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父母的压力溯源与政策研...—基于全国十二个城市的调查_李芬.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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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东青年研究国家治理与青年发展2023 年第 1 期第 37 卷(总第 128 期)生育模式变化研究主持人赵联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人口问题是重要而基本的社会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人口增长率为 6,标志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国际经验表明,由于人口固有的惯性,人口负增长将长期持续。在和平年代,生育模式变化是人口规模变动的最主要原因,相应地,对生育模式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是探究人口规模变动趋势、寻求人口规模变动解释的基本路径。本栏目此次所刊的两篇文章,分别从生育间隔和年轻夫妇压力的角度探讨生育模式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有关生育间隔的研究表明,人口城镇化、
2、流动迁移加大了青年人的生育间隔,并间接导致生育率下降;有关年轻夫妇压力的研究表明,养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抑制了生育意愿,低生育的成因正在从原有的政策约束转为内生惯性。可以看出,这两项研究将人口规模变动问题置于近年来中国发展的具体历史背景之中,不仅从人口学角度对当前生育率的下降提供了可信的解释,同时也为社会各界理解当前青年的发展困境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值得制定相关政策的政府部门参考。年轻父母的压力溯源与政策研究 基于全国十二个城市的调查李芬1风笑天2(1.武汉市行政学院现代科技教研部,湖北武汉430024;2.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南京210023)收稿日期:2022 12 13基金项目:
3、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独生子女时代的独生子女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1BSH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李芬,武汉市行政学院现代科技教研部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人口社会学;风笑天,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青年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摘要】基于全国十二个城市的实地调查,本研究评估了已育青年为人父母的“压力指数”,初步探索了经济因素与再生育意愿之间的关联,并探讨了背后的压力形塑机制与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年轻父母的压力中等偏高;养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均为年轻父母的压力来源,后者集中表现为父亲的时间成本和职业生涯高原负面心态,以及母亲的工作家庭冲突与成就动66机,并
4、使低生育意愿呈现出由政策约束型、成本约束型向内生惯性型转变的趋势。据此,研究建议细化针对多孩家庭的生育配套措施,在顶层设计中引入性别平等评估机制,营造关爱女性的社会氛围,倡导积极的生育观。【关键词】为人父母的压力生育成本已育青年生育支持政策自 2017 年开始,中国出生人口呈现“六连降”趋势,出生率继 2020 年连续 3 年跌破 9。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末,死亡人口 61 年来首次超过出生人口(前者为1041 万,后者为 956 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 0.6”。至此,中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并且,人口惯性将强化负增长这一趋势,预计在“十五五”之后将进入稳定的人口负增长期。与
5、此同时,2020 年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接近 10%;2022 年的结婚率创下 42 年来新低,仅为 5.22%;而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4.9%,中国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少子化、老龄化、不婚化的三重叠加使得我国提高生育率刻不容缓,甚至有学者将其视为未来抑制人口长期严重负增长的唯一选择。1 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借此转变人口的结构失衡,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2 为此,国家分别于 2015 年和 2021 年出台了全面二孩政策和全面三孩政策,除了二孩生育率有
6、所回升之外,并未释放预期的生育红利。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从国外的实践来看,鼓励性生育政策不仅起效慢,而且效果也不如限制性生育政策理想3。另一方面,从目前国内的政策支持工具来看,大多运用的是诸如生育补贴、购房折扣、个人所得税减免等经济激励类措施,以分担育儿的直接成本(经济成本),瞄准的是“不敢生”“养不起”群体。然而,对于如何恢复“不想生”人群的生育意愿以及如何分担育儿的间接成本的问题,似乎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个体化、消费主义以及价值多元化所带来的婚育观转变,才是生育率低迷的内在原因4。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不仅孩子的社会价值发生了改变,婚姻价值也迎来崭新的话语。
7、其中,孩子的社会价值由 18 世纪以前的“恶魔”、19 世纪的“经济工具人”、20 世纪的“情感价值供给者”,转变为如今的“教育成就价值的展示”5,导致城市中的年轻父母热衷于密集型育儿方式,在相互攀比中压力陡增。与此同时,个体对婚姻的情感价值诉求,已超越了在经济、教育、性、繁衍等方面的需求。即:城市中的“剩男剩女”多为自主选择的结果;婚姻与生育之间的关系更为松散;之所以不愿生,除了“不敢生”、“不能生”之外,更多的是“不想生”。因此,学界倾向于认为,现在乃至以后中国所面对的将主要是内生型的低生育率6。内生型因素已经超过外生型因素,成为影响人们生76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局长就 2022 年全年
8、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2023 01 17,ht-tp:/ 1892139.html围绕人口负增长问题,代表委员将如何建言献策备受期待,载 两会前瞻,2023 02 15,ht-tps:/ 2022 年版。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主要驱动力。本研究从“为人父母的压力”这一主观变量入手,希望在评估压力水平与追溯压力源头的过程中,从内生性变量和外生性变量、育儿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工作场域和家庭场域等维度,来比较性别差异及其对生育支持政策的不同诉求。同时,比照现有的生育配套措施,理顺其实施的内在逻辑,进一步明确政策效力的提升空间,为后续政策的优化提供可行性参考。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推进国内关于“为人父
9、母的压力”主题相关文献涉及心理学、教育理论与管理学、临床医学、职业教育、精神疾病等多个学科,其中心理学的占比最高,主要包括心理健康、人际关系敏感、父母教养方式、复原力、孕妇心理状况、初中生心理健康等议题。从已有文献看,针对“为人父母的压力”较为成熟的概念体系有:(1)养育压力(或育儿压力),指代的是“父母在履行父母角色和亲子互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譬如不安、恐惧、忧虑、焦虑、社会地位丧失感、身体疲倦感等”7。(2)“育儿焦虑”,指代的是“对孩子的饮食起居、生长发育、行为举止、外貌衣着、性格脾气、同伴关系、亲子关系等一系列的紧张不安与过分敏感。”8 国内心理学相关研究多用国外“养育压力
10、量表”(the parenting stress scale)的中文修订版来测量养育压力。该量表由幼儿教养、外界环境、生活调适、人际互动、亲子互动五个主模块的相关问题组成,并以李克特五点计分法进行分项测量,分值越高代表压力越大。9 整体上,养育压力的来源可以划分为内源性压力和外源性压力。前者涉及家庭、工作以及个人方面的压力,后者则来源于教育、卫生、公共服务支持等10。从国别比较来看,美国 3 5 岁孩子的母亲压力感知较强11,中国女性的育儿压力高于日韩与巴西12,幼儿园阶段中国父母的压力低于日本父母13。现有的研究显示:养育压力过高给父母带来消极的自我效能评价与焦虑,继而导致育儿行为的偏差,对
11、幼龄子女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并且,养育压力对于父母再生育意愿具有负向作用14。如果将生育视为压力源,社会支持与育儿资源则具有缓冲作用,能够缓解父母的育儿压力15;但是,当祖辈与年轻父母在育儿理念分歧较大时,隔代照顾可能加剧后者的养育压力16。综上所述,相关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受心理学测量传统的影响,相关研究测量指标大多为主观性的自评变量。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本研究从以下方面予以推进:第一,在研究对象选取方面,瞄准二孩三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以城市中至少育有一孩的青年为研究对象,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第二,在解释模型中,引入经济因素(如家庭年收入、家庭养育年支出)和组织支持等
12、客观指标,使得模型的解释力大为提升。第三,参照莱宾斯坦的生育微观经济模型,17 本文将育儿成本区分为直86按照莱宾斯坦的界定,直接成本是从怀孕开始直至孩子生活自立,父母为其花费的费用总和,涵盖衣、食、住、行、教育、医疗、文娱等方面,还包括新生儿的分娩费用及补贴给子女结婚的费用。而间接成本则是父母因养育一个孩子在受教育、收入、工作机会、闲暇时间等方面的损失,又称为机会成本。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操作化为不同的变量予以测量,同时比较了二者对于父母压力的影响。第四,本研究尝试探索父母的压力源与其再生育意愿之间的关联,丰富了相关领域的实证资料,为后期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五,本研究以生命历程与性别比较的
13、视角对比两性在不同阶段对于生育福利制度、社会支持等方面的诉求差异,提出相关政策的优化建议。二、研究设计1.样本概况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2015 年在全国 12 个城市开展的实地调查。该调查涵盖东中西部各类城市,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以城市中的幼儿园在读生、小学生及初中生的家长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近九千份。本研究选取 45 岁以下的已育男性和已育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经过数据清理,最终保留 7 156 个样本进入模型分析。表 1已育青年的家庭概况变量名称一孩家庭(N=5088)多孩家庭(N=2068)性别父亲30.5%33.9%母亲69.5%66.1%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2.9%41.8%高中或
14、中专26.2%31.8%大专23.8%13.1%本科30.7%10.9%研究生6.4%2.4%初育年龄男28.98 岁26.11 岁女27.41 岁24.36 岁家庭月收入11270.2 元10281.3 元居住面积97.8 平方米110.1 平方米是否与爷爷奶奶同住同住33.7%42.9%分开住66.3%57.1%子女年龄9.26 岁一孩:12.63 岁;二孩:6.90 岁子女性别男孩50.8%36.4%(第一胎)女孩49.2%63.6%(第一胎)初育年龄平均为 27.04 岁,而且一孩家庭初次生育的时间晚于多孩家庭。从教育程度来看,一孩家庭中高学历家长的比例高于多孩家庭。家庭月收入方面,一
15、孩家庭的平96这里,将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称为多孩家庭,以区别于育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即一孩家庭)。均月收入高于多孩家庭。居住方面,一孩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积小于多孩家庭;普遍跟祖辈分开居住,表现为一对青年夫妇及其未成年子女所构成的核心家庭,但是多孩家庭中跟祖辈同住的比例更高。子女特征方面,一孩家庭中子女的平均年龄低于多孩家庭中一孩的平均年龄,但高于多孩家庭中二孩的平均年龄。此外,一孩家庭中生育男孩的比例略高,而多孩家庭中第一胎为女儿的比例较高。2.变量测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父(母)亲身份所带来的压力,具体是指个体在履行父母角色的过程中受到内外因素影响而感受到的压力。通过询问“总体上,你觉得作为父
16、亲(或母亲)有压力吗?”问题而获得信息。该变量的取值范围从 1 到 5,1 代表“没有压力”,5代表“压力非常大”,数值越大代表压力感知越强。为了显示父母角色的影响,本研究的自变量分为以下 6 个维度:一是子女特征,包括生育子女的数量、性别、学龄,并按照不同孩次进行分类。二是家庭特征,包括居住面积、是否与祖辈同住、祖辈的身体情况与退休状态等。三是经济因素,包括子女每年的学校教育费用、校外培训费、其他费用、家庭年收入、家庭年养育成本(支出)等。其中,家庭年收入和家庭年养育成本为经过重新编码和计算后生成的综合变量。四是主观评价类,包括婚姻满意度、家务分工满意度、现工作满意度以及职业心态等。五是工作
17、与家庭冲突的维度,包括工作与家庭冲突水平、家务劳动时间、每天的工作时长、陪伴孩子时间、辅导孩子学习的频率等。六是育儿的社会支持层面,包括当前孩子的照顾者、组织支持、制度支持等。此外,将已育青年的收入、年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就业信息等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分析。根据变量的类别与分析层次,采用均值比较和有序 logistic 回归等方法完成数据资料的统计与分析。三、社会分层视野下年轻父母压力的初步探索从整体上看,已育青年作为父母的压力中等略高,总压力均值为 3.58 分,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为了进一步探究父母身份所导致的压力具体有哪些表现,问卷中设置了自我评价式问题:“生养孩子最主要
18、的负担是什么”。结果发现,排名前三位的生养负担依次为“娱乐和休闲时间减少,自由受限制”(32.2%),“太花精力、太操心”(30.4%),“如何让孩子成才”(20.3%),而大众眼中“当仁不让”的经济因素(“经济压力大”)仅排在了第四位(13.7%)。可见,在年轻父母对于养育压力的感知中,生育所致的心理成本更甚于生育的经济成本。就个人特征而言,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以及居住面积跟年轻父母的压力值有一定的关联。首先,压力随着年轻母亲年龄的增长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如表 2 所示,年轻母亲的压力值从 25 岁(及以下)时的 3.74 一路下滑至 41 45 岁时的 3.51,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年轻
19、父亲在各年龄段的压力值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p 0.05)。上述性别差异再次凸显了女性是家庭照顾的第一责任人。职业发展的黄金期与子女照顾的高依赖、高负荷期不期而遇,势必使得已育女青年比男青年面临更加激烈的工作家庭冲突,压力陡增。07表 2已育青年特征与作为父母的压力变量父亲母亲年龄25 岁3.003.7426 30 岁3.693.7031 35 岁3.603.6336 40 岁3.543.5941 45 岁3.523.51F=0.934,p=0.443F=3.605,p=0.006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3.673.73高中或中专3.623.68大专3.533.54本科3.453.48研究生3.243
20、.44F=6.746,p=0.000F=13.597,p=0.000个人收入低收入3.913.80中等收入3.563.57高收入3.253.28F=27.729,p=0.000F=36.618,p=0.000居住面积92 平方米及以下3.683.7093 至 130 平方米3.513.55131 平方米以上3.213.39F=26.08,p=0.000F=30.536,p=0.000其次,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所感知的养育压力较弱。在现代社会,教育很大程度上与个体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相关联。因此,这里可以将教育程度视为一种前因变量,恰是较高的教育程度有助于已育青年获得更
21、丰富的育儿资源(如教育资源、信息获取),从而间接地削弱了育儿的压力。这一点在个人收入与父母压力的关系中得到了印证。如表 2 所示,个人收入越低,作为父母的压力越强。不难理解,收入的多寡不仅决定了育儿资源的多少,而且为家务劳动的市场购买提供了可能,使已育青年有更多的闲暇与自我投资的机会,从而缓解育儿的倦怠与压力。此外,随着家庭居住面积增加,年轻父母的压力则递减。17根据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我国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 36.52 平方米,平均每户居住面积为92.17 平方米。故本文将家庭居住面积分为三组,起始组以城市家庭户均居住面积为基准,其他组按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依次累加。表 3子女
22、特征与父母的压力变量父亲母亲学龄段幼儿园3.563.56小学3.503.63初中3.643.57F=3.512,P=0.03F=2.788,P=0.062子女数量1 个3.513.572 个3.653.673 个3.683.674 个4.253.80F=3.877,P=0.009F=3.598,P=0.013子女性别(第一孩)男3.583.65女3.523.56F=1.880,P=0.17F=9.20,P=0.002子女性别(第二孩)男3.633.75女3.633.57F=0.07,P=0.932F=10.041,P=0.002就子女特征来看,子女所处的学龄段、子女数以及子女性别均跟年轻父母的
23、压力有一定的关联。如表 3 所示,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多,年轻父母的压力递增。上述发现与人们的日常认知大致相符,但存在着性别差异。年轻母亲压力值随着子女数增多小幅上扬,但仍在中等压力值域内,并未出现年轻父亲的极端值。这种性别差异源于家庭内部性别角色分工差异,女性更多承担照顾子女责任的角色设定,提高了女性对于多孩抚育的容忍度与心理接纳度,反而钝化了其主观的压力感。这种压力的钝感同样表现在:当子女处于不同的学龄段时,母亲并未感知显著的压力差异(P 0.05)。而对于年轻父亲而言,家有初中生时其感知的压力最大,孩子在上幼儿园时次之,家有小学生时所感知的压力相对最小。在小学阶段,子女的自理能力相较于幼儿园
24、阶段有了较大提升,课业负担不似初中那般繁重,故此时的父亲们普遍感到最轻松。从子女的性别来看,无论是第一个孩子还是第二个孩子,男孩带给母亲的压力更强于女孩。一方面,这种压力源于教养压力,即男孩不似女孩乖巧懂事,在教育方面会投入更多精力;另一方面,按照传统观念,男孩家长需要承担婚娶成本压力;当两胎都为男孩时,家长压力更高。从经济因素出发,较之于家庭养育成本,年轻父母的压力对家庭收入的变化更为敏感。如表 4 所示,家庭年收入与年轻父母的压力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但家庭养育支出与父母压力之间关系并不显著。青年的育儿压力受制于家庭收入,家庭养育支出变量与父母的压力可能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因此,笔者
25、引入了家庭养育成本相对于年收入的占比变量。统计结果显示,其和年轻父母的压力存在显著关联,但并非线性的,而是类似于倾斜的 N 型曲线。以压力的中间值(3 分)为对称轴,在该轴的两侧均表现27出:随着养育成本相对于家庭收入的占比之增加,父母的压力值呈现出变大的趋势。在对称轴以上,当养育成本相对于家庭收入的占比由 18.14%升为 21.08%时,年轻父母的压力值由 1 分上升为 2 分;在对称轴以下,当养育成本相对于家庭收入的占比由 21.85%升为 28.76%时,年轻父母的压力值由 4 分上升为 5 分。表 4经济因素与父母的压力压力指数家庭年收入(元)年养育成本(元)相对占比(%)1=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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