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蒙书《辩才家教》的成书与传布_李殷.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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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2023 年第 3 期(Social Sciences Edition)(总第 272 期)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敦煌蒙书辩才家教的成书与传布 李 殷摘 要:敦煌本辩才家教系托名中唐时代的能觉大师,但从其求法经历与写卷的行文风格考察,它真正的作者应为某底层僧侣。从其抄本于北宋初期 964 年仍旧得见可以推知,辩才家教在沙州敦煌的传布经历吐蕃与归义军统治。辩才家教是一部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蒙书,它超越了传统儒家“经典撰述”的范围,具有鲜明的礼俗教育属性。又因其编纂方式与内容具有佛家的宗教元素,成为敦煌
2、蒙书中兼具世俗与佛教宣传的一种。辩才家教的写卷性质与敦煌地域文化属性相互契合,它的成书与传布当是中原汉地与敦煌社会文化联结的重要写照。关键词:辩才家教;抄写年代;成书;传布;写卷特性;中图分类号:G52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3)03-0008-08作者简介:李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121)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 6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3、1992 年版,第 33-3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51 页。据今所见辩才家教所存仅 S.4329 与 P.2515 两件写本,分别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辩才家教是假托学士与辩才问答的形式编撰而成的一部蒙书。与敦煌其他家教类蒙书相比,辩才家教除标榜家族门风、规范人伦百行、强调儒家孝道精神外,写卷充斥了佛教的轮回业报思想以及农业社会的日常礼俗常识,是了解唐代敦煌童蒙教育与地域社会特色的重要入口。对辩才家教作者信息的考订、成书与抄写年代的判断,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辩才家教的写本性质
4、、编撰特色以及流传路径等。学术史发展脉络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周凤五与郑阿财先生的观点。前者在辩才家教研究一文中揭示辩才家教的作者灵活运用佛典偈颂形式,以达到劝诫教化的目的。推测作者大概是佛门中人,但并非高僧大德。加之其部分文句又袭自太公家教,故其写作当在太公家教以后,为中、晚唐时期8的民间俗文学作品。郑阿财以为辩才家教的命名,既取义于佛教所谓善巧说法,同时又依托中唐长期宣教于朔方塞外,声闻远播的能觉大师辩才。叶永胜从辩才家教的形式及内容分析,认为作者的身份可能是一个下层或边地的僧侣,他有意杂糅儒、释、道经典而作成此书,并吸收了一些民间谚语。前辈学者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指出了“辩才”为托名,但却并未详
5、细展开讨论“辩才”与辩才家教撰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对辩才家教的传布背景与抄写年代的判断也未有详尽的梳理与定论,如何充分结合辩才家教的写卷特性与内容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对进一步研判辩才家教的写本性质与蒙书地位,乃至略窥中原汉地与敦煌社会文化联结之面貌仍具意义。一、辩才家教抄写年代判定对敦煌写卷抄写年代的判定是厘清写本流传时期的重要依据。P.2515 号卷末有题记:“甲子年四月廿五日显比丘僧愿成俗姓王保全记。”是考察该写卷年代的重要线索。但因题记以“干支”为纪年,加之“王保全”此人在其他敦煌文书中并无记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廓清写卷年代的难度。笔者以“显比丘僧”为“显德寺”省称为突破口,为重新判
6、定辩才家教的抄写年代提供了一些新的思索,进而为敦煌蒙书在河西流传的时期与特征提供一些参考。对辩才家教抄写年代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郑阿财先生。现提炼总结其观点与论证过程如下:作者以比丘僧法号“愿成”亦多见,因 x1378“当团转帖”中列有“愿成”法号,又该写卷中人名如“阴苟子”“法弁”“法定”等法号有见于其他写卷的,再将列有“法定”等其他写卷(S.5892 与 S.4723)所呈现的寺院信息时代作为推断辩才家教抄写年代的依据。又以吐蕃纪年但用干支而无年号,敦煌陷蕃时期约为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在此期间的“甲子年”宜为唐武宗会昌四年(844),推测辩才家教的抄写年代
7、是 844 年,其编撰的时间当在此之前,唐肃宗至德初(756)之后。郑先生的推论环节给人启迪,笔者同意其在编撰时间上的判断,又以此为据对辩才家教的抄写年代做了适当的推敲与补充。第一,如何确定敦煌写卷中出现的各种“愿成”名讳以及写卷相关的干支纪年与辩才家教的关系。除 x1378 号写卷出现“愿成”外,P.3643唐咸通二年(861)齐像奴出租地契亦出现“见人僧愿成(签名)见人并书契僧明照 见人僧智谦”。另 S.5467六字千文,其前后页杂写中有吴愿长、愿成、泛住兴、愿盈等人名。翟目以其为 10 世纪抄本。此外,仅以干支纪年的推演方式去判定“甲子年”即为吐蕃统治时期抄写又会出现一定偏差。如 S.6
8、329 字书,题记“戌年七月十日比丘潜均书记”,张秀清根据“戌年”,判断为 854 年,并总结认为敦煌写卷中的地支纪年虽然主要属于吐蕃时期,但具体到敦煌四部书写卷,地支纪年可以延伸到张氏归义军时期,至少也在张氏归义军初期。可见,仅以“愿成”名讳以及写卷相关的干支纪年来判断敦煌蒙书的抄写年代并不十分确切。第二,本文的论证则以“显比丘僧”为切入点分析辩才家教的抄写时代。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境内敕建寺院十七所,僧寺十二所。据李正宇考证,其中就包括显德寺,敦煌遗书中简称“显”。如 P.9李 殷 敦煌蒙书辩才家教的成书与传布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明文书局 1986 年版,第 144 页。郑阿财、朱
9、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9 页;郑阿财:敦煌写本家教别裁辩才家教校释及综论,金滢坤主编:童蒙文化研究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85-111 页。叶永胜:敦煌本辩才家教初探,1994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宗教文史卷(下),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13-225 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5 册,第 51 页。郑阿财:敦煌写本家教别裁辩才家教校释及综论。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2 页。张涌泉、张新朋:敦煌本千字文叙录,项楚主编:中国俗文化研究第 5
10、辑,巴蜀书社 2008 年版,第 134 页。张秀清:吐蕃地支纪年与敦煌四部书的断代,中华文化论坛2008 年第 3 期。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学辑刊1988 年第 1、2 期。3218某年八月廿三日时年转帖文书尾部即有诸如龙刘僧正吴法律、乾张法律、显索法律等题名。写卷所言“龙”即龙兴寺、“乾”即乾元寺、“显”即显德寺。S.5941淳化四年(993)五月都头曹长千设供请僧疏记“请显翟僧政、梁僧政、王僧政追廌(荐)设供”。同样也出现“显德寺”的省称。所以辩才家教卷末题记“甲子年四月廿五日显比丘僧愿成俗姓王保全记”,显比丘僧即可推断为“显德寺比丘僧”。又土肥义和认为显德寺是后周显德
11、年间由法门寺改名而来。显德年间为公元 954960 年,郝春文、陈大为以 P.3240壬寅年(1002)报恩寺配经、付纸历认为北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显德寺犹存。加之辩才家教编撰年代当在能觉大师入朔方宣教(756 年)之后,自其成书时代后推,甲子年依次为“784 年”“844 年”“904 年”以及“964 年”。便可初步判定此写卷的抄写年代为 964 年。由此可见,辩才家教到了五代宋初依旧在沙州敦煌传布。笔者以辩才家教写本题记“显比丘僧”为“显德寺”比丘僧为线索重新判定写卷的抄写年代。又显德寺是后周显德年间由法门寺改名而来,加之题记提示的“甲子年”范围,初步判定此写卷的抄写年代为 964
12、 年。那么辩才家教在唐五代宋初即 964 年之前在敦煌地域社会流传。二、辩才家教的成书与传布敦煌蒙书武王家教太公家教辩才家教严父家教被称为唐代现存“四大家教”。武王家教太公家教的命名方式又有比附三代圣贤或托名老者之意,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皆有发覆。郑阿财调和两种观点,认为“太公”或指老者或指太公望姜尚,“武王”当指周武王姬发,然要皆出自依托。前辈学者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指出了“辩才”为托名,却并未详细展开讨论“辩才”与辩才家教撰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写卷传布的原因与条件。辩才家教之命名则取“辩才”一词的双重语义。广义的“辩才”为善解佛法,具辩说之才之意。大唐西域记卷五“钵逻耶伽国”记:“城中有外道婆罗门
13、,高论有闻,辩才无碍,循名责实,反质穷辞。”敦煌写本 P.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辩才无碍众降伏,威德难俦佛赞美。”“辩才”为佛教中智慧能言、善说法义的化身。不仅如此,中原汉地的传世史料也不乏对“辩才”一语的征引,同样有能言善辩之意。颜氏家训归心即言:“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唐人苏味道有诗云:“敏学推多艺,高谈属辩才。”?I0如将“辩才”指涉为僧侣的法号,便可以将此人具象为唐代的僧人。从史可征者,有二人,其一为太宗时人,据兰亭记记载“辩才”俗姓袁氏,居越州永钦寺,智永弟子?I1。另一位“辩才”,当指中唐时期的能觉大师。据宋高僧传记载:01李 殷 敦煌蒙书辩才家
14、教的成书与传布?I0?I1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2 册,第 192 页。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 9 卷,第 217 页。土肥义和:莫高窟千佛洞大寺兰若,池田温主编:讲座敦煌3敦煌社会,大东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47-370 页。郝春文、陈大为:敦煌的佛教与社会第二章敦煌的僧团及其寺院,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1 页。详参朱凤玉对太公家教的最新研究:敦煌本太公家教的传播及其对中国俗文化的展现,敦煌研究2021 年第 6 期。郑阿财:敦煌写本家教别裁辩才家教校释及综论。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 5钵逻耶伽国如来遗迹及提婆故事,中华书局 2000
15、 年版,第 461 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1 册,第 89 页。颜之推撰,王利器整理:颜氏家训集解卷 5归心,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368 页。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 65和武三思于天中寺寻复礼上人之作,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755 页。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第一编卷 7兰亭记,中华书局 2015 版,第 220 页。释辩才,姓李氏,襄阳人也闻长安安国寺怀威律师、报恩寺义颁律师,法门具瞻,师资表率,遂伏膺请业天宝十四载(755),玄宗以北方人也诏以才为教诫,临坛度人。至德初,肃宗即位。是邦也宰臣杜鸿渐奏才住龙兴寺,诏加朔方管内教授大德永泰二年,贼臣仆固怀恩外招诱蕃戎,内赑金
16、革。才劝勉毳裘,不诛华族。大历三载追入充章信寺大德。时府帅虢国常公素仰才名,与护戎任公,时亲道论敕谥大师曰能觉,仍赐紫衣一副,追远之荣,声闻塞外。天复中廷尉评王儋为碑颂德云。此篇唐朔方龙兴寺辩才传收录在宋高僧传卷一六“明律篇”之中。辩才家教的指代一语双关,既可以宽泛地认为是佛家的妙语慧识,而当特指为某个僧侣时,“辩才”又以托名能觉大师为题名的方法扩大该书的影响,以利于在西北边地的广泛流传。然笔者以为辩才家教实为某位不知名的底层僧侣所撰。第一,从能觉大师求法与传道经历考察。他曾求法于长安安国寺怀威律师、报恩寺义颁律师,终“厕于二宗,推为上首”。辩才早年在长安积累了较好的佛学基础,长于持律,后来在
17、玄宗旨意下于北方宣教。肃宗时期,辩才住龙兴寺,诏加朔方管内教授大德,开始宣化塞外。大历三载(768)充章信寺大德,受到朔方留后、灵州都督府长史常谦光的器重。辩才的佛理素养与社会影响必不容小觑,其大德修为也不是普通僧众可以比拟的。值得注意的是,能觉从长安至宣化朔方一带的经历,使其僧人身份又增加了许多政治色彩,后得“敕谥”为“大师能觉”,赐紫衣一副。能觉的弘法不仅得到边地府帅的支持,甚至受到了唐中央朝廷的认可。自玄宗为孝经作注始,“孝道”成为唐代官方推行的意识形态,并逐步向“移孝就忠”型的政治文化发展。敦煌本百行章太公家教等蒙书明确提出了“忠君”的观念。辩才家教虽在文句语汇上与两者颇多相合之处,却
18、并未将写卷中的孝行规劝上升至“移孝就忠”的层面,这与能觉大师的身份不符。显然,辩才家教的实际作者更倾向于庶民阶层的俗文化。第二,从辩才家教写卷的行文风格与语汇分析。写卷十劝章第六“合有人情需精尽,若没人情狗相似”,以及积行章第五“贱人贱薄轻文字,贵人贵即重如金”等文句表述特点较为浅俗,并不似高僧大德所书写。同时,写卷又有大量对日常生活经验与家庭伦理关系的劝导,举四字教章第十为例:“冬委闲牛,春耕得力。春养强苗,秋成必稷。”又本利章第八:“男女恩爱莫偏,递互莫令有二。孝顺和颜姑嫜,切莫说他兄弟。”这与宋高僧传明律篇中精习律法的僧侣所看重的思辨精神颇有差异,更近乎民间底层僧侣所作的通俗教化手册,托
19、名“辩才”所撰,并借助其双重涵义为是书增色,扩大其在西北边地乃至河西走廊的文化认同。当在能觉大师入朔方宣教(756 年)逐步声名远播之后,辩才家教乃托名编撰而成,并逐步在沙州敦煌流传。从前揭写卷的抄写年代(964)可以推知,辩才家教在沙州敦煌的传布直至北宋初期,大致在敦煌陷蕃前传入,吐蕃与归义军统治敦煌时期是辩才家教流传的阶段。一般的观点会认为因吐蕃控制河西、陇右,相当程度地阻碍了丝绸之路贸易发展与敦煌和中原汉地的文化交流。辩才家教由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构成其底色,兼具较为浓厚的佛家宗教色彩。它的传布使我们对吐蕃、归义军占领下敦煌的文化交流又有了新的认识。首先,从敦煌汲取中原文化资源的背景来
20、看。相较于唐前期敦煌文化的丰富多彩与繁荣发展,因吐蕃的侵入,敦煌与唐王朝的直接联系受到阻断,敦煌被迫接受了吐蕃异族化的统治方式与习俗。但这11李 殷 敦煌蒙书辩才家教的成书与传布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 16唐朔方龙兴寺辩才传,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387-388 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5 册,第 50-51 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5 册,第 51 页。李殷:敦煌本辩才家教内容辨析,金滢坤主编:童蒙文化研究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19-135 页。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5-30 页。并不意味着敦煌接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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