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敦煌艺术在英国的接受与阐释——以《伯灵顿杂志》为中心.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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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评杨道圣/主持 12320 世纪初敦煌艺术在英国的接受与阐释 以伯灵顿杂志为中心白薇臻20 世纪初,西方掀起了对包括中国新疆、西藏、甘肃在内的中亚地域的探险热潮,而西方考古探险队对敦煌艺术的发掘是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数量浩繁、意蕴丰富的敦煌艺术瑰宝一经面世就震惊了世界。具体到英国,1909 年,当 英 国 考 古 学 家 斯 坦 因(Marc Aurel Stein,1862 1943)将从中国敦煌发掘的大量文书和艺术珍品运回英国后,英国对中国敦煌艺术的整理、鉴赏和研究也随即展开。其中,著名汉学家 R.彼得鲁奇、劳伦斯 宾雍、阿瑟 韦利,以及现代主义美学家罗杰 弗莱等学者纷纷撰文介绍斯坦因
2、、伯希和的中国西域探险发现,这些文章从 1910 年起集中摘 要:20 世 纪 初,著 名 汉 学 家 R.彼 得 鲁 奇(Raphael Petrucci,1872 1917)、劳 伦 斯 宾 雍(Laurence Binyon,1869 1943)、阿瑟 韦利(Athur Waley,1889 1966)以及现代主义美学家罗杰 弗莱(Roger Fry,1866 1934)在伯灵顿杂志上撰文介绍了中国敦煌艺术,他们的研究构成了西方敦煌艺术研究的早期积淀。这些文章一方面为英国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深入了解以佛教艺术为特征的中国敦煌艺术提供了便捷通道,另一方面亦促成了 20 世纪初西方品评中国艺术
3、的历史性转折,因此值得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关键词:敦煌艺术;佛教艺术;伯灵顿杂志;西方汉学家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518(2023)04-0123-06The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Dunhuang Art in Britai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Centered o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Bai Weizhen Abstract: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the famous Sinologists
4、,such as R.Petrucci(18721917),Laurence Binyon(18691943),Arthur Waley(18891966),and the modernist aesthetician Roger Fry(18661934),wrote several articles i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to introduce Chinese Dunhuang art,and their research formed the early accumulation of western Dunhuang
5、art research.On the one hand,these articles provided a convenient channel for the British intellectuals and ordinary peopl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hinese Dunhuang art characterized by Buddhist art;on the other hand,they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of Western evaluation of Chi
6、nese ar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so they have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Key words:Dunhuang Art;Buddhist Art;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Western Sinologists刊发在伯灵顿杂志(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上,共同构成了英国敦煌艺术研究的早期积淀,为英国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深入了解以佛教艺术为特征的中国敦煌艺术提供了便捷通道。因此,本文将以知识精英刊发于伯灵顿杂志上评
7、介敦煌艺术的文章为研究对象,勾勒出 20 世纪初英国学者接受与阐释敦煌艺术的历史图景。一、彼得鲁奇对中国佛教艺术的介绍目前可以查到伯灵顿杂志上介绍有关斯坦因敦煌发现的最早文章,可追溯至 1910 年法国著名汉学家 R 彼得鲁奇撰写的远东佛教艺术与 新 疆 文 书 (Buddhist Art in the Far East and the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彼得鲁奇是法国汉学泰斗沙 畹(mmannuel-douard Chavannes,1865 1918)的弟子,长期致力于中国绘画艺术的研究。1914 年底,他受聘为斯坦因工作,帮忙整理和研究后
8、者从敦煌带回来的佛教绘画品,这也为他深入探讨敦煌艺术创造了条件。在远东佛教艺术与新疆文书一文中,彼得鲁奇简要介绍并评说了斯坦因敦煌之行的价值和其所获藏品的特征。他首先充分肯定了敦煌艺术之于西20 世纪初敦煌艺术在英国的接受与阐释 以伯灵顿杂志为中心 书评2023服饰4期.indd 12323/8/23 上午9:45124艺术设计研究2023 04 期方理解佛教艺术的重要价值,在文章伊始便说道:“最近在中国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将在很多方面改变我们之前关于远东的佛教和佛教艺术的既有观念。”随后,彼得鲁奇认为过去对中国艺术的忽视,原因在于我们对文献来源知之甚少。而最新发现的“中国文本以一种精确的方式
9、引导我们,去关注一种复杂的美学,它为我们提供了以悠久文化为前提的规范”。这即是说,敦煌艺术品的传入为西方探究中国古典艺术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样本,从而培养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敦煌艺术的基本感知,同时也匡正了长久以来对佛教艺术及其演进的误解。彼得鲁奇随后以中国重要的佛教塑像和石窟艺术为例,分析了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艺术在遭逢中国艺术之后,展现出哪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其演进分为不同阶段,首先是从中国新疆的吐鲁番一直到敦煌,沿途发掘的佛教彩色塑像仍保留着犍陀罗的风格;其次便是以敦煌、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佛教雕塑,既能看出印度艺术对其的影响,而中国等东亚艺术的影响也深刻体现其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塑像类型
10、。然而,他也指出,云冈石窟仍不乏犍陀罗风格的古迹,例如云冈大佛、双腿盘坐的菩萨。但这种纯粹的犍陀罗式的打坐姿势在唐朝时期的作品中就已难觅踪影。此外,云冈石窟的一些精舍(Vihras),其壁龛的装饰物通常也用于犍陀罗艺术,但这种风格显然正趋于消亡。最后,彼得鲁奇将中日佛教艺术相对比,认为当佛教与中国艺术相逢,就如敦煌艺术表现的那样,根深蒂固的中国艺术传统显得如此强大,足以将其艺术风格施加于其他艺术之上。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佛教艺术在穿越亚洲的漫长旅途中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当它到达高丽(Corea),然后到达日本时,不仅仅追随了印度或希腊化的倾向,也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这表明中国除了对印度佛教产
11、生了卓著的智识性价值以外,如今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对佛教艺术的贡献。1911 年,彼得鲁奇又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伯希和在中国新疆的探险(The Pelliot Mission to Chinese Turkestan)的文章。依据敦煌绘画对中国世俗艺术和犍陀罗艺术元素的不同运用,他将这些绘画品大致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绘画与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艺术存在明显亲缘关系。彼得鲁奇首先以伯希和(Paul Eugne Pelliot,1878 1945)在挖掘敦煌的一座寺庙废墟时发现的一系列泥塑像和浅浮雕为例指出,“这些塑像据推测出自 7 世纪或8 世纪。最受瞩目的一点是,它们与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艺术存
12、在亲缘关系。希腊化的程式仍然完全控制它们,人物自身的类型仍保留着印度希腊王国(Indo-Greek)的风格;另一方面,它们坚守一种完全自由的风格,以此保持着生命的所有脉动”。第二类绘画则受到中国世俗艺术的影响。彼得鲁奇指出,从敦煌带回的绘画品中充满鲜明的中国特征,其例证就在斯坦因和伯希和带回的幡幢上,那些佛本生故事的场景以一种仅仅会在纯粹的中国作品中使用的方式来表现。同时,“在中国世俗艺术的影响下,绘画中产生了和神灵一样多的侍从、大臣和皇室成员的形象。从中没有发现持续出现的印度或印度希腊王国的艺术程式,而这足以证明,当佛教艺术传入中国时,它遭逢了一种足以将其自身施加于他者之上的世俗艺术”。彼得
13、鲁奇随后又以伯希和带回的一个残片为例,继续论析敦煌佛教艺术中的中国世俗艺术元素。他写道,这一残片是个迷人的例证,它描画了一种天使或“童子(putti)”的形象(某些菩萨的惯常侍从)。但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中国人的长相,风格也是中国式的。第三类绘画是兼具印度影响和中国风格的混杂物。彼得鲁奇以细腻的笔触介绍了一幅敦煌绘画品,它描画了一个凭借飘逸的丝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尽管这种优雅的处理具有印度佛教艺术的鲜明特征,但这个人物是按照中国的方式处理的:其上身赤裸,皮肤白皙,画得既柔美又准确。同时,飞天的头也没有按照印度风格戴着冠或梳着发髻,肩膀垂落的头发也遵循着中国风格。由此,灵巧的中国风格与神秘的
14、印度风格紧密融合在一起。最后,彼得鲁奇指出,在中国新疆的探险发掘之前,除了书面文献之外,西方几乎没有任何相关实证。而伯希和与斯坦因带回的这些文书、绘画、版画、布料、雕塑等,从“佛教艺术的构成和历史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从而一方面使西方学者肯定了中国艺术的力量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则使印度艺术和中国艺术的影响交会浮出水面。透过敦煌艺术,“我们将看到古老的中国哲学与其强健的艺术,是如何与精致优雅而又饱含情感和感官享受的印度艺术交织在一起的”。尽管彼得鲁奇 1917 年便因病去世,对佛教艺术的探究也就此永久搁置,其对中国佛教艺术的早期关注及研究也只能由这两篇论文中得以窥见。但他在这两篇论文中
15、的研究思路和观点为其后西方学者的中国佛教艺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指导。在彼得鲁奇去世三年后,其有关中国绘画的重要论著中国画家:2023服饰4期.indd 12423/8/23 上午9:45书评杨道圣/主持 12520 世纪初敦煌艺术在英国的接受与阐释 以伯灵顿杂志为中心一项批判性研究(Chinese Painters:A Critical Study,1920)的英译本面世。在这本书中,彼得鲁奇分两部分介绍了中国绘画的创作技法、基本特征和历史演变。其中,第一部分专论绘画技巧,包括:画家的工具、形式表现、主题分类、灵感;第二部分则以时间顺序介绍了中国绘画从源起到清代绘画的发展。第二部分的二、三章
16、佛教介入之前(Before the Intervention of Buddhism)和佛教的介入(The Intervention of Buddhism),以斯坦因、伯希和的西域考古探险所获品为例,细致阐述了中国绘画在佛教介入前后的突出特征,是彼得鲁奇中国佛教艺术研究的集中呈现。值得注意的是,该书附有劳伦斯 宾雍于 1919 年 10 月为其撰写的传记介绍。宾雍在其中充满深情地回顾了彼得鲁奇年仅 45 岁的一生,认为他的去世使得“世界失去了一位最能干、最忠诚的远东艺术的研究者和阐释者”。而“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里,他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对东方艺术、中国语言和佛教画像的研究上”。由此可见彼得鲁奇在
17、西方研究中国佛教艺术的历程中所起到的先驱作用。二、宾雍与敦煌绘画的初遇在彼得鲁奇之后,英国著名汉学家劳伦斯 宾雍的相关研究也值得关注。1910 年 6 月,宾雍在大英博物馆白翼馆举办了中日绘画展,其中的展品就有女史箴图以及斯坦因带回的 25 件幢幡。同年 8 月,宾雍便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大英博物馆的中国绘画(一)(Chinese Painting in the British Museum-I),详细介绍了展览中的一些重要展品。宾雍在这篇文章中高度赞扬了中国艺术,认为唐朝绘画就如唐诗一样伟大,其绘画色彩清新、明亮,线条稳定、流畅。他写道:“唐朝(7 至 10 世纪)或许是中国艺术史上最伟
18、大的时期,就如同其诗歌一般。但关于那个辉煌的时代,仅残存寥寥无几、令人疑虑的碎片!斯坦因博士在西域的敦煌所发掘的绘画,其中的几幅正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虽然并不是绝佳的艺术品,但是无论如何它们描摹出了这个时期佛教绘画的基本特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们的艺术价值各不相同,其中的一些绘画鲜明地反映出了原稿在设计上的巨大活力和绚烂色彩。少数一些绘画也标明了日期。但目前讨论这些绘画还为时尚早,因为毫无疑问,斯坦因博士将在其即将面世的书中予以充分论述。我只想在此指出这些绢画的存在,几乎所有的画都未曾装裱,并且可被追溯至一千年以前抑或更久,但其色彩就像昨天才画的一样,那么清新、明亮。这些画作的存在必定会让那
19、些倾向于怀疑幸存于世的中国艺术品是真正伟大的古物的人停止疑虑。”其后,宾雍依次介绍了吴道子、韩幹、赵孟頫、李龙眠等中国画家的绘画作品和风格,指出除了出色的创作技法之外,这些绘画亦体现了艺术家的个人特征,画家“巧妙地安排空间中的形式和线条的质感,可以使最简单的材料成为最令人着迷的设计;但是单凭这些技巧并不能表达我们感受到的一切,在这样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是艺术家自身是什么样的人”。1910 年 11 月,宾雍又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了大英博物馆的中国绘画(二)(Chinese Painting in the British Museum-II),按照时间顺序承续上一篇文章,继续介绍了元朝、明朝及其之后
20、的大英博物馆中国绘画藏品。值得关注的是,宾雍再次呼吁西方应认真对待远东艺术。他认为通过这些西传的中国古典艺术品,“表面上的陌生感已经消失了,我们至少了解了一些东方的观点,也知道了激励其艺术创作的理想,我们也并不需要他们的目标和我们的保持一致只有那些对西方艺术的评判是纯理论的或善变的人,在面对这个关于美的新世界中真正令人钦佩的事物时,才会感到茫然无措。”宾雍无疑在此强调西方应抛却歧视,对中国古典艺术的观念和理想有所了解。1921 年,斯坦因出版了千佛敦 煌 石 窟 寺 的 古 代 佛 教 壁 画 (The Thousand Buddhas.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
21、rom the Cave-temples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宾 雍 撰 文敦煌绘画及它们在佛教艺术中的地位(The Tun-Huang Paintings and their Place in Buddhist Art)作为此书的导论:一方面简要回顾了斯坦因殊为不易的西域之行,肯定其带回的敦煌文物的宝贵价值;另一方面也集中阐释了他对敦煌绘画及其与佛教艺术之关联的认知。在论及斯坦因的敦煌探险之旅时,宾雍指出其掠回的成果使得“佛教艺术的发展史和东进史变得越来越明确”。随后,宾雍梳理了佛教艺术从印度经由犍陀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历程,认为“南疆艺术杂
22、糅了众多元素,这反映了其文明的融合性”,其中就包括了印度艺术、希腊艺术、波斯艺术等元素。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指出中国绘画是一种独立而成熟的艺术传统,不管从别的艺术中借鉴了多少元素,它都能将这些元素融入自身风格之中”,例如中国艺术中常见的流畅稳定的线条和精妙的留白。1925 年 6 月,斯坦因和宾雍在伯灵顿杂志上共同撰文斯坦因爵士发掘的唐代绘画遗迹(Remains of a Tang Painting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斯坦因回2023服饰4期.indd 12523/8/23 上午9:45126艺术设计研究202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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