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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财政压力引发制度变迁

摘 要
　　本文试图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从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中找到重大制度变迁通常性最初起因，比如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治国者为了维护一定义理性水平，需要伴随时间推移提供越来越多公共产品，这就造成了财政压力，财政压力积聚到财政危机时，国家开始寻求改革，改革最好路径是先“甩包袱”再“向新兴财富征税”，但因为一些原因，改革次序会被颠倒，并造成改革失败。
　　关键词：治国者、义理性、公共产品、财政压力、制度变迁。
一、引言
　　怎样解释中国近20年来经济改革，解释一个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这对于现有经济学是一个巨大挑战。首先，依据新古典经济学为部分转轨国家制订改革方案，在实施中却不停碰到很多始料不及巨大困难。这似乎能够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了解存在某种缺点，对过渡经济认识则准备不足。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过渡经济问题时却显示了相当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了解为一个渐进制度变迁过程，并在分析制度变迁过程时强调组织和制度互动关系。在新兴过渡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可能会成为主流研究方法（Clague et al. 1992；盛洪，1994；Lichtenstein, 1996）。现有过渡经济学或侧重从总体上比较激进和渐进这两种改革方法效果，或具体分析过渡过程中不停出现新问题。本文则试图在已经有多种研究基础上，寻求某种能够深入解释中国改革进程分析框架。本文尤其关心问题是，能否从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中找到重大改革通常性最初起因，同时，在我们看来，对改革起因有了较为深刻认识以后，才能愈加好地解释改革之路径。本文思想能够概括为一个中心命题，即财政压力决定了改革起因和路径。
　　和很多其它过渡经济学文件一样，本文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影响。我们也认为，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而改革最终止果则取决于改革过程中多种组织相互博弈。在本文中，我们想更为明确地提出：
　　1．改革实质是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国家主导作用未必就是说国家会根据长远而详尽纲领和计划领导改革，在我们看来，所谓国家主导作用指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统治之稳定性和连续性前提下，由国家对现有政治经济体制作出自我调整。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调整关键表现在国家逐步放松对市场管制，和国家不停退出原有特权领域，而放松管制和主动退出全部是国家出于本身利益考虑理性决议结果。国家自我调整意味着对于治国者而言，维持统治外部条件发生了较为持久而重大改变。通常而言，影响国家政权稳定外部条件关键包含：（1）人口压力。人口数量改变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加绩效（Forgel,1994），诱发制度变迁（诺斯，1981），还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家政权兴衰有着紧密联络；（2）外部竞争。在相对开放条件下，一国长治久安不仅取决于内部稳定，还取决于和其它国家之间某种竞争，比如相对其它国家而言更高水平福利和安全；（3）制度僵化。从长久来看，没有任何一个良好体制能够一劳永逸地确保国家经济增加。伴随时间推移，“制度僵化症”往往会阻碍经济增加，甚至可能引发政权危机（奥尔森，1982）。
　　2．国家和多种组织博弈决定改革路径。尤其要指出是，改革最终成功可能取决于国家能否和新兴组织达成合作和结盟。在已经有过渡经济学文件中，经济学家们几乎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在转轨时期新兴组织寻利活动是经济增加关键起源（Krueger,1992）。另外，除了在经济方面对改革贡献之外，新兴组织壮大还能给治国者提供新义理性支持。当然，这种可能性实现需要看国家和新兴组织之间能否达成稳定合作，具体地说，这种稳定合作内容就是新兴组织用稳定税收换取国家提供产权保护。 
　　3．现有过渡经济学文件关键采取两种不一样模型。一个是决议模型，即强调国家行为在制度变迁中主导作用。另一个是博弈模型，即假定制度变迁结果是社会多种力量和国家博弈均衡结果。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试图综合这两种不一样模型。在我们看来，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由决议模型向博弈模型过渡过程。传统计划体制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产物，所以适适用决议模型加以分析。但伴随国家在一些领域主动退出，给多种社会力量出现和成长发明了条件。最终，有效产权制度是这些新兴组织和国家长久博弈结果。
　　我们感到，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最需要，可能也是比较欠缺就是一个分析国家行为经济学模型。我们期望能在本文中能对这个方面研究作出部分补充和改善：首先，本文假定国家（或更正确地说是治国者）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经济人，并进而定义国家（治国者）目标函数为追求义理性最大化。其次，我们认为，财政预算可能就是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约束条件。依据我们上述假设，能够得出一个假说，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政压力是国家推进改革直接原因。财政压力如同一个窗口，我们能够透过它望见人口压力、外部竞争和制度僵化等影响国家义理性更为宽广背景。我们所谓财政压力，是指不停增加财政支出（或财政需求）和相对不足财政收入（或财政供给）之间存在连续担心状态。
　　在阅读相关文件时候，我们多少感到有些意外是，对于国家财政和制度变迁之间关系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在主流经济文件中却几乎极少讨论。不过，从熊彼特（Schumpter,1918）和希克斯（1969）对这一问题先驱性研究中，我们受到了很大启发。
　　熊彼特在19发表了《税务国家危机》一文。她指出，研究财政历史使得大家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改变规律，洞悉国家命运推进力量”。熊彼特还有一段尤其出色议论：“从国家财政入手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转折点时，效果尤为显著，……在社会转折时期，现存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形式。社会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财政政策危机……。”熊彼特认为，财政体制和现代国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联络，以致于能够把现代国家直接称为税务国家。她还指出，财政不仅有利于国家诞生，还有利于其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支持国家正常运转官僚体系就是伴随税收体制建立而建立起来，而且更关键是，国家借助财政能够日益扩大其管辖权，并把其意志逐步渗透到市场经济活动中。所以，熊彼特说，“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象一柄把手，社会力量能够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
　　希克斯1969年所写《经济史理论》关键谈是，市场经济演化自始至终全部离不开国家介入。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两大基石（即法律和货币制度）以后，这种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扩展过程才可能连续不停。而且，市场经济在近代欧洲形成，同时就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历史。民族国家借助市场经济力量才能成型，并要依靠于市场经济行使统治权，所以国家意识到必需保障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加大了对市场经济控制。在这段历史中我们能够看到，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就是因为财政原因。近代国家起源于16世纪西欧，这次历史变革关键原因就是财政压力，即君主们需要大笔金钱去支付战争费用。国家努力克服财政压力，首先不停寻求向新财富征税，这造成了现代税收制度建立，其次，因为日常征税仍然满足不了很时期军费开支，所以借债就成为很迫切任务。信用是借债关键。结果，西欧国家寻求借款努力，促进了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成熟。
　　我们把熊彼特和希克斯思想概括为一个基础命题，即财政压力是国家推进改革直接原因。本文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说是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补充和扩展。作为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深入解释，我们想补充说明是，财政压力所解释是根本性、在历史上有着转折意义改革。作为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扩展，我们认为，财政压力不仅是改革起因，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革路径，所以，一个更为完整命题应该是：财政决定改革起因和路径。　
二、治理国家政治经济学
　　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系统，最少包含三种不一样角色参与者，即治国者、官员和公民。经济学家在研究政治体系时候，总是将政治系统中参与者假定为追求本身效用最大化理性行为者。即使这种假设多少是为了更为得心应手地应用经济学分析工具，但同时它又是和源于霍布斯和托克维尔等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思想一致。研究政治决议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公共选择学说。其中，对公民参与政治决议之规则和过程研究（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 ），和对官僚行为研究（Downs, 1957；Tullock, 1965; Niskanen,1971），全部已经相当深入。相比之下，对治国者研究则较为欠缺。本文试图对治国者（国家领导人）行为方法作部分初步分析，以期能深入充实经济学文件对国家考察。
　　本文假定，治国者目标函数是追求义理性最大化，也就是说，治国者关心是长治久安，即尽可能持久而稳定地维持政权统治。马克斯·韦伯可能是最早讨论义理性学者之一。她在《经济和社会》中曾给出了一个相关义理性定义：“社会学所要讨论政治系统义理性，只能是［符合命令－服从关系］对应态度存在和由此引发出和之相符实际行为二者相关程度可能性。”（Max Weber，1968）。换言之，义理性是指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命令可能性。只有符合义理性执政者，才有可能长久、稳定地治理国家。利普塞特上承马克斯·韦伯见解，指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稳定程度，取决于其政治制度有效性和义理性。有效性是指实际政绩，即完成政府基础功效效率；义理性意义是指，“这个制度能否形成并维持这种信念，即现存政治制度最适合这个社会。”利普塞特说，有效性维持政府运转，而义理性则提供价值判定。在她看来，义理性危机是变革转折点。（利普塞特，1993）以后，政治学和社会学对义理性含义进行了更为细致讨论，政治学文件关键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义理性含义：（1）对政府运作评价（基于效率标准或基于公平标准）；（2）公众对政权接收程度（关键是依据公众参与政治程度加以测度）（Weatherford, 1992）。
　　本文对义理性讨论和上述多种见解略有不一样。我们认为，治国者义理性归根到底来自公民和官员对其拥护。更具体地说，义理性有两个起源：
　　1．义理性取得来自于公民普遍支持。韦伯曾经谈到，国家在公民中义理性可能来自三个基础：（1）领袖人物感召力；（2）拥有传统所认可统治地位；（3）由公民间理性契约给予统治权力。对应地，韦伯将统治分为三种纯粹类型，即卡里斯马型（charismatic ）统治，传统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本文认为，不管是在哪一个统治类型下，治国者如欲赢得公民义理性全部必需使公民普遍相信，在其治理之下，公民将取得最大收益或预期收益。公民个人收益之所以和国家统治相关是因为：首先，国家制订产权规则实际上为社会提供了激励机制，从而决定了公民从事寻利性活动主动性。其次，国家会直接向公民提供多种福利。通常而言，公民个人收益中第一部分是其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决议结果，而其收益中福利部分则是其在政治市场上参与集体行动取得。因为国家在争取公民义理性支持时直接面正确总是参与集体行动公民，所以国家为了提升义理性，更注意怎样满足公民对提升福利水平需求。 
　　2．义理性取得也来自于官员支持。正如韦伯所指出，法理型统治最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而官僚体系正是法理型统治基础。韦伯认为，人类社会处于一个不停理性化过程之中。在这个漫长路途中，官僚体系因为其在技术效率上优越性，逐步发展了起来，成为管理日益复杂社会行政工作不能不依靠一支力量。同时，官僚体系在不停壮大和膨胀起来以后，日益成为相对独立利益集团，并在政治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影响力。实际上，官员们不仅维持着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左右国家行政决议。这是因为：（1）通常而言，官员阶层在参与选择和任命治国者程序中比一般公民有更大影响力；（2）官员体系高度专业化使得其地位和作用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替换，这也增加了官员在和治国者博弈中讨价还价能力；（3）官员在分管不一样部门中，往往和其管理部门形成利益共同体。实际上，我们能够不太严格地假定官员总是某个利益集团代表，而政府政策最终常常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结果。
　　依据以上讨论，我们能够深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治国者目标函数中同时也包含着公民和官员效用，所以近似地讲，治国者出于自利追求义理性最大化，同时也是在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可做为整体利益国家利益最大化，或说，治国者和作为一个整体公民之间，和和官员阶层之间存在着“共容利益”。其二，所谓国家利益并非某种由个体利益加总得到社会福利函数，而是国家、公民和官员三方相互博弈结果。值得注意是，在国家和公民，国家和官员，和公民和官员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利益冲突，其中公民和官员利益冲突可能是最直接和突出。这种利益不一致使得国家在参与三方博弈时，能够在某个特定时期选择和不一样对手结成联盟，方便提升或最少维持其义理性水平。比如说，治国者能够经过打击腐败官员争取民心，或在公民力量分散所以极难形成集体行动时更注意依靠官员支持。
　　接下来，我们假定治国者关键经过组织生产一组公共产品取得义理性。对于这个假定需要做以下几点说明。第一，我们所说公共产品，是就其由国家组织生产和分配这一性质而言，和所谓纯粹公共产品意义有所不一样。纯粹公共产品是指在生产和消费方面满足不可分性、非拥挤性和非排她性产品。但实际上，国家所提供产品远远超出了纯粹公共产品范围。第二，国家提供最基础公共产品包含军队（对外防御）、法律和秩序（对内防御）、意识形态、对外部性问题管制（如环境保护）、宏观经济管理、货币稳定等等。不过，不一样时期和不一样体制国家提供公共产品集合并不完全重合，对集合中多种公共产品所给权重也并不相同。传统计划体制国家首要目标是实现增加率和充足就业，显然，这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目标函数就有很大不一样。第三，国家之所以能够经过提供公共产品取得义理性，首先是因为公民对公共产品存在需求，其次是因为提供公共产品是官员职责（治国者负责决议，官员负责生产，所以在治国者和官员之间形成了一个委托－代理关系），所以官员既得利益也是和公共产品生产挂钩。
　　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要受到财政预算约束。据此推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数量应该以不超出财政收入负担为极限。但实际上，公共产品生产数量却常常突破这一极限。这是因为治国者常常受到来自公民和官员双重压力，不得不增加公共产品产量。
　　首先，从公民角度来看，首先，公民期望取得更多公共产品数量，但其次，因为生产公共产品成本最终要由公民纳税支付，所以公民也关心公共产品生产成本最小化。这里问题在于，因为公民远离公共产品生产决议，所以她们对公共产品数量增加关心和对税收水平维持原状关心便被割裂开了。换言之，公民首先要求国家不增加税收，其次却要求国家不停增加公共产品产量。尤其是在民主社会中，个人利益能够经过公共领域表示。民主社会最初基础信念是公民在公共事务中有平等权利。但伴随民主通道打开，大家经过公共领域传达要求逐步扩展到社会福利各个方面，并演变成一场“争取应享权利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ntitlements）（丹尼尔·贝尔，中译本，1989）。收入分配超出了社会生产，这就引发了奥康纳所说“国家财政危机”，也是皮特斯和罗斯之所以担心“政府是否会破产”原因（O’Connor,1973;Peters and Rose, 1987）。
　　其次，从官员角度来看，伴随官员体系不停壮大，其生产公共产品效率却在逐步下降。在外部监督和激励机制方面，因为很多公共产品产量是难以“测量”，也因为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方面全部作为垄断者出现，所以引发治国者和公民监督官员体系困难，也使政府部门因缺乏竞争压力而效率低下。深入地，从内部监督激励机制来看，因为官员薪金和促进效率几乎毫无关系，所以官员本身缺乏动力追求效率促进。依据尼斯卡宁研究，官员追求目标包含：薪金、职务津贴、在公众中声誉、权力、任免权、机构产出、轻而易举地制造改变、轻而易举地从事行政管理，等等。她还强调指出，除了最终两项之外，官员追求其它目标均和预算规模有正相关关系（Niskanen，1971）。由此可见，官员出于本身利益考虑，倾向于提升公共产品产量，从而取得更多预算拨款，而这么做结果，常常使公共产品产量超出了社会最优需要量。
　　总而言之，国家目标函数是追求义理性最大化。为了维持和提升义理性，国家需要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因为生产和分配公共产品全部包含到国家财政预算，实际上，能够看出，财政预算就是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约束条件。公民出于本身利益更关心税收水平，亦即财政收入，官员出于本身利益更关心财政拨款，亦即财政支出。所以，在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约束条件中，包含着治国者、公民和官员之间博弈关系。
三、财政压力决定改革起因和路径　
（一）财政压力决定改革起因
　　回顾历史，我们发觉，几乎全部重大社会变革全部有着深刻财政压力背景：发生在中国古代宋、明两朝中期两次大变法，均肇始于财政长久亏空积弊（《宋史》；叶坦，1996；黄仁宇，1990）。17世纪英国经历了两次革命（1642年爆发由奥利佛·克伦威尔领导内战和1688年光荣革命），也全部和君主和议会财政权力之争相关（金德尔伯格，1991；Braun,1975）。偿债压力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直接起因，而且在整个18世纪后期，债务危机和由债务危机引发通货膨胀一直左右着动荡法国政局（Sargent and Velde，1995）。一战后德国由魏玛共和国一步步蜕变为专制政体，并最终使希特勒代表法西斯势力能够执政，是和其战后负担巨额战争赔款而引发国家财政几乎濒于破产直接相关（keynes，1919； ）。全部这些史实，似乎全部在支持同一个假说，即财政压力决定改革起因。
　　在我们看来，改革是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而国家主导改革初始动机，首先是为了提升或最少维持国家义理性水平。假如义理性水平能够保持不变，国家政策大致上也不会变动。不过我们将强调指出，在边界稳定社会中，伴随时间推移，国家义理性将逐步下降。这或可称为国家义理性投资边际酬劳递减规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因为上一节中提到公民对社会福利需求刚性，和官员扩大预算规模欲望，国家将不得不不停提升公共产品产量。这意味着，伴随时间推移，国家维持义理性难度越来越大；（2）在边界稳定社会里，伴随时间推移，将出现越来越多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在生产公共产品决议中起关键影响，其总趋势是降低生产效率和国民总收入（奥尔森，1982）；（3）伴随利益集团力量壮大，政治生活中分歧将会加剧，潜在竞争者增加，而国家义理性是和潜在竞争者数量成反比；（4）通常而言，由意识形态提供激励作用也会伴随时间推移递减。
　　和国家义理性投资边际酬劳递减规律紧密联络是瓦格纳定律，即从长久来看，国家财政支出展现出不停上升趋势。此现象最早由19世纪一位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提出。以后，经济学家深入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一假说有效性（Lewis and Martin, 1956; Oshima, 1957），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已经有解释关键可归纳为以下多个：（1）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尤其是“起飞”阶段需要大量公共资本形成（Musgrave,1969; Rostow,1971）；（2）公共消费品需求收入弹性可能大于1，所以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比率随人均收入上升而上升；（3）人口压力最少会影响到公共支出绝对规模增加；（4）财政支出一旦扩张（比如在战争等危机时期被迫提升税率，扩大开支），则危机过去以后支出仍然不会下降（Peacock and Wiseman, 1961）。我们认为，国家义理性投资边际酬劳递减规律和瓦格纳定律关系更为直接。因为国家义理性投资边际酬劳递减，则仅仅为了维持已经有义理性水平，国家就不得不不停提升财政支出。
　　义理性下降迫使国家不停提升财政支出。财政支出连续增加后果是引发财政收支缺口不停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率超出国民经济增加率。最终，出现了财政压力。财政压力使得国家无法再依靠原有政策维持义理性水平不变，或说，财政压力反过来会造成国家义理性深入下降。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国家开始寻求改革。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国家发动改革时候，其官员体系和意识形态总是仍然保持着相当稳定性。相对于财政而言，官员体系和意识形态之所以有更大稳定性是因为：（1）官员是原有体制下最关键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她们是政权稳固最大支持者，同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官员实际操作，所以通常情况下官员体系变动并不大；（2）意识形态建立需要很高沉淀成本（sunk cost），所以成熟意识形态会在较长时期内占据垄断地位，并伴随时间推移，变为深入人心复杂而普遍思想情感。所以，改革是在官员体系和意识形态基础稳定时自上而下变革；财政压力是在官员体系和意识形态相对稳定时改革动因。
　　国家寻求缓解财政压力自利行为改变了产权规则，产权规则又影响到经济绩效，所以，本文基础命题实际上说是：政治决定经济。一个在经济增加理论中一直被忽略关键现象是，经济增加或衰退常常是在一国范围内出现，这从某个侧面有利于说明我们见解。
（二）财政压力决定改革路径　
　　财政压力出现，对国家义理性提出了不容回避挑战。国家将被迫调整原有政治经济体制，以做出对应应战，这便是国家主导改革。当面对财政压力时，国家实际上有两种不一样对策。首先，既然公共产品产量过多是国家财政危机直接原因，那么面对财政压力，国家直接做出政策调整恐怕就是降低国家负担公共产品生产数量，以此节省财政支出。我们称之为“甩包袱”。必需指出是，国家“甩包袱”同时，总是伴伴随一些权利下放。国家之所以甘愿下放权利，是因为经过利弊权衡，认为这么做是合算。当然，国家也能够采取另一个对策，即更为努力地挖掘财政收入增加潜力。鉴于从旧经济部门中收取财政收入已几乎达成极限，则唯一能够有所作为就只能是向新兴部门征税。所以我们称之为“向新增财富征税”。
　　通常来讲，“甩包袱”和“向新增财富征税”实际上是改革过程中两个不一样阶段。国家在改革中选择不一样战略，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路径，也就是说，“甩包袱”和“向新增财富征税”这两个不一样阶段前后排序。以下我们试图证实，如欲取得改革成功，则这两个阶段前后次序是不可颠倒。具体地说，假如“甩包袱”在前，“向新增财富征税”在后，就能降低财政收支缺口，促进经济增加，并由此提升国家义理性；反之，假如“向新增财富征税”在前，“甩包袱”在后，则可能引发财政问题愈加恶化，同时会遏制经济增加动力，最终易造成国家义理性深入下降。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情况，即“甩包袱”在前，“向新增财富征税”在后。
　　依常情而论，国家主动降低其公共产品供给会引发义理性下降，但在财政压力相当迫切情况下，这种义理性下降可能是有限。在国家财政危机已经为公民了解，而国家仍然维持着自己统治稳定性条件下，公民会预期到在原有体制下寻求深入收入分配“寻租活动”收益是递减，期望国家能够提升福利水平甚至维持原有福利水平已经是此路不通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家在“甩包袱”时候常常能够给公民更多权利，所以公民会把更多资源投放到体制外寻利活动中。面对国家财政危机，官员反应要更为复杂：首先，官员直接拥护国家统治稳定性，不愿看到国家因为财政压力而破产局面，但其次，假如官员们全部预期国家财政破产是不可避免，那么她们会象挤兑银行那样争相“提出”原有体制下自己能够控制那部分国家财产，结果就果真促成了国家财政破产（Solnick，1996）。我们在此暂且排除后一个可能性发生。
　　“甩包袱”首先意味着国家要退出对经济活动控制和干预。首先，国家不再作为公共产品垄断供给者，其次，国家也不再负担分配公共产品责任，而是让公民作为消费者直接从新供给者那里直接购置，这便发明出了巨大市场和巨额利润。这些市场和赢利机会被释放出来以后，又会不停引致出新潜在市场和利润。于是，越来越多生产要素便有了可被组合和配置场所。
　　和此同时，“甩包袱”还意味着从旧体制中分离出去生产要素现在必需在竞争中自己求生存。假如我们认可经济增加动力来自创新活动，那么新兴部门在适应市场竞争过程中饰演正是创新者角色，它们逐步成长壮大，并成为经济增加关键源泉。新兴部门连续增加，而旧既得利益部门则相对停滞，最终，两个部门之间增加率差异会变成它们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所占份额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新兴部门适合充当转折时期国家财政收入新可靠起源。
　　最终，新兴组织出现可能是打破旧有“分利集团”一个有效措施（孙广振和张宇燕，1997）。奥尔森（1982）指出，在通常情况下，社会中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分歧加剧。在她提出消除分利集团诸种设想中，有两种和过渡经济最为适宜：奥尔森谈到，采取猛烈变动方法并促进经济高速增加（改革），或是从在封闭体系之外引入自由贸易（开放），全部能有利于减弱分利集团影响。由此可见，改革和开放一个关键作用就是在旧体制之外培育出了新兴组织，而经验研究表明，新兴组织形成垄断可能性要小得多。利用新兴组织打破“分利集团”，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兴组织在转轨时期可能会为国家提供新义理性支持。
　　再看相反情况，即先“向新兴财富征税”，再“甩包袱”。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即使可能取得较为稳定财政收入，临时缓解财政危机，但从长久来看，在没有遏制国家财政支出急剧增加条件下增加财政收入，无助于从根本上处理财政危机。更为严重问题在于，在向新兴财富征税同时，国家并不会对应地让渡权力或主动提供产权保护，新兴寻利集团在和“寻租集团”竞争中原来就已经处于劣势，而政府过分干预和高额征税对新兴组织壮大不啻釜底抽薪。结果，“寻租活动”日益猖獗而“寻利活动”逐步萎缩，经济增加将失去动力，国家亦将因无法处理财政危机而失掉相当义理性支持，最终结局可能是改革失败甚或政权倒台。
　　既然这种先“向新兴财富征税”后“甩包袱”改革路径几乎注定失败，为何在历史中却频频见到改革者重蹈覆辙呢？原因可能在于：（1）缺乏一个有效机制使治国者对未来收益给足够重视，或说，假如治国者对未来收益贴现率过低将造成政治上短视行为；（2）既得利益集团力量往往过于强大，给改革带来了阻力；（3）因为原有税收体制所限，或因为由体制创新到经济增加之间存在长达数年甚至十数年时滞问题，由新兴组织发明财富无法立即地转化为国家岁入，而财政危机迫切性可能使国家不得不放弃改革努力，而是用出卖特权方法换取短期内稳定财政收入。这种方法从短期来看可能富有成效，但其长久后果则是有害。因为用特权换岁入方法损害了产权安排公正和平等，而一个缺乏公正和平等产权制度会挫伤大家从事生产性活动主动性，并由此使经济萎顿。　
　　温习中外历史上改革经验，是为了寻求解释现代中国改革理论。在经过了一番初步、但仍然要算是很艰苦探讨以后，我们想在此文结尾处引申出相关中国改革一个命题。当然，这一命题在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个初步假说和猜想，但深入理论论证和经验分析恐怕就只能留待以后工作完成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建立计划体制，归根结底是为了帮助实现国家目标。这种体制在本质上是一个财政主导型体制。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财政关系变更贯穿一直。尤其是在传统体制后期，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处于财政担心局面，这可能是造成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直接原因。在这以后，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在财政压力面前步步后退，新兴经济组织逐步繁荣，国家和新兴组织之间较为稳定合作促进了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加奇迹。这是我们了解中国改革一条基础线索。　
　　注释：
解释中国改革进程，最少需要总结近20年来向市场经济过渡全过程，而且最好能够追溯到计划经济体制最初在中国确实立，讲述一个完整小说。在这个方面，中国学者已经作出了部分尝试。林毅夫等人（1994）对计划体制起源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解释。她们谈到，计划体制在中国确实立，是国家意志产物（或更具体地说，是国家追求赶超战略产物）。周其仁（1994）以建国以来中国农村产权结构变革为例，说明了有效产权能够经过社会多种力量和国家之间博弈产生。王绍光和胡鞍钢（1993）强调了财政汲取能力在国家能力中关键性，和财政压力对国家维持其正当性重大挑战。我们在分析国有企业一篇论文中（1996）也已经指出，财政困难是国家改革国有企业终极原因。
人口压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义理性影响尤为重大。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之间存在某种隐含“社会契约”，即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就业权利。比如Granick（1987）提出，在苏联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函数中，工作权利被放在最优先位置。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50年代已经指出，人口过多可能会成为中国一个大问题。她强调了两个方面：其一，人口过多会影响经济增加；其二，人口过多会增加对福利和就业需求压力（马寅初，1979）。给我们留下更深刻印象是陈云同志相关论著。
在公共财政和公共选择理论中，我们极少看到对财政压力和国家义理性这一重大问题讨论。马斯格雷夫仅把财政成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即市场经济对应（马斯格雷夫1969）。Wildavsky（1964）和Niskanen（1971）讨论了政治过程中国家预算形成及管理，但她们侧关键全部放在了对官僚行为方法考察上。Brennan和Buchanan（1980）强调课税权力要在立宪层次上讨论，但她们一直站在选民角度分析。O’Connor（1973）声称要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立场剖析财政危机对国家义理性影响。她见解在经济学之外（关键是政治学界）才引发较大反响。历史学家，或是经济学家在研究历史时候，则常常对财政问题表现出极大关注。保罗·肯尼迪（1988）在谈到西欧民族国家兴起时着重谈到由战争引发财政压力迫使国王们改弦易辙，图谋改革。Tilly（1975）等人对这个问题分析更为全方面和有说服力。金德尔伯格（1985）和诺斯（1981）全部谈到了面对财政压力，英、法等国不一样改革方法对其后长久经济增加和制度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8）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讨论财政和国家义理性之间关系。
在国王们努力争取缓解财政危机过程中，国家不停退出已往特权领域，发明了新兴财富新兴组织逐步取得了更多权利，这就是民主制起源。这似乎能够说明，民主制出现是治国者自利行为理性化和长久化制度努力（Olson, 1993）。同时这也有利于说明，制度变迁是一个由决议模型向博弈模型过渡过程。
读者不难发觉，以下讨论大致上是以近代民主政体为关键背景。不过，我们在研究中已经感到，以现有公共选择和政治学理论研究其它政体存在很多困难。我们对此有一个很深感受，即为了愈加好地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必需在已经有理论上有较大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能够说国家义理性来自其所实现公平和效率。近似地说，公民往往更重视公平标准，而官员则会从国家行政效率判定其义理性程度。
值得提出是：（1）一党制下官员体制和多党制下官员体制存在较大差异。在一党制下，还必需考虑意识形态和党纪对官员约束；（2）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它们身份是双重，也就是说，它们首先在一个较低层次上也部分地负担“治国者”一些责任（所以它们也关心本身某种义理性），其次，它们也包含在中国官员体系中（所以其一些行为会较多地符合官僚行为模型）。
1978年开始中国改革之所以先从农村开始，是国家选择重新结盟，寻求改革成本最小化结果。传统体制下存在社会组员等级制，城市居民是既得利益集团，其中包含国有企业工人和国家官员、干部。1978年改革先从农村入手，是因为甩包袱成本最小（因为农民原来从计划体制中取得利益就不多）。同时，国家向地方政府放权，以取得地方政府官员支持，这是寻求义理性增加最大化结果。农村改革一个意外收获是农村剩下劳动力释放，既减轻了国家负责就业潜在负担，又发明了主动新增加源泉。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利益亲密相关，深入促进了新兴部门繁荣，推进了向市场经济过渡。
因为计划体制国家和公民之间“社会契约”，国家有义务确保公民就业权利（最少是国有企业工人就业权利），所以充足就业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义理性最大化追求第一个目标。这个充足就业目标是靠用行政命令，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来实现。但做为对此赔偿，国家会给工人较高福利待遇。同时，因为计划体制国家在建国时基础上全部是落后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它们不惜选择重工业优先战略和粗放型经济增加方法，以追求较高增加率。为此，微观经营单位必需严格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生产目标是为了完成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社会主义国家追求这两种目标肯定结果就是计划体制确实立。就其运作方法来看，计划体制实质是财政主导型。
亨廷顿意味深长地写到，“改革者必需含有比革命者更高超政治技巧”，一个改革家“比起革命者来，她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变革路径、手段和时机上”。参见亨廷顿（1968）。不过，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重大决议，最少是在改革早期决议，更多情况下并非深谋远虑，而是权宜之计。
中国建国以后曾有过三次重大经济政策调整，分别发生在60年代初、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每一次重大改革，均是在出现财政危机以后发生。60年代初国民经济极度困难，但当初并未发生改革。因为当初大家普遍认为这次国民经济困难属于自然灾难和经验不足带来政策失误，社会主义国家义理性基础保持不变。政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临时性。不过这次临时性政策调整对以后1978年改革有很大影响。在1978年，主动改革省区绝大多数全部曾在60年代受灾严重。1978年改革最初方法大多也全部是沿用60年代经验。（凯恩，1988；） 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重大而深刻社会危机。其中至关关键是国家领导集团面临继承危机和领导能力危机。华“洋跃进”带来建国以后最严重财政危机，这造成了华路线失败。吸收华教训，邓改革关键以退出和放权为主。
在经历了最初经济跃进以后，传统体制弊端日益暴露：（1）经济增加过份依靠于国家直接投资不停注入，而且在粗放型经济增加方法下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最终肯定会碰到要素酬劳边际递减困境：为了维持原有增加率，所需追加注入资金量将成倍上涨。（2）传统体制造成产业结构扭曲、缺乏竞争和劳动激励不足，抑制了经济增加速度，引发国家收基础相对萎缩。（3）错误地实施人口政策使人口增加过猛，人口压力深入加重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