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优先战略下的增长路径探索与治理实践_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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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优先战略下的增长路径探索与治理实践*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内容提要:按“碳达峰”和“碳中和”的 3060 计划目标,中国绿色转型就是在强调绿色优先、增长为根本的前提下探索出中国绿色优先战略下的最优增长路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绿色转型除了绿色底色外更嵌含增长目标,如何在绿色发展战略下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降低绿色转型摩擦成本,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首先在 DICE 模型框架下使用中国最新数据对“双碳”约束下经济增长路径进行了模拟,结果显示 2030 年碳达峰前可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清洁发展目标,而 2030 年后无法同步实现经济增长与清洁发展目标,说明绿色转
2、型后半场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较高,导致绿色发展阻滞和总量福利下降。然后,本文基于中国转型实践的经验事实,从结构化视角下使用两部门绿色增长框架进行了模拟,研究发现通过绿色产业发展进行“正资本”投资与碳减排的“负资本”投资进行对冲,形成一个正资本推动增长的新路径并逐步替代碳排放产业转型的叠加增长路径,才能平稳顺利实现绿色转型目标。文章最后对中国绿色发展和转型的治理实践进行了概括和总结,目前而言中国特色的数量激励政策是绿色转型发展的动力,但长期看价格激励仍然有效,探索建立市场化的碳排放定价机制任重道远。关键词:绿色发展战略总量模型结构模型治理实践*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负责人张平、刘霞辉、张自然。本文执
3、笔人张鹏、张平、张自然、薛村,电子信箱:jjs zhangpeng cass org cn。参加讨论的人员有黄群慧、刘霞辉、赵志君、仲继银、常欣、王宏淼、吴延兵、汤铎铎、张磊、李江涛、付敏杰、郭路、张小溪、陆明涛、楠玉、陆江源、张晓奇、施美程、胡雷、郑燕巧、张红霞、何竞、马原。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建议。文责自负。一、引言随着各国对气候变化的临界点效应和潜在气候灾害的认识加深,以碳排放治理为中心的绿色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新的发展强调绿色为优先,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突出了从更广义和更深刻角度理解人类发展的福祉,突破了单一增长视角强调人类福祉的短期性、功利性和不可持续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4、家和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力争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2021 年是中国全面开启绿色转型的元年,按“碳达峰”和“碳中和”的3060 计划目标,中国绿色转型需要一个四十年的转型。绿色转型开启之年遭遇了“拉闸限电”的能源市场摩擦问题,2022 年由乌克兰危机所致全球能源冲击再次给中国的绿色发展转型提醒: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加大、加速可再生能源和电气化的发展,以增量加快替换存量,探索中国绿色发展战略下的增长路径;另一方面中国亟需加快电力市场改革,推动中国绿色转型的新治理实践,避免一刀切式的能源和碳排
5、放管理方式,按“先立后破”的方式有序推进转型,降低转型摩擦。从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发电量份额稳步提高,但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份额增长更快(图 1),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占比在2021 年达到创纪录的74.3%(图2),意味着中国新增能源项目主要由可再生能源构成,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占比会越来越高。此外,可再生能源产业化的代表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引领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因此,从722022 年第 9 期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两大绿色龙头产业进入到全面对原有产业替代阶段,补贴激励逐渐结束,开始进入资本
6、驱动增长阶段。中国需要从增长实践和转型摩擦中获得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绿色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之路,推进中国治理现代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图 1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份额图 2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份额资料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署,https:/www irena org/Statistics。从历史角度看,绿色发展发轫于 1972 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 所做的系统研究,阐述了自然资源线性增长和有限供给与经济非线性增长矛盾性,化石能源耗竭性需要系统思考增长的前景。但随着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逐渐意识到真正影响增长和人类福祉的既有资源耗竭性,也有开发使用过
7、程的负外部性,即日益增长和累积的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将引致极端气候发生概率大大增长,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害。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德豪斯开创性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逐步厘清了碳排放负外部性所带来的损害函数与经济增长总量的相关性,从总量视角完成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其开发的各版本DICE 模型框架业已成为学界和 IPCC 研究的重要参考。后期研究围绕损害设定、气候变化的实证证据展开,丰富了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的经验认识(Golosov et al,2014;Dietz Stern,2015;Cai Lontzek,2019)。国内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成果主要还
8、是围绕如巴黎协定等外生政策干预目标,研究为实现既定气候变化目标而导致的经济各变量变动路径,讨论不同情景下路径差异和政策干扰的潜在损失和收益(清华大学,2020;Duan et al,2021;潘家华,2021;林伯强,2022)。上述研究主要基于总量增长视角讨论绿色发展,对不同发展阶段下绿色转型中的经济结构转变和治理分析较少,一方面,无论是治理投入和还是气候损害函数本质上都是经济增长减量化操作,通过嵌入对气候变化“负资本”的投资来获取长期加权总福利(效用)上升,但对加总生产函数都是消抵项,对通过“绿色”资本增加获得增长动力有所忽略;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非常强调“把碳价格搞对”(布兰查德和梯若尔
9、,2021),认为碳排放价格虽然不受欢迎,但却是总体方案的关键环节。但从全球实践看,碳排放价格依然较低且激励作用明显不足。中国在治理实践中是通过“产业激励”而不是“做对价格”,“先立后破”的绿色转型战略在 2022 年全球能源波动中起到了积极稳定的效果,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高速发展也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张平,2022;张自然等,2022)。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实现 2060 碳中和目标,还是实现本世纪中叶的经济前景目标,都需要基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进行探讨,气候变化治理的减量化操作需要从结构视角找到推动增长的潜在落脚点,才能完成绿色转型和增长提高双重任务。首先,DICE 为代
10、表的总量模型揭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总量转型目标和路径,但其背后有着不同增长路径和转型治理模式。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核心任务仍是通过资本投资扩大绿色产业增长,积极对传统高碳产业进行吸收82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绿色优先战略下的增长路径探索与治理实践的结构转变和转型,仅仅通过碳价格手段无法达到增长与转型相统一目标,对中国而言增长总量问题要与结构和治理关联起来进行分析;其次,从发展阶段看,发达经济体的高碳排放产业大多已经转移到国外,全面转向碳中和阶段。而新兴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碳达峰和碳中和并进性发展,绿色转型与产业升级需要高度关联,总量分析难以解决新兴经济体的问题。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论、路径
11、、治理和政策都需要作出差异化的安排,而加入结构因素可以规避总量下降矛盾,有助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在绿色转型中发展和绿色兼得。基于此,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基础上,基于最新数据对中国绿色转型的总量路径进行了研究,并在结构化视角下讨论了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高碳产业向低碳或零碳产业转型所带来的第二增长曲线的开启前景,回答了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如何在绿色发展战略下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降低绿色转型摩擦成本。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系统回顾了绿色增长方面国内外经典文献,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第三部分为中国绿色转型总量路径分析,基于 Nordhaus 最新版本 DICE 模型框架
12、,使用最新中国数据模拟了在双碳 3060 指引下中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路径,得出了总量框架下无法实现绿色优先和增长根本的双重任务;第四部分为结构视角下绿色增长理论分析,在加入能源转型及产业转型的两部门模型中分析了绿色增长前景,能源绿色转型和产业低碳转型弥补了绿色转型阻滞成本,实现了绿色优先和增长根本的双重目标;第五部分以中国的治理实践诠释中国绿色转型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经济增长离不开能源投入。从人类发展历程看,能源演变形态与经济发展阶段特征息息相关,工业革命前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增长对能源的摄入要求较低,通过自然可再生资源系统便可满足经济社会所需。工业革命后大规模不可再生化
13、石能源使用不仅使人类社会主导能源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也客观上主导了经济增长大幅跃迁和社会福利巨幅增进。但由于化石能源可耗竭特征,工业革命后近两百年的能源高强度投入便可能转化为能源约束,罗马俱乐部早在 1970 年代就提出“增长的极限”预测(Meadows et al,1972),并于 1992 年又出版超越极限,对全球潜在的资源危机发出警告。但从现实层面看,Nordhaus(1992)和 Popp(2002)编制的能源实际价格指数都反映了实际能源价格并没有随着不断临近可耗竭储量而出现上升,而是反映在长期趋势不断下降(Smith,1979;Berck oberts,1996)。这虽然有开采技术进步
14、等因素,但不可否认“增长的极限”所预测的悲观情形并没有出现。从理论层面看,Nordhaus(1974)指出资源储量与最终可采量完全不同,测算最终可采量后发现其并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Hartwick(1977)认为虽然开采不可再生能源会导致储量减少,但也会转化可重复使用的资本品,换言之后世可以依靠前世生产的资本品来突破能源约束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从技术进步视角看,ausser(1974)指出通过干中学可以提高开采技术从而延长不可再生资源开采量,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使用效率或寻得更加多元化的替代能源,“引致创新”是经济突破能源瓶颈约束的重要来源(Acemoglu et al,2012;Sc
15、hwerhof Stuermer,2015)。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可再生能源有限性瓶颈并不构成经济长期增长的约束,真正对经济可持续增长造成潜在威胁的是使用化石能源的外部性问题,即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在风险与治理等。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人类活动加剧温室气体排放并可能导致气候变化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或环境科学领域的分析(Agrawala,1998)。由于人类活动必然涉及经济个体决策及相互作用机制,因此仅仅从环境、生态系统探讨温室气体排放是玉中有瑕的,只有将人类经济活动纳入系统分析才能根本上破解温室气体来源、危害及随之而来的治理难题。首次将经济学分析方法纳入
16、视野的是 Nordhaus(1991),他使用边际收益分析方法对减少温室气体排922022 年第 9 期放的政策成本和收益进行研究,探讨了不同政策及组合减排的成本及有效性,其提出的一系列开创性思想与方法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譬如碳排放社会成本、损害函数、时间折现率等都是后来将气候变化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的重要参考。Nordhaus(1992)在此基础上构建 DICE(dynamic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DICE)模型,该模型通过把经济学、碳循环和气候变化糅合于新古典增长分析框架,能够分析评估各种情景下减缓温室效应危害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的社会成本与收益。Nord
17、haus Yang(1996)在 DICE 模型基础上开发了可以用来评估区域气候变化的动态经济学模型(regional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ICE),进一步将世界分成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等十个国家与地区,使得模型不仅可以分析国家层面气候干预政策,还可以分析诸如京都议定书等国际间气候战略合作。多年来,Nordhaus et al(2007,2013,2018)对两个模型不断更新,以更加适应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路径,更适合作为气候变化治理的综合评估模型。总体而言,DICE 和 ICE 建模思路基本相同,其主要差异体现在能源和生产的处理方面(例如 ICE 将能源投
18、入作为中间品处理进入生产函数,而 DICE 生产中没有将能源作为中间品),然而却能够在经济学最优化效用假设下,从个人资源配置角度讨论,今日消费和自然资本投资两者取舍之间对未来效用进而总效用的决策抉择,研究各类气候变化干预政策如何影响长期增长、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的损害。应当说由于 Nordhaus 分析采取的是自下而上(Bottom-up)分析方法,从经济主体最优化角度出发,使得模型能够弥合之前纯粹自然科学的缺失,兼顾了经济主体面对气候变化的自适应特征和政策干预对于纠偏气候变化风险的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DICE 后续的版本中还包含了一种可以取代所有化石燃料的支撑技术(backstop te
19、chnology),其价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下降,这对研究能源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Nordhaus 等发展的 DICE 模型仅仅是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并嵌入气候变化模块的一般均衡模型,其在应对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建模方面具有较大的局限(Pindyck,2013)。为此,很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完善,以更好地捕捉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因素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厚尾”影响。Crost Traeger(2014)和 Jensen Traeger(2014)主要考虑了经济增长和损害函数的不确定性,而对于气温变化的随机性没有涉及。Ackerman et al(2013)引入气候敏感性参数的不确定性,表明风险厌
20、恶系数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小于跨期替代弹性系数。Dietz Stern(2015)突出技术进步内生化、损害函数凸性以及气候变化的复杂性,结果显示,在考虑上述不确定性下模拟得出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负反馈影响比标准 DICE 模型要大。Ploeg Zeeuw(2018)将灾害冲击引入新古典增长框架得出气候灾害不确定性对经济临界点(tipping point)预测具有重要的作用。Cai Lontzek(2019)将气候变化过程作为随机过程纳入模型,最大限度地估算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发现不确定性越大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就越大。Bremer Ploeg(2021)使用扰动法发现
21、气候敏感性和损害函数的分布、偏度和动态等因素都会对气候变化不确定性产生干扰,从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异质性影响。正如上文 DICE 模型和各类此模型变体的分析那样,气候变化自身不确定性和衍生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也是多维度的。从根本上讲只有消除导致气候变迁的因素,即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产生的碳排放才是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的决定因素。因此,只有大力推进能源转型,将能源从传统产生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转化为绿色、清洁能源,才能兼顾降低气候变化风险和促进经济增长相统一。Tahvonen Salo(2001)指出考虑技术进步效应将会使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持续降低、可再生能源占比持续上升,总产出也会不
22、断增长。Lopez et al(2007)和 Breschger Smulders(2012)认为不可再生能源的稀缺性反而会促进技术进步,迭代产生高效率的现代部门,从而实现能源约束与经济增长相统一。Greiner et al(2014)基于新古典增长框架分析了能源转型对经济增长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适当的政府政策干预是实现能源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但03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绿色优先战略下的增长路径探索与治理实践Acemoglu et al(2016)也指出向清洁模式发展并不顺坦,尽管碳税和补贴可以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转型程度较为缓慢并会付出较高的福利成本。Doytch Narayan(2
23、021)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的增长促进了现代高技术部门的崛起,可再生能源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性主要发生在高收入国家,而互补性主要发生在中等收入国家,因此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国际上另一支文献主要集中于碳排放的社会治理成本(social costs of carbon emissions,SCC)方面,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变量即为折现率的选择。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政策制定者应该以何种社会折现率来评估未来存在争议(Sen,1982),折现率的差异是影响碳排放价格的关键变量,它在科学地估算碳排放价格以及后续的气候变化政策制定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关于气候变化政策中的合适折现率是什么,学术界存
24、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市场派和伦理派。Nordhaus(2008)采用了每年 1.5%的效用折现率,Stern(2007)选择跨期替代弹性为 1 以及非常小的效用折现率(每年为0.1%,相当于陨石毁灭地球的风险)。Nordhaus 偏好市场折现率得到较低的 SCC,而 Stern 在折现率上的道德偏好导致了更高的 SCC。后续的研究为了调和市场派和伦理派方法上的对立,对私人部门和政府使用两种不同的折现率(Barrage,2018;Ploeg ezai,2021)。除了上述观点外,Weitzman(2013)提出了一种计算长期投资社会折现率的方法,当项目回报与消费或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协变时,称为“尾
25、部对冲折现”。此外,除了折现率,经济和气候系统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也会推高 SCC(Hambel et al,2017;Bremer Ploeg,2021)。事实上,损伤函数凸性也可以放大随机冲击对 SCC 的影响(Bremer Ploeg,2021)。从国内研究看,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2020)基于多部门的气候变化评估模型(IAM)并设定四种情景对中国至本世纪中叶绿色转型和长期经济增长进行了模拟分析,指出经济发展与绿色转型兼顾目标下减排路径、能源支撑技术发展趋势及绿色转型约束下经济成本与代价。Duan et al(2021)分析了巴黎协定所规定的将地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 1.5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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