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域下代际正义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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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治理视域下代际正义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全球治理视域下代际正义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沈昊驹摘要 全球治理赤字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的根源。完善全球治理的实践,构建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代际正义,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厘清代际正义的本质、代际正义的分配对象和代际正义的责任。基于跨国跨代的特殊性,代际正义不可能是互利的正义,而只能是公平的正义;代际正义的分配对象不可能是功利主义的效用或福利,也不是某种可以比较的社会基本善,而只能是人类得以发展需要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即可行能力;根据自然义务理论,我们需要明确各代建立并促进代际正义的普遍义务,而根据获得性义务的自愿或主动性原则
2、,我们要明确跨国具体的世代因为自身的具体行动而承担的特殊责任,尤其是相对弱势的未来世代的责任。关键词 全球治理;代际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作者简介 沈昊驹,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在中国传统社会,基于对血缘宗亲自然人伦的关注而规范具有自然本色的代际关系,产生了以“孝”为核心的儒家代际伦理。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时,代际差异并不明显,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加速发展,“代群体 在社会文化意义上逐渐形成并越来越明朗化,拥有相对一致的利益需求、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 代共同体 逐渐形成了 代共同体 意识”1(1)。尤其进入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国际人员往来频繁,逐渐形成为休戚
3、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际关系从自然人伦横向扩张到国际范畴。面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等问题,代际伦理问题与国际伦理问题相交织,人们不仅寻求血缘宗亲等自然人伦中“我从哪里来”的根源性认同,而且还有“我们将往何处去”的未来指向性考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60)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的根源又在于治理赤字,“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因此,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重要途径,更是全人类的共同利
4、益所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就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公平正义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价值维度,现存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际非正义严重制约国际社会团结合作,而对代际正义理性考量的缺失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国际非正义。因此,在全球治理视域下探讨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代际正义,即代际正义的全球化问题,厘清代际正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认识,对于弘扬全球治理的共同价值、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一、代际正义的本质问题代际伦理是人类代际延续、传承、认同和分配的伦理关系和规范的总称。代际正义本质上是正*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代际正义问题研究”(20BKS06
5、7)的阶段性成果。政治伦理 103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3期义在代际关系上的体现。柏拉图将正义定义为“美德的总体”,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在这种良好社会秩序中,不同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城邦公民遵循一种符合其自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美德要求来生活和行动。虽然不同哲学家对正义的定义莫衷一是,但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正义这种公共而普遍的规范意义,即所谓的正义,不再只是指个人人格的正直美德,也不仅指人际行为的公道,而更强调其作为一种公共社会制度的正义安排和正义规范。人们对正义的这种普遍规约意义的认识,反映了现代社会共同体在急剧转型过程中对正义安排和正义规范的公共制度的急切需要。同理,对于在历史
6、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正义这种公共制度资源显得尤其稀缺和重要。人类需要思考如何在国与国之间与代及代之间形成抑或构建一种公共正义的资源或制度,即代际正义。关于作为一种具有普遍规约意义的社会公共制度的正义如何形成的问题,思想家们有两种不同的理路:即互利或互惠的正义(justice as mutual advantage)和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impartiality),前者是基于自然法则的“自然正义”,后者是基于社会契约的“约定正义”。互利的正义,“简单地说就是理性审慎,它在我们需要通过与他人合作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时被人追求”3(6
7、)。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教授大卫高德(David Gauthier)将卡莱斯莫若丁斯基解(Kalai and Smorodinsky)看作对利己主义谈判者讨价还价之后协定正义(morals by agreement)的解:在谈判过程中,谈判者具有相同的理性,谈判双方都会最小化自己让步的相对幅度,因而没有人会认为他不作出相同的让步的话,其他理性人会愿意作出让步。显然,在这些学者看来,正义作为一种制度,是互利互惠的谈判结果,是基于“生存博弈”(game of life)的需要。而公平的正义是具有公共理性的参与者在“无知之幕”后这样一种平等的原初状态中进行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而达
8、成一致同意的正义原则,是一种任何人都不能够涉及有利于他自己的特殊情况的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是基于“道德博弈”(game of moral)的结果。互利的正义和公平的正义是不同的,互利的正义的审慎推理(prudential reasoning)是要解决“想做什么”(What is it in my interest to do)的问题,而公平的正义的“道德推理”所关注的则是“该做什么”(What ought I to do)的问题4(106)。“订立社会契约使人们彼此之间做出让步,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理性地认为必须这样做(若不这样做会产生谈判僵局,同导致威胁点效用),而是因为他们(在伦理上)需
9、要借此与其他人生活在同一个社群中。”5(99)代际正义是以在场各世代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在场各世代与不在场的前后各世代之间的伦理关系为理论视域的,其既具有正义本质的普遍性特征,也具有代际意义上的特殊性要求。基于以下理由,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代际正义很难借助基于理性审慎谈判而形成互利的正义来解决代际正义问题,这就决定了代际正义在本质上只能是公平的正义。首先,未来世代的缺席决定了代际正义不可能是一种自利理性谈判结果的互利正义。由于未来世代并不在场,因此无论是讨论和决定代际分配的现实问题,还是制定规定代际伦理的规范和准则,都只能由我们这些在场的当下的世代来单方面确定。缺席的未来世代,无法在当下展示其经济人
10、理性来考虑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即使是在场的世代,也不能把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视为行为的唯一原则。代际正义不仅要求在场的世代相互关切、相互关爱,而且还要求对未来世代的特别关心和关爱。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国在场一代的行为,不仅决定了本国未来世代的命运,而且还影响着他国的未来世代。这种特殊性就要求活着的人对未来世代必须承担自觉的责任,承担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单方面约束”的自然义务。这种对在场的代的道德觉悟和道义力量的要求,决定了“代际正义只能是作为公平的正义,而不可能是作为互利的正义”6(107)。其次,未来世代的禀赋和偏好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代际正义不可能是一种自利理性谈判结果的互利正义。不同的禀赋因素代
11、表了不同的现实地位,不同的偏好表现为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世代 104全球治理视域下代际正义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具有不同的现实利益诉求和现实地位,在全球化视野中,不同国家的不同世代,其资源、技术等禀赋因素和信息偏好更加不确定,从而也就无法在对“移情偏好”(empathetic preferences)的基础上进行推理博弈。在这种条件下,审慎推理反映的只能是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的理性,而不能反映当代人与未来世代的人的互利选择。最后,代际传承的单向性导致矫正正义的缺失决定了代际正义不可能是一种自利理性谈判结果的互利正义。互利正义论者认为,当社会分配中出现不公正的结果时,会有“矫正正义”来对结果进行修正
12、。而谈判双方在预期这种矫正正义存在的情况下,会修正自己初次谈判的结果在重复博弈中,体现为博弈双方对后续博弈结果的预期会导致博弈者更加理性选择纳什均衡解。代际正义虽然仍然表现为对社会“善物”或价值的正义分配,但由于代际的时代更迭具有不可逆的特点,即使出现社会分配中的不公正结果,未来世代的人也不可能对前代人留下的结果进行修正,当代人不可能从对未来世代的正义行为中受益,也不可能从对未来世代的不正义行为中受到惩罚。尤其当这种矫正行为涉及跨国行为时,更是难上加难,不可能出现用所谓的“矫正正义”来矫正实际的不公正的分配结果。所以,谈判的正义不可能形成真正互利的正义。综上所述,由于未来世代的缺席、禀赋和偏好
13、的不确定以及矫正正义的缺失,代际正义只可能是在思想实验中由在原初状态“无知之幕”背后具有满足冯诺依曼-摩根斯坦公理道德理性的“灵魂”来构建。这些具有道德理性的“灵魂”在“无知之幕”背后,面对自己将处于何代的不确定性,才能够超越各自狭隘的本代利益,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整体之善的角度来思考和确认正义的规约。而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代际正义,需要在原初状态中作为跨国代际正义原则的代表居于对称、平等的地位,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和代际信息,例如自己身处的国家面积大小、人口多少、力量强弱、自然资源的分布以及自己在该国中处于哪个代的信息,但拥有社会运行的基本知识,来构建一种罗尔斯主义的跨国代际正义。二、代际正义的分配对
14、象问题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代际正义作为一种普遍规约的制度和资源的公共正义,其核心是要规范跨国之世代的分配。分配正义是关于社会或者一个共同体应该如何在社会或共同体内具有竞争性需求的不同个体之间分配稀缺资源及产品的理论5(1)。作为一种分配正义,代际正义面临的第二个理论问题即是分配对象问题。但这一问题由来已久,不同哲学家正义观之间的根本分歧,主要不在于“要不要平等”,而在于“对什么平等”。思想家们关于分配对象的争论反映在代际正义中,就是不同世代之间到底分配什么。因此,构建一种公平分配的代际正义的首要之务在于澄清“什么应该平等”,即在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对于每代来说实现平等化的对象是什么。功利主义认为
15、分配正义的对象是效用或福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瑟奇-克里斯托科姆(Serge-Christophe Kolm)就认为,“从本质上来讲,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需求,同样的品位,同样的愿望”7(79)。科姆将这种同样的需求、同样的品位和同样的愿望定义为基础偏好。效用或福利,要么基数单位可比,要么序数偏好可比。个人偏好作为个人效用或福利的体现,通过加总能够体现出社会偏好,从而实现从个人偏好函数向社会偏好函数的转变。当将功利主义放在一个代际框架中进行讨论时,社会就是一个生活在特定时间段上的代的序列。许多经济学家建立的代际分配模型都对将来子孙后代的效用或消费进行了贴现,因而被称为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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