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北京西洋建筑——...记中的天主教“四堂”为中心_何卫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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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60 卷 第 4 期2023 年 7 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60,No4Jul 2023西学东渐与北京西洋建筑 以明清笔记中的天主教“四堂”为中心何 卫 国(中国艺术研究院 红楼梦研究所,北京 100012)摘要:北京的天主教“四堂”是明清时期西洋建筑的典型代表,也是西学东渐在北京城传播的风向标。“四堂”的兴废,透露出紫禁城的统治者面对西学时的包容、接受、排斥、抗拒等复杂的心态。“四堂”占据北京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在城市不同的空间与紫禁城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2、,体现出西学传播的曲折历程。明清笔记对南堂的著录,因人而异,因时而变,体现了文人士大夫对待西学的复杂心态。“四堂”成为西洋建筑在北京大规模出现的先导,是北京接受西学的重要标志,也展示出北京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关键词:西学东渐;北京;西洋建筑;四堂;明清笔记中图分类号:G 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4-0091-09一包容与吸收域外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都城,一般都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汉唐时期的长安、明清时期的北京,即为典型。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纷纷来华,北京这座古老帝都,在西学东渐风潮下,开始增添异域文化色彩。西学东渐之风,影响所及北京城市文化的方方
3、面面,而最直观的无疑是建筑。建筑是城市形象的重要标志,也是不同文化形态的重要标签。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北京的建筑在明清以前,即具有多元文化之特征。如辽代修建的牛街清真寺,具有浓厚的伊斯兰风格;元代修建的妙应寺白塔(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主持),不仅其形制源于古印度的窣堵坡,还融合了中尼佛塔的建筑风格。至明清朝,随着耶稣会士来华,西洋建筑逐渐在北京出现。西洋建筑兴起于宣武门内的天主堂,其鼎盛以圆明园的西洋楼景区为标志,余绪则是北京城涌现的林林总总的西洋门。从明万历年间至晚清时期,西洋建筑分散在北京城的不同城市空间,为这座古老的东方帝都增添了几抹西方文化色彩。明清士大夫在笔记中对北京西洋建筑的记述零星
4、分散,且着墨多集中于北京天主教堂,但却是我们探究明清士大夫文人对待西学态度的极有价值的史料。本文结合明清笔记中的著述,重点以北京天主教“四堂”为中心,探讨明清时期西学东渐之风在北京的传播状况。从中外文化交流史来看,中外文化的交融中,宗教文化皆为先导。东汉以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且远。明清之际的西风东渐,传教士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间元代时和阿拉伯文收稿日期:20230310作者简介:何卫国,男,湖南衡阳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
5、明清笔记、小说与北京文化记忆研究”(项目编号:20FZWB042)阶段性成果。92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传教需要宗教场所,“南朝四百八十寺”标志着南朝佛教的辉煌,而洛阳城的“伽蓝”成为北魏佛教隆盛的象征。至今屹立于中华大地上的年岁不等的木塔、砖塔等佛塔,无不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教派佛教文化兴衰的标志。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北京的传教活动,可以是利玛窦在紫禁城的一次谒见,或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一次交往,或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但就普通的北京市民而言,他们第一次接触“西学”,或许是看到熟悉的街面上突然涌现出的一幢奇怪建筑 教堂。教堂的出现打破了北京城的宁静
6、,使得京师恢宏壮观的中式建筑中,开始点缀不同风格的西洋建筑。教堂的兴废又牵扯着城市的神经,透露出紫禁城的统治者面对西学时的好奇、赏玩、包容、接受、排斥、抗拒、屈辱、忍耐等复杂的心态。但无论如何,教堂在北京的落成,使得这座东方古都呈现出更丰富多元的建筑景观,也展示出这座古老城市兼容并包的气魄与胸襟。二北京的教堂,在明清以前就已出现。建于唐代的房山区三盆山的景教十字寺,是“北京地区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教堂”。元代,罗马教廷在北京“筑教堂一所。六年前已竣工,又增设钟楼一所,置三钟焉”。后来“在大汉宫前,又建新教堂一所。堂与大汗宫仅一街之隔。两处相去不过一箭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万历皇帝为了放
7、置利玛窦进献的大钟,命工部“按照神父们所画的图样为它修建一个合适的木阁楼”。这座建在紫禁城里的阁楼,应该是明代北京城的第一座西洋建筑。西洋建筑在北京城的兴起还得是教堂。明清时期,北京有名的教堂有四座。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三载:“都中天主堂有四:一曰西堂,久毁于火。其在蚕池口者曰北堂。在东堂子胡同曰东堂。在宣武门内东城根者曰南堂。”这四座教堂(以下简称“四堂”)出现的时间及其坐落位置,几乎成为北京城西风东渐的风向标。“四堂”中,南堂出现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东堂出现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北堂初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西堂初建于雍正元年(1723)。“南堂”即宣武门堂,是明清北京
8、城天主教历史上的第一座教堂。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到达北京。四年后,他将来华耶稣会士的住所改建成一座规模不大的经堂,即南堂。东堂即王府井天主堂,由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修建。顺治十二年(1655),顺治皇帝下诏赐银两给二人修缮住宅,二人遂请求将其在八面槽的住宅改建为教堂。最初的东堂系由中国传统民居改建,仅在建筑细节上有天主教装饰。康熙元年(1662),东堂改建为西洋风格建筑。北堂即西什库教堂,原址在西苑(即北海、中海、南海)的中海西畔,此地名蚕池口,故称蚕池口教堂。康熙三十二年(1693),耶稣会士洪若翰进呈的金鸡纳霜治愈康熙皇帝的疟疾,皇帝因此将西安门内蚕池口前辅政大臣苏
9、克萨哈的旧府赐给传教士修建教堂。北堂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建成。四堂中,最年轻的是西堂,即西直门天主堂。康熙四十四年(1705),罗马教皇派遣特使到中国,特使随员意大利籍味增爵会传教士德里格被康熙皇帝任命为皇子的西学教师。雍正元年(1723),德里格在西直门内购置土地兴建了西直门天主堂。西堂直属罗马教廷,是“四堂”中唯一一所不是由耶稣会士修建的教堂。“四堂”的兴建离不开万历、顺治、康熙三位帝王的支持。正是因为他们对西学的包容,南堂、东堂与北堂才相继出现。西堂虽兴建于雍正元年,但其动因却始于康熙朝。而恰恰是雍正之后出台的一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1
10、0 页。佟洵: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66 页。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321、326 页。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405 页。姚元之:竹叶亭杂记 ,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823 页。第 4 期何卫国:西学东渐与北京西洋建筑93列政策,使得北京的教堂转生波澜。因此,这四座教堂的出现时间,看似偶然,其实是明末清初几代帝王对西学包容与接受的必然结果。因而可以说,“四堂”是北京
11、这座城市接受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四堂”的坐落位置也值得思量。我国都城的建制须严格遵循礼制规定。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云:“周官之制,度地居民,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顜若画一,所以建皇极而隆上仪也。”北京即严格按照都城规制建造,呈现出严格的圈层,由内而外依次延展。圈层的中心是紫禁城,也就是宫城。围绕宫城的,则是皇城。皇城之外,才是“大城”。嘉靖时期,城南部修筑外城,因此北京城形成了“凸”字形的结构。随着外城的修建,以前的“大城”称内城,南边的新城则称外城。北京城从内到外,由过去的三重空间变为四重空间:以紫禁城为中心,由内而外,依次是宫城、皇城、内城与外城。“城市空间结构是各种人类活动与功能组织在城市
12、地域上的空间投影”,北京的这种四重圈形结构,体现出权力的递减,“从内而外,宫城、皇城、都城和外城,以及更远处的开放的乡村空间,形成一个社会地位和空间定位(positioning)依次降低的序列”。核心区的宫城(紫禁城)是皇权的象征,居住着皇帝一家;居中的皇城则是皇帝直系亲属的宅邸;外圈的内城多居住着达官贵人;距离宫城最远的外城乃至城外,则多居住着平民。可以说,距离核心区越近,政治地位越高,礼制要求也越严格。教堂作为异域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其选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广州作为进入中国南方的重要门户,曾吸引大批西方传教士前来宣教。但是当时利玛窦等人在广州建造的教堂,被禁止进入城墙内,只能落址于城郊。
13、北京最早出现的南堂,则在“宣武门内东城隅”。之所以在宣武门内,其实有一定的偶然性。据 利玛窦中国札记 载,当时利玛窦等人在北京靠租赁房舍居住,传教诸多不便,于是拟购买一所固定住处。恰好此时宣武门内有一所民居出售,面积很大,“地点很合适,几乎是在城区的中心”,“据说里面闹鬼,用中国的法术都赶不走”,但价钱合理,于是他们就买了下来。自此,明代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落户宣武门内。明清两朝,南堂一直在宣武门内扎根,其实也有其必然性。宣武门位于北京南部,是京师内城九门之一,宣武门外为菜市口刑场,囚车从此门出入,人称“死门”。于“死门”处设置一教堂,似乎更能凸显“生死”的意味。宣武门虽为内城南三门之一,但不在
14、中轴线上,不是正阳门这样的政治敏感地带,但又距正阳门不远。宣武门还是内城与外城的沟通口,属两个圈层的交汇处,是传教的上佳地点。改建为南堂的民居,“只有一层平房,所以视野所及就只有头顶上的天空”,“这所房子整个有墙环绕,而且和别的很多中国人住宅一样”。因此,从建筑外观而言,南堂出现在北京内城的城墙根,并不影响城市的基本风格,视觉冲击力不大,可以说是低调地亮相。当然,南堂能够落址于北京内城,对于利玛窦而言,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东堂位于皇城东侧东安门外,地处皇城与内城的交界处,较之南堂,其地理位置显然距离权力中心紫禁城更近。较之明代,清代北京的城市空间虽然地理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其人文空间变化巨大
15、。清代的北京内城为满城,为旗人居住;外城为汉城,为民人居住。建造东堂的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人于明末在四川传教,被清军俘虏并分派到北京肃王府做杂役。按照清代八旗制度,王府的包衣奴仆是其私有财产,显然跟随主子居住于内城。顺治皇帝在肃王府附近赐予宅邸让其居住,完全符合当时的居住规制。当然,顺治皇帝允许其在东安门外建造教堂,体现了对异域文化的开明态度。或许潜意识里,还有为皇家服务的目的。况且,在东安门外,东堂附近,寺庙道观本身就不少。从乾隆十五年(1750)绘制的 乾隆京城全图 上看,当时这片地区有观音庵、成寿寺、忠孝祠、关帝庙等,可见历史积淀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8 年版
16、,第 23 页。柴彦威:城市空间,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 页。宋剑飞: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诸葛净译,北京:三联书店 2017 年版,第 86 页。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第 514515 页。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第 515 页。94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之深。不同类型的宗教建筑荟萃一地,体现出北京城的多元文化特征。北堂最初位于皇城西安门内蚕池口,这片地区虽位于西安门内,但当时尚不属皇宫禁苑范围,与东堂的地理位置有些相似。就此时的北京城而言,南边、东边都已有天主堂,
17、剩下的选择只能是北边与西边。北京的前三海与后三海地区,历来是寺庙道观荟萃之地,在此处建造一个天主堂,不失为上佳选择。当然,蚕池口毕竟距离皇家禁地较近,且教堂的高尖顶建筑从视觉上对紫禁城形成俯视态,因此在晚清时期,北堂最终迁址西什库。西堂位于北京内城西部的西直门内,在“四堂”中最为年轻,姿态也放得更低。它不是皇家赐地,距离紫禁城最远。但它的出现,宣告了天主教在北京城的东西南北四方的布局基本完成。这种格局的出现,无疑是明清帝王对西学包容与接受的结果。西洋建筑这种异域文化元素,也逐渐嵌入北京城市风貌之中。“四堂”占据了北京城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形成合围之势,代表着西方文化试图征服东方帝国的心脏 紫禁
18、城的野心。这种野心,终于在历经四百年的发展之后,强势地进驻了北京城的中心区域 中轴线。1904 年,美国卫理公会建造了珠市口教堂。珠市口教堂是北京南城(外城)唯一一座基督教堂,还占据了北京城的中轴线。中轴线是北京城作为帝都的标志性建筑,是北京当仁不让的文化地标,更是北京城的灵魂与脊梁。满族入关以后,爱新觉罗氏成为紫禁城的主人。他们除了在城西营建三山五园之外,并未对北京城的建筑格局进行调整,更是全盘接纳了中轴线。但在细节上,也嵌入了自身的民族特征与文化符号。最突出的现象是,他们将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坤宁宫,改造为萨满教祭祀的场所。坤宁宫本是明代皇后的寝宫,与乾清宫一阴一阳构成中轴线“前朝后寝”中“
19、寝宫”的重要建筑。清代皇室在此设置一处萨满祭祀的空间,留下了鲜明的民族印记。不过从外观来看,中轴线主体建筑并未有大的变动,作为城市的重要景观,持续了明代的稳定性。但是,珠市口教堂的出现,使得中国传统建筑的轴线上矗立起一所哥特式的基督堂。它的出现,改变了北京中轴线建筑的整体风貌,也标志着北京城被动接受西学的无奈。当然,在今天来看,这也成为北京中轴线融汇古今中外建筑文化的先声。三北京的“四堂”都历经了多次损毁与重建。损毁的原因,有自然灾害,也有人为因素。南堂经历四次重建,康熙、雍正年间遭遇地震,乾隆朝遭遇火灾,1900 年毁于庚子事变,1904 年重建。东堂在康熙年间也毁于地震,嘉庆时为火焚毁,1
20、900 年毁于庚子事变,1904 年重建。北堂在道光年间被废弃,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重建,光绪十二年(1886)迁至西安门内西什库,成为北京规模最大的教堂,也成为北京地区天主教活动的中心。西堂于嘉庆年间禁教令颁布后被拆除,同治六年(1867)重建,1900年毁于庚子事变,1923 年重建。在这一次次的损毁与重建之中,“四堂”的建筑风格与规模自然也有所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其西洋建筑风格一以贯之。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以怎样的心态面对这种西洋建筑?他们重点记载什么?由此引发怎样的思考?乾隆时期官修 日下旧闻考 记载北堂仅有“蚕池口内西为天主堂”之语,晚清时期的朱一新在 京师坊巷志稿
21、 中记录蚕池口地区时也简述北堂为:“迆西有法国天主堂,今移西十库。”朱一新在此处有特别说明:“案:西人祆祠,录其最初者以志变始,馀不著。”即对于教堂建筑,只记录其“最初者”,其他的则忽略不计。朱一新的此种态度,颇具代表性。明清笔记关于北京教堂的记载总体并不丰厚,对于东堂、北堂、西堂较少提及,然南堂的著录却甚为丰富。个中缘由,当然是因为南堂是北京教堂的“最初者”。南堂承载着北京乃至中国天主教四百年历史的沧桑巨变,管中窥豹,大体可揣测北京天主堂之发展全貌。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第 42 页。第 4 期何卫国:西学东渐与北京西洋建筑95南堂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天主堂,跨明清两朝。明万历年间利玛窦所建南
22、堂其实是由一所中国传统民居改建而成,传教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一间漂亮宽阔的礼拜堂”,“后来又加盖了三间房作为顶层,底层也增盖了三间”。因此,最初的南堂,其西洋风格主要体现在礼拜堂的内部装饰。据刘侗、于奕正的 帝京景物略 “天主堂”记载:堂在宣武门内东城隅,大西洋奉耶稣教者利玛窦,自欧罗巴国航海九万里入中国,神宗命给廪,赐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狭长,上如覆幔,傍绮疏,藻绘诡异,其国藻也。供耶稣像其上,画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许人。左手把浑天图,右叉指若方论说次,指所说者。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鼻隆其准,目容有瞩,口容有声,中国画缋事所不及。所具香灯盖帏,修洁异状。右圣母堂,母
23、貌少女,手一儿,耶稣也。衣非缝制,自顶被体,供具如左。初建时的南堂,其外观并未将自身与周围环境完全分离出来。这一方面源于南堂由民居改建,另一方面也是利玛窦基于在岭南等地的经验采取的传教策略,即采用中西合璧的方式营造的教堂空间,更有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传播。在 帝京景物略 中,南堂被淡化了其神圣性,而被赋予了“景物”的世俗性。南堂与北京西城内的首善书院、双塔寺、灵济宫一样,都是可资游览的城市景观。其重点描述的耶稣与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与书中描述的白云观的丘处机像,笔墨上并无不同。不仅如此,北京西城外的“利玛窦坟”也是 帝京景物略 中的一处“景物”。利玛窦坟“阜成门外二里,嘉兴观之右”,是北京第
24、一座基督教墓地,异域色彩鲜明,所谓“其坎封也,异中国,封下方而上圜,方若台圮,圜若断木。后虚堂六角,所供纵横十字文。后垣不雕篆而旋纹”。帝京景物略 “天主堂”“利玛窦坟”两处“景物”中还记载有对利玛窦的评价。利玛窦“紫髯碧眼,面色如朝华”,“自欧罗巴国航海九万里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耶苏像、万国图、自鸣钟、铁丝琴等”,“既入中国,袭衣冠,译语言,躬揖拜,皆习”,被尊称为“西儒”,死后“诏以陪臣礼”葬入北京西郊。刘侗、于奕正不仅介绍了利玛窦及晚明的耶稣会士群体,以及他们带来的西洋物品、西学知识,甚至还简述了耶稣及天主教的教义。刘侗、于奕正以竟陵派洁净隽永的文风,记述北京城的这两处特殊“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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