等加以恰当运用。上述方法可以助力语言能力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实现对语言能力与三维环境的互动考查。下文的文献整合研究也将印证这一点。总体而言,传统方法的落脚点往往停留在现象描写及规律总结,对个中成因解释不足。充分的解释需要分析者秉持某种理论视角进一步探求已知现象背后的变量及它们和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豪根模式生态语言学的“语言语言使用者环境”互动论就是服务于这一环节的有效工具:传统的研究方法用于捕捉现象并总结其中规律;而生态语言学视角则致力于对这些现象的形成原因做深入挖掘;二者之
15、间彼此互补、兼容,且兼容性仍在不断得到证明(黄兴亚,2019;王晋军 等,2020)。3 三维环境与语言能力的关系我们将通过整合式文献综述法,梳理前人的相关研究,从而证实语言能力与三维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密切关联,进而论证语言能力的生态语言学路径的可行性。31自然环境与语言能力自然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决定着语言使用者的多语/多方言能力。迄今为止,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不受自然环境影响的语言(李国正,1991:133),而支配语言能力的主要自然因素是言语社团的开放程度及由它引起的语言接触:开放度高,961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则人口流动量大、语言接触频繁,多语能力得到增强;反之,人口流动量
16、小、语言接触有限,则单语使用得以勉强维持(冯广艺,2013:92-96)。例如,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语者的广泛存在(Zhou,2003)正说明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居住地理环境对多语能力的影响;我国迁徙人群(如:三峡移民、农民工等)的绝大多数虽然更擅长其母语方言,但通过不断的语言接触,一部分人及其后代的普通话能力实现了飞跃,他们迁入地的方言能力也有所提升,这也是地理环境给多语能力带来的变化(林东华 等,2011:29-34;盛林 等,2012:75-78)。与此相对,一个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能阻隔语言接触,久居者非但不能发展多语能力,甚至单语能力都会在语言演化的浪潮中大幅落后(Foster,1
17、968:9-16)。32社会环境与语言能力社会环境的内核是语言意识形态(Zhou,2019:35-36):它通过法定程序成为语言政策或法律,继而影响语言秩序,左右使用者的语言选择及语言能力。因此,在社会环境层面,语言政策和语言秩序是决定语言能力的两个关键要素。321语言政策与语言能力语言政策是国家语言意识形态的制度保障,规定了国语及其他语言的地位(Spolsky,2004:8-14),指导着国民使用各种语言的数量及熟练度。例如,美国的英语使用者人数多、熟练度高,就是因为多数州和地区的语言政策都把英语设为官方语言及通用语;即便是它们的双语教育法案也无不推崇英语的优势地位(孙云鹤,2019:95-
18、96)。虽然新加坡把四种语言(马来语、华语、英语、泰米尔语)作为共同的官方语言,但英语的地位远高于其他三种语言。新加坡的国民英语熟练度远超其他亚洲国家,排名位居世界第四。这也是语言政策长期支配的结果(王晋军,2015:86-96)。泰国国民英语熟练度迈进世界前一百名,且在2015 和2017 年的雅思学术类考试中的平均成绩强于我国,这些都要归功于泰国外语政策对英语的重视,如:1960 年把英语设为小学必修课程(5-7 年级)、1995 年赋予英语“第一外语”的地位等(王晋军,2015:73-77)。泰国 87%以上的国民具备泰语能力(Smalley,1994),其原因也是泰国政府从封建社会至今
19、一直推行单语主义的民族语言政策(谭晓健,2015:72)。综上,我们认为,语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语言能力:被政策长期青睐的语种,其使用者往往人数多、熟练度高;而那些缺乏政策支持的语言则只有少部分使用者且熟练度有限,它们在语言竞争中逐渐落入下风。322语言秩序与语言能力语言秩序是语言意识形态对语言地位的高低排序(Zhou,2019:42-47)。主流意识形态透过语言政策,主张其语言符号的强势地位,进而让多数人具备使用该语言的能力。新加坡的语言秩序为英语汉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其他语言(王晋军等,2020:129-130),菲律宾的语言秩序为英语菲律宾语其他语言(钱伟,2015:104-105),这
20、两种语言秩序就映衬着相应的语言能力状况。自 1965 年独立建国以071语言能力的生态语言学路径来,新加坡就在宪法中确立了四种官方语言:英语是用于族际交流的通用语,也是使用人数最多、熟练度最高的语言;由于华人众多,新加坡的汉语使用者数量仅次于英语(萧国政、徐大明,2000);而国语马来语只作为政治独立的象征,受限于使用场景(钱伟,2015:106),其地位不如英语和汉语;泰米尔语则主要用于印度族的内部交际(王晋军 等,2020:129)。与新加坡类似,菲律宾有长时间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历史,之后也采取了英语主导的多语政策:英语和菲律宾语同为官方语言,前者为通用语,后者为国语。菲律宾语言政策带来的结
21、果是英语的统治地位愈发得到巩固,英语使用者的数量及其熟练度远超其他语言。虽然 70%的菲律宾人能讲菲律宾语,但仅用于日常生活,其影响力无法和英语相提并论(钱伟,2015:103)。许多弱势语言在菲律宾的语言竞争中逐渐走向衰落,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已寥寥无几(王晋军 等,2020:179-180)。上述例证说明:如果语言秩序中的优势语言被语言政策持续支持(如新加坡、菲律宾的英语),它们的地位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其表现是使用该语言的人数增多、使用能力增强;与此同时,其他相对弱势的语言在语言竞争中被进一步弱化,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会越来越少,熟练度也越来越低。33心理环境与语言能力心理环境指在自然因素、社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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