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冰心问题小说《超人》.doc

评冰心的《超人》

《超人》写于五四运动落潮期，发表在1921年4月份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上。这一时期北京的社会状况，用鲁迅的话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新青年》和《新潮》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O至一九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这个时期，青年们曾经的那些昂扬的激情已经消退，热烈的运动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虚空的苦闷，许多青年从乐观救世急遽地变为悲观恨世，从悲观恨世再跌入厌世自戕的灭顶之灾，于是“自杀者日众”成为了当时常见的怵目惊心的现象。有的青年洁问道:“这样纷乱的国家，这样黑暗的社会，这样萎靡的人心，难道青年除了自杀之外，还有别的路可走么?”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冰心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非常敏感，在北京这个“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上，她的责任在于唤起这类青年的“新的活力”。《超人》及其主人公何彬的创造，就基于这一目的。这也是冰心在“人生派”的大旗下，积极为人生的表现。
《超人》在当时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赞扬推崇者以矛盾为代表，作为第一个读者兼编者的他，曾化名“冬芬女士”在小说末尾附加《冬芬附注》，说“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矛盾的话体现出相当一部分人对《超人》的观点——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动人力量。与之相对的则是成仿吾，他在《评冰心女士的<超人>》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对《超人》一文的批评，指出小说的诸多问题。我个人较为认同成仿吾的观点，在这里就详细说明我对《超人》这篇小说的看法。
一，冰心对真正解决青年的烦闷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成熟。冰心自己说道：“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何况旧社会旧家庭里，许多真情实事，还有比我所说的悲惨到十倍的呢。” 冰心.《记事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冰心本意是想要起到“医治社会”的作用，然而有人却说:“冰心女士不是位医院的大夫,只是一位看护妇” 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上海书店影印，1985.
,给予病人只是一些暂时缓解痛苦却不能救人于根本的慰安。而且,由于她专注于心灵世界的探索,主人公思想的转变并非由于现实社会的影响,而是借一点点现实的契因,主要是在主人公自己的思索中完成的。“超人”何彬即是“听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便顿悟了人生。并且，促使何彬顿悟的人竟是由一个十二岁的禄儿完成的，如此深奥的哲理由不谙世事的孩童道出，似乎是不符合其身份的。
二，过分注重思想观念的宣泄而忽视对小说技巧运用。冰心急于把自己的思想加在笔下的人物身上,而不是让人物自然流露自己的思想，这种席勒式的书写使人物失去了自己,仅仅是作者笔下一个傀儡,既扁又平。在《超人》中，人物的动作描写是缺失的，冰心思想的表达并没有通过对人物的行为动作的描写徐徐地暗示，而是将高深的思想借由平常人之口直接传达出来，不免给人以简单说教之感。正如成仿吾在《评冰心女士的〈超人〉》一文中所指出的:“她的作品一个共通的大缺点,就是“都有几分被抽象的记述胀坏了模样”,作者认为这是她“偏重想象而不重观察的结果。”
三，冰心“爱的哲学”的牵强与幼稚。小说的题目《超人》是很新奇，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冰心笔下的“超人”何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冷”:心肠是冷的，住房冷的，眼光也是冷的。
与冰心同在文学研究会的李石岑认为:“尼采以为怜悯是超人的大禁物。超人是尽量以‘冷酷’二字对待人类的。‘我的兄弟们!你们不曾发现我所宣传的新法则么?新法则就是冷酷。’这是尼采鞭策人类的金言。因为凡是价值的创造者没有不冷酷的。” 金惠敏编.《评说“超人”:尼采在中国的百年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非常明显，冰心笔下的“超人”何彬完全合乎李石岑所描述的“超人”性格与形象。但是，“冷酷者”何彬并不是尼采本人对“超人”的设想。尼采曾明确地称“超人”是一种理想、一个幻影或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征，他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超人”是“我的沉睡在石头里的一个影像，是我的一切图像中最美的图像”，是“万物中最宁静、最轻盈者”，是“一个影子”。由此可知，冰心笔下的何彬，与其说是“超人”，不如说是读了几句尼采的话就生搬硬套的悲观厌世者。实际上，冰心小说《超人》的主题是以基督教“爱的哲学”来反对尼采的“超人”哲学。“爱的哲学”是冰心的“问题小说”中用以治疗青年的精神危机的灵丹妙药。冰心从童年到青年时代一直得到丰厚的母爱抚慰，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和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又饱受基督教博爱思想的熏陶，这些经历使她认为世界的真理就是甚至只有“爱”。其实，这种“爱的哲学”如果不比尼采“超人”学说更虚幻，至少跟尼采的“超人”学说一样过于理想化。冰心为了反驳尼采“超人”思想而强行推出“爱的哲学”，反而使这篇小说显得牵强与幼稚。夏志清曾经这样评价包括《超人》在内的冰心的“问题小说”:“这些小说充满了对月亮、星星和母爱如醉如痴的礼赞，是不折不扣的滥用感情之作。”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也就是说，塞进不该塞的“哲理”，所以成了“抽象的记述”；盲目的歌颂“爱”的力量，所以成了“滥用感情之作”。
1921年，距今已整整90年，当我们以新时代的视角重新审视《超人》这篇问题小说时，不禁要对冰心表示深深的敬意,为她解救社会的热情,为她探索人生的执著,为她对待文学与人生的严正的态度。然而，她的这一类问题小说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讳饰，小说中表现出的思想幼稚与创作技巧不成熟也是需要我们讨论和批评的。

注释：