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罪感意识比较.ppt

,*,无忧,PPT,整理发布,*,中西方罪感意识比较,中国罪感意识分析,西方罪感意识分析,中西方罪感意识比较,中国罪感意识分析,中华民族的文化主流是高扬人的价值。从源头上说，人是从那里来的？细分有不同的说法，但作为我们主流文化的回答是十分清晰的，也是十分肯定的，这就是“天生人”或“天生民”。天地是万物之源，而在万物之中人是最贵重的，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我们先哲虽然大讲天人合一，但在实践上更重视“制天命而用之”。这句话是荀子提出的，但在其前，墨子已经讲过人可以通过劳动（他的用语是“力”）从自然中获取和创造自己需要的物品。墨子还深刻地提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劳动创造物品，禽兽仅靠自然物生存。汉代的董仲舒也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中国罪感意识分析,宋儒邵雍也说：“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之二,）总之，从天生万物与人为万物之灵的观点看，在中国主流文化中，人是天地的骄子，没有天生的原罪意识。,中国罪感意识分析,但进到社会领域，情况就发生了天上地下的差别。在有关社会关系的主流文化与观念中，只有帝王是“天子”、是最尊贵的。帝王之下的臣民绝对不能称天子，有敢于称天子者，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取而代之果真当上了天子；二是被杀头。在正常的情况下，臣民们在天子面前都是卑贱者，并形成了普遍性的罪感意识。就是说，在君主面前，一般而言，臣民都是天生的孽种、是君主的负债者、是谬误的载体、是有罪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原罪”意识。,自我愚昧化是自我错误感的起点，那么臣下的“自罪”则是责任的自我判定。面对着君主，臣下首先是一个负罪者，不管你说什么或做什么，大抵都要先表示自罪。“待罪”一词成为官僚们任职的形容词或代称，足以说明臣下的罪感意识的深重。宰相位极人臣，但常自称“待罪宰相”，其下者更不待言，如臣被任命带兵，则自称“待罪行间”。许多官僚常常泛称自己的任职为“待罪”。我们的先辈为什么要创造出“待罪”这样一个词？这中固然有谦称的含义，我想根源是主臣关系体制的产物。别的不说，在古老的传统里，功要归君，罪要归臣。为臣的义务之一就是时时刻刻要维护君主声誉，处处事事“不忘增其名”。墨子有句名言：“有善美则归之于主，而所怨谤在下。”又说：“宁乐在君，忧戚在臣。”（,墨子,尚同中,）战国时期魏国著名将领乐羊一次邀功，被魏文侯拒绝，他立即改口说：“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战国策,秦策二,）韩非说：“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礼记,祭义,说：“诸侯有善，归诸天子。”至迟在战国时期已形成一种公认的臣德，即忠臣要“令谤在己，誉在上”，臣下“不洁其名”。就是说，忠臣要替君主受过，不为自己辩白。臣子的责任和义务之一是“为君隐恶”。,中国罪感意识分析,臣下的罪感意识与忠孝观念的绝对化也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由尊卑、贵贱、长幼构筑，相应的观念是尊尊、长长、亲亲，忠孝观念则是集中的体现。孝观念主要是维护亲亲，忠观念是维护尊尊。在发展中，忠孝逐渐一体化，移孝于忠，到了战国后期，忠的观念上升，秦汉以后，忠更重于孝。如果忠孝发生矛盾，孝要服从忠，即所谓大义灭亲。忠孝一体化与家国一体化是相匹配的。忠孝对维持社会与家庭秩序都有其积极意义，比如孝道中对父母的敬、养，忠对社会公共理性的恪守与尽职等，在历史上与现实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历史上的忠孝都具有绝对化的内容，比如孝道的极致是孔夫子说的“无违”；忠的极致是“危身奉上”、“专心事于主”。忠孝的最高精神是“顺”，顺的初层是服从，进而到盲从，一切都听“上”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最高的是献身致死，即“尽忠报劳以致死”，“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忠孝培养的是对权威的绝对崇拜，这种崇拜是以臣民的绝对服从与自罪为基础的。反过来说，没有臣民的绝对服从和罪感意识，绝对的权威主义是难于建立起来，也难于实行。,中国罪感意识分析,西方罪感意识分析,但是明白了自身罪孽的深重，并不能感化上帝，消弭“罪感”，关键所为在于具备了复归上帝的“禀赋”。上帝是个参照系，我们知道她（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性别？）是完美无缺的，因此落到实在的具体行为就是爱、爱、再爱，无限制的以上帝为崇高的榜样（当然，这种榜样只能是人类无限的趋同但永远无法企及）。为什么言及爱？因为罪的存在已然是事实，这是无法一笔勾销的，所能做的只能是加倍的补救。正如我伤害了一个人，我已无法倒拨时钟来改变历史，怎么获许她的谅解，那只有加倍的对她好，让伤害在洪水般的爱意面前变得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推及至上帝面前，就是爱，爱上帝，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亲朋好友，爱人类，用全部的生命涌出爱的力量。,西方罪感意识比较,中西方的罪感意识的差别表现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异，这两种文化的差异是中西方罪感意识差别的体现。,所谓“罪感文化”，就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从这个定义上来理解，意思就是在“罪感文化”社会中，人如果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就会感到是有罪的。这一点，与我们惯常所认为的“天主教”中的“人生来是有罪”的说法略有不同。但也还是能够从“罪感文化”的定义中得到解释，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一开始便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听信了蛇的谗言，偷吃了禁果，犯下了罪恶，并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中西方罪感意识比较,所谓“耻感文化”是海内外学者对我们东方文化的一种概括，这个概括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儒家文化而作的。它的提出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的顾名思义，所谓耻感文化便是注重廉耻的一种文化心态。特征是这种文化中的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议论。故其行为将被以诸多的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支配，即具有“耻感文化”特征的多由别左右着自己的行动。从另一个层面讲，在耻感文化下培育出的像极了工业生产中从流线下来的一件件大同小异的产品，缺乏自己的个主张，更多的心态是一种随大流、少数服从多数,.,中的道德观念中在关于耻辱方面有较强的社会倾向。如果大多数觉得这是对的，那么即使你自己坚信这是错的，为了自己的“廉耻”，也多半会随声附和：“这是对的。”即真正的耻感文化是靠外部的约束力来实现的，一旦失去了外部约束力，或外部约束力发生改变，那么便必然会导致众多的社会畸形。,中西方罪感意识比较,中西罪恶观的差异在于，中国文化对于罪恶的理解并不超越此世范围，一般认为罪恶是社会现象，可以通过人的罪恶修养和正义行动加以克服和消除。这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中国文化不刻意渲染人生的悲剧感，而倾向于用肯定积极的情感色彩解释人生。而眺望西方文化时，我们常常会在惊心动魄的奇迹，神秘狂热的气氛中感受到一种厚重的自责和自问，体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悔恨和遗憾，这种复杂的精神气质即为“罪感意识”。它孕育于西方宗教文化之下，是面向彼岸世界的人们对自己有限的存在所感动的惊恐与畏惧的情感深化，它强化了西方人对自身存在的悲剧性体验，是西方悲剧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我们所说的托尔斯泰的罪感意识便是西方罪感意识的一个典型表现。托尔斯泰晚年离家出走，就是这种罪感意识上升到一定程度，其所做的赎罪行为。在其著作安娜 卡列尼娜中，这种罪感意识也有非常深入的体现。,当然对于托尔斯泰的罪感意识，也有这样的评论,”,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来说，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对于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托尔斯泰的罪感意识,托尔斯泰在写完了,复活,以后，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个问题始终令他十分困扰，因为他总也解决不了。这就是他罪恶感和忏悔意识的来源。在考察平民百姓的艰难困苦时，他总是认为自己对这种困苦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面对社会的悲惨世界，发出了“谁之罪”的质询时，其实也是在询问自己，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一个。但是他在饥寒交迫的底层人民面前，没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悲天悯人的高姿态，相反，由于被“自己有罪”的念头所折磨而显出卑微与恐惧，忏悔不已。,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写道：“托尔斯泰的呐喊是那种处在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不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的幸福。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痛苦中，他是个纯粹的俄罗斯人。”可见托尔斯泰的罪感不是个人现象，他是俄罗斯民族所拥有精神的一个代表。当然这种罪感意识不可能存在于所有人的思想中，但是对于俄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罪感意识，其意义也就相当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他们都是致力于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