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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在阳明与尼采之间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在谈到乃师王守仁思想的发展历程时说，“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察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
在他看来，阳明先生的思想理路是经历了“自此以后”、“江右以后”和“居越以后”三个阶段的，而且这三个阶段也可以称之为“三变”。与此同时，此“三变”乃“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此前，“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先生之学始于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亘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此一变也；“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此二变也；“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此三变也。而且单就“又有此三变也”之第三变而言，即“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显然业已进入到了孔子的孔子、周游列国长达十几年后的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子的那种“可以速则速，可以处则处，可以久则久”，“莫之是，莫之非”乃至于“无可无不可”那样一种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或者出神入化的思想境界。也就是说，阳明先生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孔子的思想也是可以分作前孔子的孔子和孔子的孔子或者少年的孔子与老年的孔子、周游列国前的孔子与周游列国后归鲁、反乎鲁的孔子，哲人的孔子与政治哲人的孔子一样，而且也正像苏格拉底前的苏格拉底与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一样。换句话说，今天为我们所认识的孔子可能并不是一个孔子，而且最有可能是两个，正如阳明先生，作为一位思想家的阳明先生也并不是一个，孔子需要“二变”——而孟子其实也一样，完全分为周游列国前的孟子和周游列国后的孟子——阳明先生却需要“三变”。因而有关于孔子和孟子的儒家文献当中，至少应当包含着两种声音，阳明作品中的则相应地应当包含着三种，而为其所对应着的则是所谓“二变”与“三变”。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或才可能将一部以“孔子之道”为思想主体的儒学说得圆、讲得通，至于阳明先生之一部“致良知”的学问亦然。
谈到“三变”，我们不禁联想到了尼采之所谓哲人的“三变”精神：一变而为“骆驼”，它所遵循的诫命是“你应当”；二变而为“狮子”，它所遵循的诫命是“我要”；三变而为“孩子”，而它所遵循的诫命则是“我是”。而此“三变”又正可与阳明先生之“三变”遥相响应，珠联璧合，相映成趣，相映成辉。
骆驼是一种反刍动物，正可比喻像尼采这样的古典语文学家，如鲁迅先生所言，它吃的是草，其学需要“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而且也需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从林林总总的古典文献中规规矩矩地领受“你应当”这样的教诲，而不是这项工作还没做得怎么样，草还没有吃多少，就去咀嚼和反刍。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其实这句话无疑正告诫我们，若想知味、若想“解其中味”，就需要进行咀嚼和反刍，需要品味、玩味、体认和感悟；否则，蔽于一端，流于一曲，食古不化，不知所云，便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事儿了。这是什么？在黄宗羲看来，是阳明先生之“一变”，是最基本最初始的工作；而在尼采看来，它则是一种“骆驼”精神，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进取精神，这是成为哲学家或哲学史家的第一步。而且也应当说是一段时间以来被炒得沸沸扬扬之所谓“学术规范”中的第一规范，其他毋论。如果这一点尚且不能做到，那么又如何进行反刍呢？瞠目结舌，“两目瞠然视，舌强不能对”么？
　　狮子，毋宁说是刺猬，则是在骆驼精神之上的，只有先成为骆驼，才可能成为狮子或者刺猬；只有先成为哲学史家，才可能成为哲学家。既然成为狮子或者刺猬，则势必要伤人的。但为其所伤害的却是值得它们伤害的人，没有人会把无能之辈确立为自己的对手的。在刘小枫先生看来，“思想的问题，如果不找到自己的对立面，没有可能前进”。但这一认识则显然只停留在狮子或者刺猬哲人的层面。在尼采看来，这样的哲人可以被称之为“对立的思想家”，而且他将其归之为其所谓两种“二流哲学家”之后一种——而前一种则被称为“次要哲学家”：他们“总是按照已有的基本蓝图为现存的建筑大厦建造一个侧翼”。在他看来，这样的哲学家、这样的“二流哲学家”或者这样的“对立的思想家”，总是不断地反驳和抗拒以致最后建立另外一种体系来抗拒现有的体系。与此同时，也正像尼采先生之所谓的“酒神精神”，像是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刺头。而在本文看来，这样的哲学家恐怕要居多，而且这样的学者似不必非要经过骆驼精神这样一个阶段的，而只须对现有的研究成果挑挑拣拣、评头论足，便足够了。挑人家的毛病其实是最简单的事儿了，横挑鼻子、竖挑眼谁不会？而要自己去亲自动手做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又谈何容易？而且其中更重要的是，又有哪部作品值得你去评价？换句话说，谁可以成为你的对立面？真正成为你的“对立的思想家”？说到底是根本不值得去这样做的。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到头来，什么也得不到。然而成为狮子或刺猬哲人显然又是哲人成长道路上的必由之路。如果看不出人家的作品有什么不足，又如何可以前行和跟进？对此，问题看来只是，敲敲边鼓和警钟也就行了，显然没有必要以此为务——要知道，尼采是相当反对什么“文学批评家”的。而在本文看来，他们不过只是一些个寄生虫而已。狮子或刺猬精神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骆驼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一番独立思考，做一个独立的哲人思想家。当然，“思前想后的思想家，是自己所思所想都是别人已经想过的历史学家”，这也是为尼采所极力反对的。
那么什么是阳明先生身上之所谓“第三变”或者尼采之所谓“孩子精神”？“只有少数几个哲学家例外，他们代表自己、自我成长，只有他们才配称之为思想家”。就拿儒学来说，从根本上讲，它乃是所谓“为己之学”。它需要惊诧和好奇，需要有问题意识，就像一个孩子面对这千奇百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一样，不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而是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嘴巴来说话。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人吧。那么何以尼采要“孩子”来譬喻哲人？而且哲人老子似乎也同样习惯于用“赤子”来作喻，这又是为什么呢？一个乳嗅未干的孩子又能懂什么？对此，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年曾作过这样一首打油诗《小儿不小歌》：“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谁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殊不知，小孩好像比之我们成人更接近哲学家，此正是孔及以太史公司马迁之所谓“述往事，思来者”的“来者”希望之所在。有时候孩子们狡猾得更像是一只只狐狸，大人们不要指望去猜透他们的心思，就像非哲学的大多数人费劲去揣摩极少数哲人的思想一样。
如此看来，阳明先生之所谓“三变”显然正可比照尼采之所谓“三种精神”。但问题却是，当下缺少的不仅只是“骆驼精神”，而且也同样缺少“狮子精神”；当然更不消说是“孩子精神”了。而牟宗三先生之所谓“没有圣贤的时代”以及没有大师的时代，大概就是指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或者学者们没有这三种精神，也没有经历过甚至也还可能没听说王阳明思想的“三变”吧？无论是前“三变”，还是后“三变”。
近来学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些从事翻译国外哲学名着的人总是在其译作的前言或后记中大谈中国哲学问题，好像自己移译了几本着作便对古今中外的哲学无一不晓，无所不通了。动辙便溜出几句孔子的话来狗尾续貂、附庸风雅，甚至还要继续大谈“中国在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但要知道，中国的确没有黑格尔等西方现代意义上之所谓“哲学”，而且这样的哲学早在黑格尔那里便被定格为终结了。而且黑格尔讽刺和挖苦过孔子思想的话，不正可以证成孔子和老子的哲学不同于西方尤其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么？要知道，在西方哲学的起源之处，“苏格拉底之死”乃是一个最紧要也最本真的问题；而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却活了。西方哲学乃是一门有关于死亡的技艺，就像是基督教之关于上帝之说；而中国哲学则是一门有关于生活、生存和生命的学说，不要忘了——“生生之谓《易》”。而且尼采早就公开宣布说，“上帝死了”。但问题却依然是，“孔子死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中国的哲学乃是一门政治哲学而且也只有从孔子和老子之活中才能真正找到其根源之所在，正如“苏格拉底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